《身体从未忘记》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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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调和波长:依恋和情绪调谐

恢复能力的根源……在于感到自己在一个充满爱、和谐和冷静沉着的人心中:被牵挂,被理解。

——戴安娜·福沙(Diana Fosha)

马萨诸塞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医院满是令人头痛的小孩。他们都是些不能安安静静坐下、总是要骚扰其他孩子甚至医护人员的“野生动物”。他们会跑向你、抱住你,然后跑掉、被吓呆,然后继续。其中有些会强迫性地手淫;有的会对物品、宠物甚至他们自己排便。他们都渴望得到爱护,但又充满了愤怒和对抗。小女孩可能会特别顺从。无论是那些特别反叛还是特别黏人的那些小孩,他们中没有一个和同龄人一样玩耍和探索。他们中有的人几乎不能建立自我——他们甚至不能在镜子中认出自己。

在那时,除了我的两个学龄前孩子,我对孩子知之甚少。但我很幸运,我的同事妮娜·菲舍·莫瑞(Nina Fish Murray)在日内瓦与皮亚杰学习过,而且自己养育了五个孩子。皮亚杰基于他对儿童和他自己的孩子细致入微的直接观察,发展了他的儿童发展理论;而妮娜把这一观察精神带到了马萨诸塞精神卫生中心儿童医院。

妮娜与前任哈佛心理学系主任,也是人格理论的先驱者之一亨利·莫瑞(Henry Murray)结了婚。她不断地鼓励一切年轻的系里成员分享她的兴趣。她对于我的退伍士兵的故事非常感兴趣,因为这让她想起她在波士顿公立学校里遇见过的那些问题儿童。妮娜的特殊地位与个人魅力让我们得以进入儿童医院,虽然这里的儿童精神科医生对创伤一点兴趣都没有。

亨利·莫瑞也因为设计了被广泛使用的主题统觉测试(TAT)而格外著名。TAT测试是一种投射测试,它使用一系列卡片来探索人们如何用内在现实来理解外在世界。不像我们在退伍士兵身上用的罗夏测试,TAT卡片客观地描述了一个场景,但这个场景是模棱两可的,甚至是有些困扰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忧郁地对视着,一个男孩看着一个坏掉的小提琴。被试会被要求叙述这些图片中正在发生什么、可能发生过什么和即将发生的故事。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叙述会立即反映出他们担忧的事情。

妮娜和我决定用医院休息室里的杂志创造一系列适合孩子用的主题卡片。我们的第一个研究比较了12个6~11岁来求诊的小孩,和一组从附近学校中找来的、在年龄、种族、智商和家庭构成都尽量类似的小孩1。我们的病人组唯一的特征就是,他们被家人虐待。这里面包括一个身上带着严重瘀青、反复被母亲殴打的小男孩;一个从4岁起就被他父亲虐待的小女孩;两个总是被捆绑在椅子上反复鞭打的小男孩;以及一个小女孩,5岁的时候目睹她的妓女母亲被强暴、肢解、烧毁、最后被扔在车子的后备厢里。她也许也被她母亲的皮条客侵犯过。

而我们控制组里的孩子都生活在波士顿的一个贫民区,那里经常发生可怕的暴力事件。当实验开始时,一个小男孩在学校里往他的同学身上洒汽油然后点燃了。另一个小男孩因为和他的父亲及朋友一起走去学校时被困在了一场枪战中,他腹股沟中弹,而他的朋友被杀。在这种高基线的暴力水平下,他们对于卡片的回应会与医院里的小孩产生区别吗?

其中一张卡片呈现了一个家庭场景:两个微笑着的小孩看着父亲修理骑车。每一个小孩一看到这张图都表示躺在汽车下面的男人处在危险中。控制组的小孩描述了一个相对良善的故事结局:车子修好了,爸爸大概会带小孩去麦当劳;而受创伤的小孩通常都会讲出可怕的故事。一个小女孩说,图上的小女孩几乎被爸爸用锤子敲碎了脑袋。一个9岁、被严重躯体虐待的小男孩说了一个故事,详细描述了图中的小男孩如何踢开车子的千斤顶,这样车子就会砸在父亲身上,他的血溅满整个车库。

在他们描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的病人变得非常兴奋、混乱。我们不得不在继续下一张图片之前花费大量的时间在饮水机旁,或者出去散步。难怪他们几乎都被诊断为ADHD(注意力缺陷障碍,伴多动),而且都在接受派甲酯(又称利他林)的治疗——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药物似乎完全不能缓解他们的兴奋。

这些备受虐待的小孩也不约而同地对一张无害的、一个孕妇在窗前的剪影图片做出类似回应。当我们把这张图给一个在4岁时被性虐待的7岁小女孩看时,她反复地说起阴茎和阴道,而且反复问妮娜诸如“你和几个人性交过”这种问题。正如其他几个受过性虐待的小女孩,她变得焦虑不安,以至于我们要暂停实验。一个7岁的、在控制组中的小女孩感到了这幅图中伤感的情绪:她的故事是有关一个寡妇,看着窗外,思念着她的丈夫。但在结尾,这个妇人找到了一个充满爱的男人,成为她孩子的好父亲。

从一张又一张的卡片中,我们发现,这些没有被虐待的小孩虽然对图片中令人不安的部分十分敏感,但他们基本上仍然相信世界是善良的;他们在想象中可以逃脱一些恶劣的情形。他们似乎在家中感到安全和被保护。他们也觉得他们至少被其中一个家长爱着,而这些爱让他们对学校和学习产生极大的热情。

而在医院中的小孩,他们的回应令人担忧。即使是最纯洁的图像都会引发他们强烈的危机感、攻击性、性冲动,或恐怖。我们在选择这些图片的时候不是根据某些敏感的人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的信息——这些图片仅仅表现了最普通的日常生活。这只能说明,对于受到创伤的小孩来说,这个世界危机四伏。既然,对于他们来说,在最无害的情景中也只能想象到最灾难性的后果,那么,任何一个走进房间的人、任何一个陌生人、任何在屏幕上或墙上的图像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灾难的预兆。在这种情境下,这些小孩在儿童医院里的奇怪行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2。

令我惊讶的是,医院员工的讨论几乎从不讨论这些孩子们可怕的日常生活体验,或者创伤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感觉、思考和自我情绪调节的。相反,他们的医疗记录里面充满了诊断标签:对那些愤怒的、反叛的小孩,就给他们贴“品行障碍”“对立违抗性障碍”或“双向障碍”的标签。ADHD几乎是所有孩子的“通病”。这些暴风雪一般的诊断遮蔽了底下掩藏的创伤吗?

现在我们面对着两个挑战。其中一个是:孩子们之所以能拥有正常世界观,是否是因为他们超强的复原能力,以及更深层的是,每个孩子都是如何创造他们内心的世界地图的?另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是:有可能帮助这些被残酷对待的孩子重塑他们脑内的世界地图,为他们注入更多对未来的自信和信任吗?


7.1没有母亲的人

有关母婴之间的重要关系的研究,是由一群处在上层社会、从小就被送去男女分校的寄宿学校的英国人开始的。我在第一次造访著名的伦敦塔维史托克诊所(Tavistock Clinic)时,我注意到走廊的墙上挂着的那些著名的20世纪精神病学家的黑白照片: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威尔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哈里·甘翠普(Harry Guntrip),罗纳德·费尔贝恩(Ronald Fairbairn),以及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探索早期经验如何成为我们后来人际交往中的原型,以及我们最深的自我意识是如何通过与养育者的密切交流塑造。

科学家们研究最让他们困惑的事情,所以他们时常能在一些被他人习以为常的领域内成为专家(或许正如研究者比阿特丽斯·毕比(Beatrice Beebe)跟我说过的一样,“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自我的探索”)。这些人研究了母亲在孩子生涯中的角色,因为他们自己在最脆弱的时候——通常是6~10岁,人们在这时还远远不应该独自面对世界——就被独自送到了学校里。鲍尔比告诉我,这种寄宿学校的经历很有可能启发乔治·奥威尔写下了小说《1984》,这本小说杰出地表现了人类如何为了被当权者喜爱、接受,宁愿牺牲一切他们本身最珍贵和真实的东西,包括他们的自我。

因为鲍尔比是莫瑞的好朋友,我得以在他访问哈佛大学时和他聊聊他的工作。他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皇室的医生),他受过英国正统的心理学、医学和精神分析训练。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在伦敦东区,一个在1940年闪电战期间空袭摧毁、后来因为犯罪滋生而臭名昭著的地区,治疗有行为问题的男孩们。在二战期间及之后,他观察到战争期间的撤退和集体养育将年幼的孩子与他们的家人分离开。他也发现在住院期间,短暂的分离(父母不允许在探视时间过夜)也会加剧孩子的病症。在1940年年末,鲍尔比成了英国精神分析社区不受欢迎的人物,因为他激烈地提出,儿童的问题行为是对于恶劣的现实生活环境的反应——忽视、虐待、分离——而不是婴儿时期的性幻想的产物。他百折不挠地,将余下的生命投入到我们今天所称的依恋理论的发展中。


7.2一个安全的基地

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就用尖锐的声音来宣告我们的存在。有人立刻帮我们洗澡、把我们抱起来、喂饱我们,最棒的是,我们的母亲会把我们放在她的肚子上或胸前,让我们享受舒适的肌肤接触。我们是彻底的社会动物,我们的生命历程包括找到自己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我喜欢一位法国精神科医生让内(Pierre Janet)说过的一句话:“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件艺术品,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放在一起。”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就逐渐学会了照顾自己,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情绪上,但我们自我照顾的第一堂课都起源于我们是如何被照顾。掌握自我控制的技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早期与养育者的互动的和谐程度。如果孩子们的父母是舒适和力量的源泉,他们就有了贯穿人生的巨大优势,足以抵抗他们可能面对的最糟命运。

约翰·鲍尔比发现孩子会被面部表情和声音吸引,而且他们对面部表情、动作、语调、生理状况的改变、动作的节奏和习惯性动作都很敏感。他认为这一与生俱来的能力是进化的产物,而且对于这些无助的小生命来说是关键的生存技能。孩子们也被设置好,会选择一个(最多几个)特定的成人,与他们一起发展沟通系统。这样,他们就结成了他们初始的依恋。成人越是回应孩子的需求,他们的依恋就越深,而孩子也越有可能与其他人发展健康的回应。

鲍尔比经常在伦敦的摄政公园系统地观察孩子与母亲的互动。当母亲们静静地坐在公园长凳上织毛衣或看报纸,孩子们就会到处探索,偶尔回头看看母亲是否还在看着他们。然而,当一个邻居路过,用聊天吸引了他们母亲全部的注意力,孩子们就会跑回来待在较近的地方,试图吸引母亲的注意力。如果婴儿和小孩子发现他们的母亲没有把注意力都放在他们身上,他们会感到紧张。当他们的母亲消失在视线里,他们会伤心欲绝地哭,但只要他们的母亲一回来,他们就会安静下来继续玩。

鲍尔比发现依恋是孩子探索外界的安全岛。在接下来50年的研究中,证实了稳定的安全岛可以促进孩子的自信、逐渐建立起对他人痛苦的同情和帮助之心。从这种依恋亲密的给予与接受,孩子们学会理解其他相似或不同的人的感受和想法。也就是说,他们学会与环境和周围的人“同步”,发展出自我意识、同情、控制冲动和自发动机,以让他们更好地成为对外在社会有贡献的一分子。很可惜,这些特质在我们儿童医院里的孩子身上是缺失的。


7.3情绪协调之舞

孩子们会与任何可以满足他们主要需要的人建立依恋。但这个依恋的性质,无论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都会极大地影响到他们的人生。当养育者与他们情绪协调时,他们之间会建立安全依赖。情绪协调建立在婴儿与养育者最微小的肢体互动中,这些互动让婴儿有被满足和理解的感觉。正如爱丁堡依恋研究者科尔温·崔佛顿(Colwyn Trevarthen)说的:“大脑调节身体动作节律,让他们与他人的大脑产生共鸣。婴儿甚至在出生之前就开始倾听和理解他们的母亲了。”4

我在第4章描述了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这些神经元负责给予我们共情的能力。镜像神经元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开始起作用了。当俄勒冈大学的研究者安德鲁·梅尔佐夫(Andrew Meltzoff)向刚出生6小时的婴儿咧嘴吐舌时,这些婴儿就会跟着他进行同样的动作5(新生儿只能把视线聚焦在距离他们眼睛大约8~12英尺的物品,仅仅能看到那些抱着他们的人)。模仿是我们最基础的社会功能,这确保我们能够立刻接受和反应我们父母、老师和同伴的行为。

大多数父母都自然地与婴儿发生情感依恋,以至于他们几乎不能觉察情感协调是如何发生的。但我的朋友依恋研究者艾德·特罗尼克(Ed Tronick)让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一现象。透过哈佛人类发展研究室的单向玻璃,我看到一个母亲和她的两个月大的儿子玩耍,她的儿子靠着一张婴儿凳支撑着自己,面对着他母亲。

他们互相发出咕咕声,看起来非常开心——直到母亲向前靠近,用鼻子爱抚婴儿。婴儿吓了一跳,猛地扯住她的头发。母亲毫无防备,痛得惊叫一声,把婴儿的手拿开。母亲的脸生气地扭曲着。婴儿立刻松手。两人拉开了距离。他们以往是对方欢乐的源泉,现在对方却成了痛苦的来源。婴儿显然吓坏了,他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试图不让生气的母亲看到自己。母亲,相反,发现婴儿的不安,于是她重新将注意力放在婴儿身上,发出安慰的声音来化解这件事。婴儿依然用手遮住脸和眼睛,但他想要建立联系的渴望很快重新出现。他用眼睛偷偷看是否还有危险时,他的母亲带着关切的神情向他靠近。她开始给他的肚子挠痒痒。婴儿放下手,爆发出咯咯的笑声。婴儿和母亲重新调谐。整个愉快、破裂、修复、新愉快的过程只花了不到12秒。

特罗尼克和其他研究者现在表明,当婴儿和养育者情绪调谐时,他们也会在生理上同步6。婴儿不能自主调节他们的情绪状态,更不用说改变伴随情绪的的心跳、激素水平和神经系统活动。当一个儿童与他的养育者同步时,他的愉悦感和联系感通过他稳定的心跳和呼吸、以及低水平的压力激素反映出来。他的身体是安静的,他的情绪也是。当这一和谐被打破时——正如每天都会发生的一样——所有的生理因子都会改变。当这些生理因子都回复较低时,表明恢复了平衡。

我们安慰新生儿,但父母很快就要开始教育他们的孩子忍受更高水平的的冲动,而这个任务通常都由父亲来完成(我曾经听心理学家约翰·高特曼(John Gottman)说过,“慈母严父”)。如何控制冲动是生活中的基本技能,因此,父母必须先于孩子能做到这一点之前,先为孩子控制冲动。当腹中的饥饿感让婴儿哭泣,乳房和奶瓶就该送到;当孩子感到恐惧,有人应当去抱着并摇动他,直到他安静下来;如果他尿床,应当立刻去清理。与强烈的安全感、舒适感和控制感相关,这些是自我调节、自我安慰、自我养育的基础,这也是我贯穿全书的主题之一。

安全依恋与能力的发展,逐渐构成控制感的核心,成为贯穿人生中健康的应对模式的关键。安全依恋的孩子能学会什么可以让他们感觉良好,他们发现是什么让他们自己(和其他人)感觉不好,从而,他们得到了能动性的感觉:他们的行为可以改变自己的感受和他人的回应。安全依恋的小孩能够区分哪些情况下他们能够对付、哪些情况他们需要帮助。他们明白他们可以在困境中积极应对。相反,被虐待或被忽视的小孩学会不让自己的恐惧、哀求和哭泣被养育者照顾。无论他们说什么或做什么,都不能带来关注或帮助。结果就是,他们在面临日后的挑战中也习惯投降。


7.4真实感

与鲍尔比同时代的儿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师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是现代情绪协调研究之父。他从母亲如何抱着婴儿开始,细致入微地观察母亲和孩子的互动。他提出,母婴之间的肢体互动帮助建立婴儿的自我意识,以及日后随之发展的身份认同。母亲抱着婴儿的方式奠定了“感知灵魂栖息的地方的能力”8。这种对身体的内在感受和对肌肉的触觉感受打下了我们体验“真实”的基础。

温尼科特认为大多数的母亲都可以与她们的婴儿进行很好的情绪调谐——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天赋就能成为他所说的“足够好的母亲”10。但如果母亲不能接受他们婴儿感觉到的真实,就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果母亲不能满足婴儿的冲动和需要,“婴儿就会学会如何成为母亲心中的婴儿”。这是一种不完整的内在感受,它会试图进行自我调整,优先满足养育者的需要,使孩子认为自身内在产生的需要“是错误的”。缺乏在身体上与母亲调谐的孩子,他们的身体通常不能够接收到身体的直接反馈这种快乐、目标和方向感的所在。

自从鲍尔比和温尼科特的观点被广泛传播后,世界上的研究发现大多数的儿童都与他们的父母产生着安全依赖。当他们长大后,他们与养育者可靠、积极的反应经历会帮助他们远离恐惧和焦虑。除非暴露在一些令人难以承受的生活事件——例如创伤——让他们的自我控制系统崩溃,他们在一生中都将保持着基本的安全感。安全依恋也会成为孩子们关系的模板。他们可以感觉到其他人的感觉,能够较早分辨游戏和现实,他们也会更好地察觉到虚伪和危险的场景或人。安全依赖的儿童通常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玩伴,他们也会有很多与同伴的自我肯定经历。懂得如何与他人协调后,他们倾向于觉察到声音和面部表情的微小变化,然后根据这些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学会生活在一个充满共同理解的世界里,而且非常有可能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成员。

这种螺旋式上升的学习过程可能会被虐待与忽视抑制。被虐待的小孩通常对声音和面部表情的改变非常敏感,但他们对这些变化的回应方式是把它们作为威胁而不是保持情感协调的线索。威斯康星大学的赛特·波拉克博士(Seth Pollak)做过实验,比较一组受虐待和未受虐待的8岁儿童辨别从生气到悲伤的面部表情。他发现,受过虐待的儿童对最微小的愤怒表情都保持着高度警觉11。

这是为什么被虐待的孩子很容易处于戒备或受惊吓状态。想想看,你每天看着学校里的人海,试图找出一张会攻击你的脸。那些对同龄人的敌对情绪过度敏感、不能接受其他孩子的需要、常常情感麻木或失控冲动的人,都很可能错过在朋友家过夜或一起出去玩的机会。最终,他们只能掩盖他们的恐惧,假装很坚强。他们也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在看电视、玩电脑之类的个人活动上,在人际关系的技能和情绪控制上越来越落后。

依恋的需要从来不会减少。大多数人类完全不能忍受被一丝一毫的忽略。如果人们不能通过工作、友谊,或者家庭等寻常方式找到联系感,大概就会通过疾病、官司,或家族斗争找到联系感。怎样都好,只要不沉闷乏味、无足轻重、与世隔绝就好。

几年前的一个圣诞节前夜,我被叫去为萨福克县监狱给一个14岁的男孩杰克做检查。杰克被捕是因为他溜进出门度假的邻居家盗窃,防盗铃响,警察抓到了在客厅里的他。

我问杰克的第一个问题是,圣诞节会不会有人来监狱看你。“不会,”他告诉我,“不会有人关心我的。”我发现,他已经因为入室盗窃被捕无数次了。他跟警察都互相认识。他语气轻松地跟我描述,当警察看到他站在客厅中间时,他们大喊:“噢天啊,又是杰克,这小混蛋。”有人认出他来,有的人听说过他的名字。过了一会儿,杰克向我坦白,“你懂,(被人认出来)这让一切都值了。”孩子们会不惜一切以获得注意力和联系感。


7.5与既有的父母相处


孩子们有与生俱来的依恋倾向——他们没有选择。无论他们的父母或养育者是充满关爱的,还是疏离的、迟钝的、拒绝的,甚至是虐待的,孩子们为了满足基本需要,他们都会发展出对应的依恋方式。

两位美国科学家,玛丽·安斯沃斯(Mary Ainsworth)和玛丽·梅因(Mary Main)以及她们的同事多年来数千小时的母婴行为观察,我们现在可以依靠评估和辨认依恋风格。安斯沃斯基于此前的观察创造了一个实验程序,叫作“陌生情景”(strange situation),用来观察母婴短暂分离时婴儿的反应。正如鲍尔比之前观察到的一样,安全依恋的婴儿在母亲离开时会感到痛苦,但他们在母亲回来时表现出愉快,而且在短暂地确认母亲的存在之后,他们可以平静下来继续玩耍。但不安全依恋的婴儿表现出更复杂的反应。那些拥有反应迟钝,或拒绝接纳的养育者的婴儿,会发展为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以应对焦虑。研究者们发现,他们中的一些看起来长期沮丧,或对母亲苛求;另一些表现出退缩和被动。拥有这两种与母亲关系的婴儿都难以平静下来——当母亲回来后,他们没有办法像安全依恋的婴儿一样继续玩耍。

其中一种模式叫作“回避依恋”,婴儿表现得好像无所谓一样——他们在母亲离开时不会哭闹,但当母亲回来时他们也忽略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母亲离开对他们毫无影响。事实上,他们的心率长期较高,表明他们长期处于过度唤起(hyperarousal)中。我和我的同事把这个模式叫作“解决但不感觉”12。回避依恋的婴儿的母亲看起来好像不喜欢与他们孩子接触。她们不太会抱紧婴儿,她们也不能用面部表情和声音来与孩子进行愉悦的节奏交流。

另一种模式,叫作“焦虑”或“矛盾”依恋,婴儿持续通过哭泣、大叫、纠缠或尖叫来获得注意:他们是“在感觉而不解决”13。看起来,他们好像发现,除非他们把事情弄大,否则没人关注他们。当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母亲在哪里时,他们变得极度苦恼,母亲归来也不能缓解分毫。甚至,他们不再享受母亲的陪伴,他们变得被动或生气地注视着母亲,甚至不参与那些其他小孩都非常喜欢的游戏14。

依恋的研究者认为,这三种“有条理”的依恋策略(安全、回避、焦虑)都是有效的,因为这些策略能让他们的养育者提供尽量多的关爱。如果婴儿能够获得稳定的照顾——即使这种照顾充满着情感疏离或迟钝——他们都能够适应自我,以维持与养育者的关系。这并非毫无问题:依恋风格会持续到成年期间。焦虑的儿童会变成焦虑的成年人,回避的儿童会成为回避的成年人,不能感觉到自我和他人感受(正如这句话所说的:“打小孩没什么错的。我小时候被打,才有我今天的成就”)。在学校,回避的儿童很有可能欺负其他小孩,而焦虑的儿童通常是受害者15。然而,发展过程并不是线性的,很多生活体验会影响、甚至改变这些后果。

但有另一组的依恋方式并不那么,而这一组是我们在儿童医院以及之后在精神科遇见的成年人之中的大多数。20年前,玛丽·梅因和她在伯克利大学的同事就发现了一组孩子(大约占他们研究对象的15%),似乎无论如何都无法与他们的养育者打交道。最后,他们发现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养育者成了儿童痛苦和恐怖的来源16。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无从依靠,而且他们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他们的母亲既提供他们生存的需要,又是他们恐惧的源头17。他们“既不能靠近(安全和矛盾依恋所采取的‘策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回避依恋的‘策略’),也不能逃走”18。如果你在幼儿园或依恋实验室观察到这些孩子,你会看见他们瞟见父母走进房间之后会立刻转头。无法靠近又无法回避他们的父母,这些小孩的手或膝盖会抖动起来,好像进入了催眠状态,又好像只要一朝他们的父母招手或者站起来与他们的父母问候之后就会立刻倒下。不知道谁是安全的、不知道他们属于谁,他们可能会对陌生人表现出强烈的关爱或者无法信任任何人。梅因把这种依恋风格叫作“混乱依恋”(disorganized attachment)。混乱依恋是一种“无法解决的恐怖”(fright without solution)。


7.6内在的混乱


认真细心的父母会看到依恋研究时,担心他们偶尔的不耐烦或者日常中的情绪失调会对孩子造成永久的损害。现实生活中充满了误解、回应无能、无法沟通。父母亲可能误读了情绪线索,或者只是因为他们太忙于其他事务,婴儿们时常被迫单独面对自己的问题,学会让自己平静下来。有限度地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孩子们需要学会如何应对沮丧和失望。与“足够好”的养育者相处,孩子们会学到中断的联系是可以修复的。修复关系的关键是儿童是否可以在与父母或养育者的相处中打心眼里感到安全。

在一个依恋研究中,在两千名“正常”的、来自中产阶级环境的婴儿中,62%属于安全依恋,15%属于回避依恋,9%属于焦虑(或者矛盾)依恋21。有意思的是,这个大型研究发现,孩子们的性别和先天气质几乎不会影响依恋风格。例如,有“困难”气质特征的儿童并非更容易产生混乱依恋。来自较低社会经济状况家庭的儿童更有可能产生混乱焦虑22,因为他们的父母更多会因为他们的经济或家庭不稳定状况而感到压力。

那些在婴儿时期不能感到安全的儿童,长大后更难控制他们的情绪和反应。从幼儿园开始,很多混乱依恋的婴儿会表现很有攻击性,或神不守舍,或产生各种精神问题23。他们也表现出更多的生理问题,例如较高的心率和心率变异性(HRV)24、压力激素释放,或者更低的免疫因子25。这些生理异常会在孩子成年后或者回归安全环境后自动变回正常吗?根据我们目前了解的状况,这是不可能的。

父母虐待并不是混乱依恋的唯一源泉:那些疲于应对自己的问题的父母,例如家庭暴力、强暴,或较近的父母亲属的死亡、都有可能变得情绪不稳定、不能持续地提供安慰和保护26,27。尽管所有的父母都需要各方面的帮助来养育安全依恋的小孩,那些受过创伤的父母特别需要帮助,来理解他们孩子的需要。

养育者通常不能发现他们与婴儿的情绪脱节了。在比阿特丽斯·毕比给我看的一个录像里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让我至今难忘28。影片中,一个年轻的母亲和她刚出生3个月的婴儿玩耍。刚开始一切都很好,直到婴儿后退,脖子扭到一边,意味着他需要休息。但母亲没有接收到这一信号,仍然试图让孩子参与到游戏中,把脸靠近他、提高音量。当婴儿退缩得更多时,她甚至用指头弹他、戳他。最后婴儿开始尖叫,于是母亲把他放下来,走开。他看起来垂头丧气。母亲看起来感觉糟透了,但她仅仅是忽视了一个线索。可想而知,如果这种误解持续发生,将会带来长期的情感分离(任何一个养育过啼哭不止或过度敏感的婴儿的人,都知道无计可施时,压力是如何持续增长)。如果母亲长期无法让婴儿平静下来、也无法享受与孩子面对面的交流,母亲很有可能认为这个孩子是个问题儿童,让她感觉自己是个失败的母亲,从此放弃安慰孩子的努力。

事实上,混乱依恋的后果或创伤带来的后果很难区分:它们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我的同事瑞秋·耶胡达(Rachel Yehuda)研究纽约成年人中受过伤害或强暴的比率29。那些母亲是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且患有PTSD的人,显然在遭受创伤性经历后有更高的比例发生严重的心理问题。这里面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的养育过程导致了他们脆弱的生理基础,让他们在生理平衡被打破之后很难恢复。耶胡达在“9·11”事件中从被困在世贸中心的那些母亲和儿童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易感性。30

类似的,儿童应对痛苦事件的反应绝大多数也取决于他们父母的压力水平。我以前的学生,现在纽约大学的儿童精神病中心,格伦·萨克森(Glenn Saxe)的研究表明,根据孩子们认为母亲的安全程度,可以预测因为严重烧伤而住院的儿童PTSD的发展情况31。对母亲的安全依恋程度可以预测所需要的吗啡量——依恋程度越安全,需要的止痛药数量越少。

我的另一个同事,在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Langone Medical Center)领带家庭创伤研究小组的克劳德·切姆托勃(Claude Chemtob),对纽约市中心112名亲眼看见“9·11”事件的儿童进行研究32。如果孩子的母亲被诊断为PTSD或抑郁症,这些孩子比起其他人就有出现情绪问题的概率高6倍、出现高攻击性的概率高11倍。父亲出现PTSD的孩子也会有行为问题,但切姆托勃发现这一效果是间接通过母亲起作用的(也就是说,与一个易怒、退缩,或被吓坏的配偶一起生活是一个极大的心理负担,甚至引发抑郁)。

如果你没有内在的安全感,你就很难区分安全与危险。如果你感到长期的麻木,可能的危险处境就会让你感到活着。如果你认定自己是个糟糕的人(不然父母怎么会这样对待你?),你就会开始希望其他人糟糕地对待你。你可能是自找的,但总的来说,你无能为力。当一个混乱依赖的人的自我认知是像这样的,他们就注定会被以后的经历打击。


7.7混乱依恋的长期后果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的同事,在哈佛的依恋研究者卡伦·里昂-露丝开始通过录像研究母亲和6个月、12个月和18个月时的婴儿的面对面互动的情况。之后,她在婴儿5岁和7或8岁时再做一次录像34。这些婴儿和母亲都来自高危险家庭:他们全都符合联邦贫困线,而且其中一半都是单亲妈妈。

混乱依恋以两种方式呈现出来:一组母亲看起来似乎疲于应付她们自己的问题,已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她们总是在侵扰婴儿,或者表现出敌意,她们会在拒绝婴儿或者热情回应婴儿的需求之间切换。另一组母亲似乎又无助又恐惧,她们大多表现得甜蜜又脆弱,不知道如何在亲子关系中作为成年人的一方,又似乎希望她们的孩子来安慰他们。她们不会在归来时和孩子打招呼,也不会在孩子难过时抱着他们。这些母亲似乎不是故意这么做的——她们只是不知道如何适应孩子,不知道如何回应孩子给出的线索,因此不能够安慰和肯定他们。敌意或侵扰的母亲更有可能在孩童时期被身体虐待或目睹家庭暴力,而那些退缩和依赖的母亲更有可能经受过性虐待或父母丧失(而不是身体虐待)35。

我很想知道父母为什么会虐待他们的孩子。无论如何,养育健康的后代是人类的目的和核心意义。是什么让父母故意伤害或忽视他们的孩子呢?卡伦的研究给了我回答:在她的录像中,我看到孩子们变得越来越伤心、忧郁、拒绝无法理解他们的母亲;同时,母亲在双方互动时变得越来越沮丧、挫败、无助。一旦母亲不再把孩子看作可调和关系中的一员,而是一个令人沮丧、令人生气、无法沟通的陌生人时,虐待的舞台就准备就绪了。

大约18年之后,这些孩子都接近20岁了,里昂-露丝进行一项追踪研究,看他们是如何处理问题的。那些在18个月时与母亲有严重的沟通问题的婴儿,在成年后面临的问题包括不稳定的自我意识、自伤冲动(包括过分挥霍、不安全性行为、物质滥用、危险驾驶和暴食)、不合适的强烈愤怒、以及反复的自杀行为。

卡伦和她的同事都以为敌对/侵扰的母亲是儿童成年时精神不稳的最主要因素,但研究结果并非如此。情感退缩的影响才是最强烈和最久远的。情感疏离和角色错位(母亲希望孩子来照顾她们)与对自我及他人的攻击行为的联系特别明显。


7.8人格解离:知道或者不知道

里昂-露丝对解离的现象特别感兴趣,解离最主要特征是:感觉迷失、不知所措、被抛弃感、与世界的失联感,以及感到自我是不被爱的、空虚的、无助的、被困住的以及不堪重负的。她发现了一个“惊人和意想不到的”联系——母亲在子女生命头两年的不投入和不回应与孩子成年期间的解离症状有联系。因此,里昂-露丝认为:“如果婴儿无法真正被他们的母亲理解和察觉,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很有可能无法理解和察觉他人。”

在安全的关系中的婴儿,不仅仅能学会如何面对沮丧和压力,他们也找到了他们的自我——他们的兴趣、偏好和目标。充满同情心的回应让婴儿(和成年人)避免极端的恐惧唤起。但如果你的养育者忽略你的需要,或拒绝你的存在,你也就学会了拒绝和退缩。你尽可能地对付这个问题,就好像毫不在乎母亲的敌意或忽视一样,但你的身体仍然会保持着一种很高的警觉状态,随时准备抵挡打击、剥夺,或抛弃。解离状态意味着你既知道又不知道。37

鲍尔比写道:“不能与母亲传达的也就不能被自我理解。”38如果不能忍受你知道的或感觉到的,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否认或人格解离。这样做最毁灭性的长期后果,也许是无法感到真实感,这种状况我们在儿童医院也时常见到。如果你觉得没有事情是你真正在意的,你就不可能在危险前保护自己。也许你会用极端的方式去让自己产生感觉——甚至用刀片割伤自己,或与陌生人打架。

卡伦的研究表明,解离症状是在早期经历中习得的;后来的虐待或其他创伤都不会导致成年早期的解离症状40。虐待和创伤会导致很多其他问题,但不会导致长期的解离或对自我的攻击。这个问题最之下隐藏的,是这些病人不知道应当如何感到安全。与早期养育者的关系中缺乏安全感,会导致缺乏内在现实、过分依赖,或自伤行为。贫穷、单亲,或母亲的精神症状都不会导致这些症状。

这并不意味着儿童时期的虐待与解离症状毫不相关41,但早期养育者的质量独立于其他创伤,对于预防日后的精神问题极为重要42。因此,治疗不仅仅需要强调创伤性事件的印记,而且也要面对不被回应、不被同情、以及没有持续的关爱的后果:解离和缺乏自我调节能力。


7.9恢复情绪协调

早期的依恋模式创造了贯穿我们一生的关系原型,不仅仅包括在我们期待他人的方面,也包括在他们在场时我们能够体会到多少舒适和愉悦。我怀疑,如果诗人卡明斯(e.e.cummings)在童年早期遭遇的都是冷酷的表情、敌对的注视,他是否还能写出类似“我喜欢我的身体,当它和你的在一起……肌肉更好,神经更多”[1]这种快乐的诗句。我们的关系原型是隐藏着的,铭刻在我们的情绪大脑中,而且无法通过理解它而逆转。你也许会发现,你对亲密关系的恐惧与你母亲的产后抑郁症或她小时候被猥亵过有关,但得知这一切并不可能让你重新变得愉快而且信任他人。

然而,这一理解也许可以促使你寻找其他方式建立人际联系——这既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不把不安全依赖传递给你的孩子。在第五部分,我会讨论一系列通过韵律和互动的方式重建受损的共感系统44。与自我及他人共感需要整合我们身体的感觉——视觉、听觉、触觉和平衡感。如果这一整合没有在婴儿时期及儿童早期发生,就增加了日后出现感觉统合问题的风险(创伤和忽视绝不是唯一的会产生这种问题的途径)。

情绪协调意味着要根据相应的声音和动作产生共鸣,这些调整潜入在我们日常活动的感官节奏中,例如做饭、打扫卫生、睡觉和醒来。共鸣也许也意味着在正确的时间露出笑脸、拥抱他人、表现出愉快或反对。我的病人也告诉我很多其他方式获得共鸣,从在合唱团的唱歌到跳交谊舞,到参加棒球队、爵士乐队或室内乐团。所有的这些都促进了情感的共鸣感,令人感到分享的喜悦。

[1] 译文来自潘灵剑,载自《诗歌月刊》2008年第11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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