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的人脉关系和朋友圈

廖琦邦

本文介绍“晚清八大名臣”骆秉章的人际关系，将骆秉章各个方面的师友分门别类地胪列，再现骆秉章各种“朋友圈”，从交友之道这个特殊的角度切入，窥探骆秉章的为官之道和执政之道。

关键词：骆秉章人脉朋友圈

骆秉章在咸同年间一直身膺封疆，他对当时全国重要省份湖南、四川的有力经营，以及他与许多重要官员之间的人脉关系，成为咸同政局中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封疆大吏。

骆秉章的宦海生涯中与大量的重要政治人物有过密切的联系和交往。这些重要政治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曾经做过骆秉章下属或幕僚的，以及曾经获得过骆秉章保荐的人物，比如曾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曾任直隶总督的刘长佑、曾任云贵总督的刘岳昭、曾任陕西巡抚的刘蓉、曾任广东巡抚的蒋益澧等；第二类是与骆秉章关系密切的同僚，比如曾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任湖广总督、云贵总督的张亮基，曾任安徽巡抚的江忠源，曾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曾任成都将军的崇实，曾任陕甘总督的杨岳斌，曾任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的劳崇光，曾任云贵总督的潘铎，曾任山西巡抚的赵长龄等。第三类是骆秉章的同乡官僚，比如曾任东河道总督的苏廷魁、曾任户部尚书的罗惇衍等。

郑峰[[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和常虹[[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先生对骆秉章的人脉关系进行了一些分析。本文从交友之道这个特殊的角度切入，讨论咸同时期骆秉章与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联系和交往，将骆秉章各个方面的师友分门别类地胪列，再现骆秉章的人际关系和“朋友圈”，窥探骆秉章的为官之道和执政之道。

一、骆秉章和下属、幕僚的关系

古语云：“治国贵在知贤，而非自贤”。

徐一士说：“秉章清操最著，其勋业之建，则缘推诚用人。虽福命特优，亦正有不可及处也”[[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骆秉章把设身处地的待人原则来处理与同僚与部属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从而把他们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骆秉章不但悉心帮助支持曾国藩，推心重用左宗棠，“秉章外朴内明，能鉴别眞才以得其死力。……凡所识拔，多起兵弁、生童，及提军四出，朝廷即倚以办贼。名臣良将布满天下，其机实自公发之也”[[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

据孙钧先生的不完全统计，仅在咸丰四年至咸丰十年间，骆秉章给清廷上的专门保举的折、片多达三十篇，参劾折也多达十几篇。另外，在其所上军事奏报中也大量地保举官绅[[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骆秉章先后举荐了江忠源、罗泽南、王鑫、胡林翼、左宗棠、塔齐布、田兴恕、杨载福、刘岳昭、蒋益澧、萧启江、刘蓉、刘坤一、刘长佑、唐有耕、席宝田等一大批军功将领，云南巡抚贾洪诏、贵州两任巡抚张亮基，陕西前后两任巡抚刘蓉、赵长龄也是骆秉章保举的。他们从此逐渐受到清政府的重视而逐渐成长为晚清重要的地方大员。骆秉章慧眼识人，不拘一格起用人才，使之各尽所能、各尽所长。

骆秉章还敢于为下属出头，极力抗争。骆秉章认为，道州失守，主要原因是广西巡抚邹鸣鹤和和春截留了湖南援桂的兵力，提督余万清带领亲兵逃出州城时，打开西门，才使得太平军兵不血刃进入道州。知州王揆一跳城投河自尽，遇小舟经过营救得不死。[[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骆秉章多次为王揆一出头，请求朝廷赦免。直到王揆一尽忠牺牲。

骆秉章以霹雳手段整顿吏治，纠参不得力官员，对昏庸贪劣之辈严惩不贷，为朝廷清除昏宦。被骆秉章参劾的官员都受到了清政府的惩罚，有效地遏制了湘军的敌对势力，为湘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他任职的湖南、四川两地吏治清明，贪腐现象较其他地区大有改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危机。

(1)左宗棠

晚清重臣左宗棠辉煌的一生似乎是从担任张亮基的幕僚开始的。但实际上，从担任骆秉章的幕僚开始才真正体现他的能力。胡林翼曾经这样评价左宗棠：“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即使所谋有成，必不受赏，更无论世俗之利欲。”[[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即使左宗棠在骆秉章面前直言相争，骆秉章仍是推诚布公，充分信赖，委以重任，“吏事军事，咨而后行”。左宗棠感激骆秉章的真诚信任，竭尽全力，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全力支撑大局。骆秉章与左宗棠通力协作，力图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饷，湖南军政终于转危为安，出省作战连连奏捷，其它各项措施也取得显著成效。

咸丰九年（1859），在著名的樊燮案中，为了营救左宗棠，骆秉章奏明樊燮劣迹，呈上账薄、公禀、供词等文件递送军机处核查，极力为左宗棠辩护，但文宗却没有表态。后来，骆秉章致书高心夔，请他在肃顺面前说情。心夔禀肃顺说：“宗棠以傲倨对樊之骄倨，失之为粗野，但樊以下骄上，失之为纲纪，此可容乎？且朝廷正当用人之际，季高（左宗棠之号）才名满天下，岂可不为季高争之乎？”肃顺颌首称是，遂在咸丰帝前免了左宗棠的不测之祸。刘坤一后来评述此案，“若非骆文忠极力主持，胡文忠设法排解”，左宗棠难免于一死[[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咸丰十年（1860）两人即将分手，左宗棠十分感激骆秉章的栽培之恩。说“籲门先生之抚吾湘，前后十载，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亦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宗棠以桑梓故，勉佐帷筹，九载于兹，形影相共，惟我知公，亦惟公知我，虽以此为媪相所不容，为小人所共构，未敢以此几微变其初度也。外间论者每以籲公之才不胜其德为疑，岂知同时所叹为有德者，固不如籲公，即称为有才者，所成亦远不之逮乎。”[[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骆秉章死后，左宗棠还写挽联来表达自己对骆秉章感激之情[[if !supportFootnotes][10][endif]]：

公为诸葛上流，尽瘁鞠躬，死而后已；

我侍文忠数载，感恩知已，生不能忘。

(2)刘蓉

咸丰十年（1860），左宗棠被迫离开湖南巡抚幕府，举“小亮”刘蓉自代。此时，骆秉章奉命前往四川督办军务。刘蓉即于次年正月随骆秉章启程入川。骆秉章上川督任时即上奏弹劾布政使祥奎、中军副将张定川，并举荐刘蓉署理布政使，军事和官员管理整肃一新。同治元年，刘蓉督军川北，同治二年（1863）七月实授陕西巡抚。刘蓉带到陕西的一万多楚军的粮饷都是由四川供应的。但刘蓉带军尚未到陕西就打了败仗，而且以后经过大半年时间，陕南军务仍毫无起色，当时“廷议多言刘蓉无实，不可用，诏询秉章”[[if !supportFootnotes][11][endif]]，骆秉章和成都将军崇实为刘蓉说了许多好话，称刘蓉“于汉南军务尚能联络楚军，将蓝、曹各逆次第破灭”，并称刘蓉“人本抗直，遇事敢为，措施不避嫌怨，僚属每怀严惮”，因此“未能尽洽舆情，易招谤葫”，对刘蓉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刘蓉仍留任陕西巡抚。

郑峰先生说：虽然左宗棠、刘长佑、刘岳昭这些从骆秉章帐下走出的重要官员，封疆开府之后仍然对骆秉章保持足够的尊敬，但是一向“休休有容”的骆秉章在他们面前却不以前辈自居，而以同僚之礼相待，很少对他们有所过分要求[[if !supportFootnotes][12][endif]]。

(3) 胡中和

骆秉章保举的军功阶层还有一个特点，即年轻的高级武官越来越多，他们的显赫官位完全是靠在战场上勇猛拼杀换来的。这些年轻的高级军官往往都颇为自负，一般不愿轻易地屈服于同辈，因此有时就很难在他们之中再选出一位统帅凌驾于他们之上。

同治四年二月，骆秉章派胡中和，萧庆高，周达武率各自部队前往阶州围攻太平天国梁，蔡二军，刘蓉奏请由胡中和总统各军，二月初六日，朝廷诏胡中和统率川、陕、甘诸军，悉力攻剿[[if !supportFootnotes][13][endif]]。但胡中和却不敢接受，表示：“现在阶州各军统领均能联络声势，互相策应，并无各分界限，彼此推诿之情，能与胡中和和衷共济者亦以事权出自督臣无不相率效命，若以胡中和总统之，不特才力不足，恐贻陨越之羞，而心志未孚，反启参商之渐”[[if !supportFootnotes][14][endif]]。骆秉章也奏请仍由自己统一调度各军。因此，骆秉章虽然可以一次次地向朝廷开列保单，甚至将一些将领保荐到了贵州提督，云南巡抚这样的高位，但是总领各军的人却始终是他自己。

二、骆秉章和同僚

骆秉章的第二类人脉关系——同僚关系，主要是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1）曾国藩

咸丰三年（1854），骆秉章重新担任湖南巡抚，曾讨厌曾国藩的越俎代庖，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开始时并不协调一致。当时发生了“永顺兵”事件，骆秉章并没有帮助曾国藩，曾国藩愤而移驻衡州。随后，双方都认识到需要彼此合作，双方逐步化解矛盾，坦诚布公，两人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从咸丰三年九月到十二月，双方相互通信达百封之多。当曾国藩遭遇靖港之败，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找到骆秉章，要参奏曾国藩，骆秉章说：老曾还是忠心为国的，我们还是静静地等待老曾的成长吧。[[if !supportFootnotes][15][endif]]

曾国藩东征时，骆秉章也是竭尽力相助。“文正治师东征，糗粮船炮军械，公悉力资给焉。”[[if !supportFootnotes][16][endif]]湖南省经骆氏批核每月解银支援湘军达三十万两，一年为三百余万两之巨。当曾国藩接连败于太平军，困守南昌时，“秉章至是锐意东援，令江忠济出通城以固岳州，令刘长佑、萧启江率军分路入江西”[[if !supportFootnotes][17][endif]]。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遭遇人生又一低谷，回籍奔丧后不出。咸丰八年（1858），骆秉章向朝廷请命，要求重新重用曾国藩。骆秉章表示拟由湖南每月筹解饷银二万两给曾国藩，并派出萧启江等一万余楚军供曾国藩调遣[[if !supportFootnotes][18][endif]]。

正因为有骆秉章对曾国藩的全力支持，才会有曾国藩没有后顾之忧的前方作战。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在奏折里称：“湖南一省向称瘠苦之区，年来防剿本省，援应邻封，兵勇分道四出，而饷糈犹能为继，良由经理得入，取民有道。前者助剿江西，协济黔粤，岁费百余万两”[[if !supportFootnotes][19][endif]]。骆秉章对湖南出色的经营治理，为湘军源源不断提供军饷，为在战场上最终打败太平军打下坚实的基础。

（2）胡林翼

咸丰四年（1854）正月下旬，湖广总督吴文镕奏调贵东道胡林翼援鄂。胡林翼率黔勇六百行抵湖北金口，得到吴文镕败死黄州堵城的探报，进退失据，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曾国藩请示行止。骆秉章立即资助饷械，并奏留胡林翼在湖南军营，防剿岳州平江一带。

太平军曾天养从岳州撤退后，进占桃源、龙阳、常德等地。骆秉章派胡林翼率领游击周凤山等营前往救援。周凤山不听胡林翼的调度指挥，于龙阳大败。胡林翼收聚败卒，狼狈退守益阳。骆秉章、左宗棠整饬湘军，继续对胡林翼予以扶持。

城陵矶之战后，曾国藩拟命令胡林翼率军随同东征。骆秉章考虑到胡林翼部才几百人，兵力薄弱，若孤军出击，恐无生理。于是，骆秉章奏留胡林翼驻防岳州，保护了胡林翼。六月，在骆秉章等人的保举下，胡林翼升任四川按察使。八月，胡林翼晋升湖北按察使。咸丰五年（1855）三月，朝廷以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由于胡林翼当时兵力单薄，所以四处求援。骆秉章立即筹拨饷项、军火，并派鲍超募水勇，配战船一百二十六只，并炮械、盐粮赴援，以彭玉麟继其后，率湘军奔赴湖北解围[[if !supportFootnotes][20][endif]]。四月，骆秉章又派杨载福募水军十营，由湖南解到新造战船100余号支援胡林翼，胡林翼兵力增强，辗战于武昌、汉阳。

咸丰五年四月，湘抚骆秉章与曾国藩、胡林翼携手扳倒了旗籍湖广总督杨霈，荆州将军官文成为湖广总督。此后，骆秉章、曾国藩、胡林翼三人又与旗人出身的湖广总督官文进行了长期的或明或暗的斗争，确保了湘军集团的各项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尽可能少地受到来自满族官员的干扰，为湘军集团争得了迅速壮大的发展空间。

（3）张亮基

骆秉章与张亮基的结缘开始于咸丰二年（1852），在长沙抗击太平军时两人同城共事。次年，张亮基署湖广总督，骆秉章署湖北巡抚。随后骆调任湖南巡抚，张亮基被弹劾革职。咸丰七年（1857），朝廷给张亮基五品顶戴，命令他赴云南帮办镇压回民起义。次年，由于没有人肯接云南的烂摊子，朝廷授张氏云南巡抚，署云贵总督，张亮基保荐徐之铭升任巡抚。由于张亮基与徐之铭之间矛盾尖锐，云南政局大乱，张亮基称病逃离云南。

咸丰十一年（1861）底开始，张亮基在昭通、东川府境内对抗太平军石达开部。同治二年（1863），由于骆秉章的推荐，张亮基改以总督衔署贵州巡抚兼署提督。同治四年（1865）四月，贵州学政黎培敬上奏，认为贵州军务吏治败坏的原因是由于劳崇光、张亮基各自为政，没有选好得力的将领，军心涣散，已无纪律可言。朝廷在闰五月下令骆秉章派四川臬司赵长龄前去查办劳、张二人。但骆秉章只是上奏把张亮基和劳崇光数落了一番，又以“遍地贼氛不能前进”道路不通等理由，推却了派赵长龄查办一事[[if !supportFootnotes][21][endif]]。

后来，张亮基又多次被黎培敬、景其濬等弹劾。同治五年（1866），朝廷授严树森为贵州布政使调查张亮基。次年八月，张亮基被以“玩兵侵饷，纵暴殃民”罪名被褫职。

薛福成曾说：初时，张亮基的名位和骆秉章差不多，而张的才气是骆秉章的十倍。但张亮基有为不能有守，好用权术，多谋少断，加上任职的都是贫瘠之地，共事的以庸妄人居多，张亮基“德不足以运其才，器不足以载其福”[[if !supportFootnotes][22][endif]]，张亮基的遭遇和骆秉章相比就差远了。

（4）潘铎、赵长龄

骆秉章与潘铎两人不仅是同年进士，而且还曾在咸丰二年，在长沙短暂地同城共事。同治元年，因为陕西巡抚邓尔恒在上任途中被杀，清廷派新任总督潘铎赴任调查此案，张亮基作为顾问陪伴，张亮基不敢踏入云南。潘铎因无亲兵，路过成都时向骆秉章借勇二千。云南巡抚徐之铭竟然声称：外省军人敢踏入我们云南，我们就敢打。骆秉章以四川还乱无兵可派为借口，拒绝了潘铎的要求。结果当潘铎只身到达昆明后不久就遭回将马荣杀害。

在骆秉章总督四川时，当时西南政局中骆秉章的同年，除了潘铎外，还有赵长龄、劳崇光。赵长龄先是任四川按察使，和骆秉章的关系不错，后来在骆的保举下升任陕西巡抚。

（5）劳崇光

劳崇光是湖南人，骆秉章“与劳崇光会试同榜，在京供职，时相往还”。咸丰年间，劳崇光曾长期广西担任巡抚，与湘抚骆秉章有过密切的合作。咸丰七年，劳崇光向湖南请求援军，骆秉章立刻令蒋益澧率湘军赴援。同治二年四月，朝廷任命劳崇光为云贵总督，但劳崇光借故长期滞留贵阳，不进云南。同治四年十一月，因云南军情紧急，朝廷多次谕令劳崇光和云南巡抚林鸿年赴滇，并先将林鸿年革职查办，劳崇光只好乖乖上路，向云南进发。劳崇光担任云贵总督后，因其筹办云贵军务的策略与骆秉章“先黔后滇”的西南整体战略计划冲突而屡遭骆秉章的驳斥，说明骆秉章与同年的交往，还是以公务为重，不囿于私谊。

（6）崇实

在川期间，骆秉章与成都将军崇实关系较好。咸丰十一年，骆秉章之统湘军入川，崇实方署四川总督，开诚延接。骆秉章军尚未入境，崇实公文手书殷勤通诚，遣官候问，冠盖相望。并悉发夔关税银资军，湘军喜过所望。

随后，骆秉章受任川督，崇实为成都将军，双方能无满汉畛域之见，和衷共济。骆秉章在川建立功绩享有赫赫威名，与崇实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同治四年秋，骆秉章因病求退，朝廷赏假三月，让他安心调理，四川总督由崇实兼署。崇实接篆视事后，努力工作，甚至冬夜亲自巡城。同治五年正月，骆秉章再次请求开缺，朝廷再三慰留，令骆秉章安心调理，所有总督篆务仍由崇实兼署。二月，崇实派人赴广东为骆秉章请医生。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骆秉章溘逝。川民感其戡定之功，合街缟素。《清史稿》评论说：“秉章晚年愈负重望，朝廷要政多谘决，西南军事胥倚之。所论荐人才，悉被任用，著勋名。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於水火，及其殁，巷哭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云。”[[if !supportFootnotes][23][endif]]

骆秉章逝世后，崇实即将骆秉章的历年政绩详为奏明，并请格外加恩，于蜀湘两省建立专祠。督同司道亲视棺敛。崇实写下挽联：“报国矢丹忱，古称社稷之臣，身有千秋公不愧；骑箕归碧落，气引星辰而上，自营四海我何依!”

三、骆秉章和同乡

骆秉章的第三类人脉关系——同乡关系，在咸同政局中对他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1）黎半樵

黎半樵，东莞中堂镇潢涌村人，道光年间进士，曾任湖广道御史，是公认的清官，清代禁烟先驱。他在道光十六年（1836）向皇上呈奏折提出了严禁鸦片的主张——《严禁鸦片以塞漏厄疏》，比林则徐提出禁烟主张还早两年。道光十五年，骆秉章移寓驴驹胡同，与户部黎半樵先生（名攀鏐）同住。骆秉章在鸦片战争中的立场和表现，受黎半樵先生的影响很大。

（2）潘仕成

骆秉章给潘仕成的信中说，他们曾“在都与同乡诸公，倡种牛痘之局”[[if !supportFootnotes][24][endif]]。潘仕成最有名的是他的《海山仙馆丛书》。由于潘仕成长期“帮办洋务，捐制火炮水雷等器，筹防筹饷”，对西方的“船坚炮利”和科学知识有切身的感受和广泛的了解，因而《海山仙馆丛书》在收书范围上突破传统的樊篱，收罗了不少中西科技文献。该套丛书从道光十九年(1849)开始编纂，始刻于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元年(1851)竣工。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骆秉章因丁母忧服丧，在广州掌教越华书院，正是《海山仙馆丛书》开始出版之时。从骆秉章当时有关建议增添铸炮、精制火药的奏折看来，《海山仙馆丛书》对骆秉章有深刻的影响。

（3）曾望颜

曾望颜号卓如，广东香山峰乡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道光八年（1828），由曾望颜发起，在北京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成立了京师种痘局。骆秉章曾任种痘局长，与曾望颜很熟。

道光帝以“望颜遇事敢言”，曾给予褒勉。道光二十三年，户部银库亏帑事发，曾望颜曾经以御史察库，没有进行纠正和揭发，也被牵连罢官和赔偿。咸丰六年（1856）底，曾望颜被任命为陕西巡抚，他在陕两年，社会民生得以稳定，民族关系逐渐平和。咸丰九年十月，曾望颜调署四川总督。但治世良吏曾望颜却非乱世能臣，与李蓝顺天军作战经年，“诸路虽有斩获，而滇匪势日炽”[[if !supportFootnotes][25][endif]]，被朝廷训斥，接着又被人弹劾。曾望颜听说自己被参劾，取消所有仪仗，单轿出入，颇为低调。中军副将张定川及布政使祥奎想尽办法对曾氏进行侮辱。王闿运说：“秉章初至夔（今奉节），逢曾望颜诉布政使副将状而泣，亦颇言将军短。”[[if !supportFootnotes][26][endif]]

骆秉章入成都莅总督任后，立刻参劾四川布政使祥奎“贿赂公行，声名狼藉”，中军副将张定川“督署内外，遍置私人”，将二人撤职查办，推荐刘蓉署理布政使。

（4）罗惇衍

罗惇衍号椒生，顺德大良人。早在道光年间，同为京官的骆秉章与罗惇衍就已很熟。道光二十三年五月，骆秉章在奉天接到因银库案革职罚赔回到京师，就是暂住在杨玉胡同的罗惇衍官宅。因为革职罚赔是待罪之身，为了不影响时任吏部右侍郎的罗惇衍，所以骆秉章不久后就“移寓张相公廟”[[if !supportFootnotes][27][endif]]。

咸丰三年，太平军攻陷南京后，溯江西征。罗惇衍对形势的奏议多被采纳。咸丰七年底，英兵攻陷广州城。湘抚骆秉章向朝廷汇报了广州的情况。朝廷命令丁忧在家的在籍户部侍郎罗惇衍及在籍太常寺卿龙元僖、在籍给事中苏廷魁为团练大臣，驻节骆秉章的老家花县“督办夷务”，时人称为“罗、龙、苏三君子”。当时苏廷魁已经是骆秉章的儿女亲家了。

同治元年，两广总督劳崇光被劾，朝廷命令罗惇衍和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按治，劳崇光被罢免。罗惇衍上奏说：“吏治日坏，当奖廉惩贪。四川总督骆秉章、湖北巡抚严树森、山西布政使郑敦谨、山东按察使吴廷栋，清操较著，请奖之，以励其馀。”

同治四年，有人弹劾陕西巡抚刘蓉和布政使林寿图。朝廷命令翰林院掌院学士罗惇衍和协办大学士瑞常赴陕西查办。罗惇衍等为刘蓉等疏辨，说：“刘蓉秉性朴直，办理甘肃溃勇，不动声色，悉臻妥善。甘肃乱回窜扰，遣兵分布要隘，陕民以安。林寿图身任劳怨，勤奋有为，惟参劾属员，间有轻重失当，致谤毁纷兴，而其廉洁之操，究不能稍加訾议。”朝廷仅以微过议处，命令刘蓉仍署巡抚，林寿图来京候简用[[if !supportFootnotes][28][endif]]。这实际上也是对骆秉章的一种支持。

同治四年九月，四川总督骆秉章因目疾加剧奏请开缺。十一月，罗惇衍上奏请求清廷慰留骆秉章：“骆秉章德威昭著，其能用贤也，则左宗棠、黄倬、刘蓉、朱孙诒等，咸出幕中；其能灭贼也，則以石达开之狭悴凶狡，不动声色，歼剿无余；及飞章告捷，复不铺张杨历，以自伐其功，体量虚怀，尤非当世豪杰所及。况湘勇之驻川者不少，该督恩泽，被楚实深，虽因经费支绌，不能给饷，湘勇毫无怨言。在他人名望稍轻者，岂能镇压？”[[if !supportFootnotes][29][endif]]

罗惇衍的这份奏折对于延续骆秉章的政治生命很有帮助，因为罗惇衍在咸同政坛素以敢言著称，出名很早，他的奏折在当时是很有分量的。而他之所以要奏请清廷慰留骆秉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与骆秉章是关系非常密切的广东老乡。

（5）苏廷魁

苏廷魁字德辅，一字赓堂，广东高要（今鼎湖区广利镇长利村）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道光二十二年(1842)任御史。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力主修筑虎门炮台，燕塘大沙河、龟岗等要塞，以防英军扰乱。道咸年间，苏廷魁多次上书清廷，指陈弊政，弹劾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后来，咸丰帝遂以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倾排异已等罪名把穆彰阿革职，永不叙用。咸丰四年，红巾军包围广州，有人建议借用英国军队镇压红巾军，苏力持异议，事始寝息。咸丰八年，在顺德与在籍户部侍郎罗淳衍、太常侍卿龙元禧等成立广东团练总局，招募东莞、三元里、佛山练勇数万人，奋起反抗英军侵略。

骆秉章逝世后，灵柩回到广东，苏廷魁为位于佛山南海罗村镇沙坑乡（今芦塘村委会雅三村东面山岗）的骆秉章墓地拟写了神道碑铭。

四、结语

晚清咸同时期，随着包括兵权、财权、人事权在内的各项权力逐步从中央向地方下移，日益权重的地方大吏们更加重视发展各种人脉关系。各种基于亲缘、乡缘、学缘、事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构成了许多大小不一、层次不同的权势网络，成为晚清政治生态中的重要内容。此时的骆秉章，利用来自清政府和湘系官员两个方面的信任和倚重，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干，凭藉自己的声望、胸怀、气度和人格魅力，不显山不露水地成为湘系的核心人物，既参与、促成了湘军和湘系势力的形成与迅速发展，为清王朝创立了坐镇湖湘、柱持东南数省的奇功，同时又通过自己对湘军、湘系的操纵之力，解除了清政府的后顾之忧；最后，又借助自己所控制的湘系势力，直接由后台走向前台，入主四川，扫荡西南，进略陕甘，终于成为晚清历史上一位无法替代、各方咸誉的勋臣。由于骆秉章所处的特殊地位，成为影响咸同政局的一个关键人物，成为我们认识咸同政局的非常合适的切入点。从人脉关系入手去总结骆秉章在咸同政局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是我们认识咸同政局的一个重要视角。

骆秉章生逢乱世，因一次次地镇压农民起义而留名清史。他为了挽救清王朝，虽然几乎用尽了传统社会中一切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但是，骆秉章及其同时代的政治精英们也仅仅是暂时恢复了王朝内部的秩序。咸同政局虽然在巨大的伤痛中重新整合，但整个王朝已是元气大伤。

[if !supportEndnotes]

[endif]

[[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郑峰《骆秉章与西南政局（1861—1867）》《社会科学研究》2008.3.

[[if !supportFootnotes][2][endif]]常虹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晚清督抚骆秉章》，2009年。

[[if !supportFootnotes][3][endif]]徐一士:《亦佳庐小品·崇实与骆秉章》中华书局，2009年。

[[if !supportFootnotes][4][endif]]骆秉章:《骆文忠公奏稿·川中稿·骆文忠公行状》，第24—25页。

[[if !supportFootnotes][5][endif]]孙钧：《骆秉章和湘系集团关系简论》，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if !supportFootnotes][6][endif]]请留废员差委摺

[[if !supportFootnotes][7][endif]]《胡文忠公遗集》，第54卷，第13页，转引文章杨奕靑《左宗棠两佐湘幕和从戎》，《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if !supportFootnotes][8][endif]]刘坤一：《刘坤一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卷五，第2074页。

[[if !supportFootnotes][9][endif]]徐一士著：《近代笔记过眼录》，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