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候，我们学校隔了两条街就是县委大院，记得有一次路过，正好碰见一个大伯拦了县长的车。我们就围过去看热闹，准备看一出芝麻县令为民伸冤的好戏，结果两个门卫过来架开大伯，书记摇上了车窗，该干嘛干嘛去了。
这在当年是司空见惯的景象，一般人摇摇头也就过去了，我却比较较真儿，当时就想不通，想不通继而就悲愤，以致当了多年的愤青。后来大学毕业，做了几年公关，我渐渐想通了，突然就觉得自己当年的悲愤实在可笑。
记得大学社会学的老师在讲西方政治制度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为了不平等必须要故作平等。我觉得同样适用于中国。
《人类简史》中提到了认知革命，据说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最终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全赖我们天赋异禀的语言能力。我们不仅能说，关键会说，我们把故事讲的绘声绘色，让所有人包括自己在内都相信那是真的，渐渐的我们虚构出了神、宗教、天子、国家、银行、公司等等自然界本不存在的东西。靠着这些，我们笼络人心，众志成城，不仅可以猎杀象群，更可以建造雄伟的城池庄严的庙宇，而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可能所有人都干同一件事情，必然要有分工，有人指挥，有人送饭，有的人则只能伐树、搬砖，这便有了阶层。
所以在认知革命之前的远古社会，你或许可以说人人生来平等，反正那时候的男女也没固定的性伴侣，一个女人可以同时跟好几个男人交往，孩子生下来也不用找他的父亲，往往都是交给部族一起抚养，的确没什么不平等的。但是随着认知革命的到来，我们在虚构出国家、宗教的同时，也虚构出了另外一样东西，那就是“出身”。
于是我们相信了龙生龙，凤生凤，一直信了数万年，直到文字产生，我们又把这些信仰一条一条记录下来，成了规矩，成了礼。
前段时间读《春秋》，很自然地想起了学生时代的那篇课文《曹刿论战》，我又想不通了。想那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曹刿一个乡下百姓怎么说请见一国之君就见到了呢？还在殿前慷慨陈词论战谈兵，鲁庄公又表现得那么谦卑，实在不是我印象中的君民关系，那可是封建社会啊!
于是我又去翻阅了《周官》和《礼记》，终于明白，我是被现代教育给误了。那时候社会确实等级分明尊卑有序，但绝不森严。真正森严的壁垒来自伪善的人心，而那时候的人是很淳朴的，他们单纯地相信尊卑是自古就有的，一个人是贵是贱全看出身，而生在谁家全凭造化，造化就是天命。这天命清晰界定了社会各个阶层的职责和权利，它要的不仅仅是贵者贵贱者贱，它更要贵者知其所以贵，贱者知其所以贱。天子君侯是天选的黎民百姓也是天选，大家都没得怨，各安天命吧！一方虔诚地侍奉，一方坦然地接受，无所谓平等也就无所谓亏欠，无所谓亏欠也就无所谓防备。
这么看来，曹刿似乎就不该请见国君，当时乡里人也没少劝他，一个老百姓不安分守己好好种你的地，竟然去掺和“肉食者谋之”的国家大事，实在是个异类。
这也就是后来传的神乎其神的“人性解放”。
那人性解放到底是啥呢？貌似很伟大很崇高一样。其实说白了就是把以前的信仰推翻，再虚构出一个更加虚无缥缈的概念来，让人顶礼膜拜重新树立为信仰。
都是虚构出来的玩意儿，哪分什么好坏、优劣。
就这样，经过无数次的推翻、重建，各种民主思潮涌来，我们不再认命，改信人人生而平等。可是我们真的信吗？我们三十岁了，却依然在北上广漂着，为了什么？梦想吗？那我们的梦想又是什么？
我们高调地说着“平等，民主”，不过是上层的舆论导向。[肉食者]为了保住一个群体的既得利益，必然要维持整个社会的不平等，而要维持一个社会的不平等，就不得不故作平等。这样，那些未得利益的人才能够欺骗自己说:我和市长其实也没什么不同，就是干的工作不一样。
事实上，无论撒谎的还是被骗的都心知肚明:这世上哪有什么人人平等?于是纷纷削尖了脑袋要往那[肉食者]的堆儿里挤，就像爬楼梯，这时候起点就很重要了。
问题是，上面的席位是有限的，在座的不想掉下来就只好安慰下面探头探脑的说:小同志，其实咱俩没什么不一样的，就是干的工作不同嘛。
这就是伪善，真正森严的等级正是由此而来。如果曹刿到了现代，再想面见国君发表点啥，会发生什么呢？
再说开头，我们县长为什么不下车问一问大伯是寻求什么帮助，还是有什么意见要提呢？因为他知道，无论大伯提什么要求，肯定都是为了获得真正的平等，而那，是他不能给的。
而我悲愤的可笑之处在于:我那时候竟然还TM相信人人生而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