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理《冷眼看瑜策》一文已有年头，当时影响不小，但是立论很有问题，误导性严重。前日豆沙从史料考据的角度成文反驳（反驳杨文理之《冷眼看瑜策》），我今天在这里换一个角度槽，兼谈谈个人对策瑜丹杨事件的理解。
全文读下来，我觉得原po的整个思维方式是有问题的。他的论述方式是先敲定结论，再搜寻材料证明结论，但因为他“发现结论”的材料本身并不充分，证明过程又多疏漏，所以导致整个观点无法成立。按理说，应该先搜集完整材料，再归纳总结观点。在此之外，我认为还当加上一个反向否定的过程，即用已知的材料，能不能在观点外辟开另一种可能性，动摇你的猜想，如果能，那么就说明这个猜想是存在漏洞的，但原po的结论显然缺少这个过程。
事实上，当一个人先相信自己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他可能会先入为主，进而看所有与之相关的材料时，都更多地考虑材料能够证明自己结论的部分，而对于可能动摇结论的部分，会无意识地忽视。我举两个相似的例子，像胡适证明儒的宗教为殷教，陈寅恪证明陶侃是溪族，如果先接受其观点，那么他们所举例子看起来可能很有证明价值，但反过来由材料整体去推导他们的结论时，才发现其实并不能充分推出。
这真是“你办事，我放心”了。但令人疑惑者，当此决定国家命运，权力交替之际，居然疏不如亲，铁哥们周瑜何在？若说周郎外镇，事起仓促，不及奔赴，岂短一纸之令？孙伯符有闲空照镜子自恋，于托孤之际却绝无一词及周瑜，乃至后世罗贯中辈都看不过眼，编排了段“临终遗大事，专意属周郎”出来，真是奇哉怪也。（《冷眼看瑜策》）
史料未载，是不能确证某件事不存在的。史书毕竟不能面面俱到，很多时候我们还要做推理补全和辩误的工作，原po暴露的逻辑错误是，某书未记载自己指出的、希望反证自己观点的A方向，则事实必为A反，这个推理链是不存在的，属于臆测过度。所谓“一纸之令”未见记载，那么又有什么材料来证明“确无一纸之令”呢？
如果可以用这样的逻辑“创造”史料，那么我也同样可以通过周瑜日后在江东的风评和地位，反推出孙策必有遗命给周瑜，甚至广具黑点的“将兵赴丧”都出于孙策兄弟首肯，罗贯中编排的“临终遗大事，专意属周郎”即为同类推理明证。但是我能这样下结论吗？不能，因为材料不足，无法推出，这至多益于私心之下的脑补而已。
再者，当我们对材料的搜集还只限于冰山一角时，感到困惑是自然的，但如果这种困惑可以通过继续搜集材料解决，那么就不必急于下结论。他既然提到“疏不如亲”（此处当为“亲不如疏”的误写，强调周瑜与孙策关系之近），但在权力交接，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候，为何一定要以亲疏为原则授予权力呢？退一万步讲，周瑜在某些程度上较张昭为亲，那么吴景算不算亲，宗室又算不算亲，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观思考与客观情势共同构成的现实状态才该是决定托孤结果的因素吧。
还定豫章、庐陵，留镇巴丘。（《三国志·周瑜传》）
创甚，请张昭等谓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三国志·孙策传》）
我们可以猜测孙策是看重张昭的老成持重，才能影响，也可以猜测是因为周瑜人在巴丘，无论孙策是否有意托孤，他的位置都离吴郡太远了，完全不具备榻前托孤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无法根据《三国志·张昭传》中的记载（原po证明这一问题所引论据皆出自张昭一传）就断定张昭构成了“一元辅政体系”，但其实并没有直观材料作为支撑，所谓张昭的“一元辅政体系”和“周瑜将兵赴丧、改变吴郡执政格局”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原po主观臆想的产物。
从上图可以直观得出，巴丘至吴郡的距离非常遥远，以当时的交通速度，即使周瑜在得知孙策死讯的同时立即出发，待他赶到吴郡时，也已诸事抵定，不存在“改变格局”的机会。
“将兵赴丧”是周瑜的常见黑点，大抵可以分为“将兵”和“赴丧”两部分。“将兵”，一方面是周瑜本身有私人部曲，即归吴时孙策授予的“兵二千人，骑五十匹”，另一方面是孙策殒身前，周瑜驻兵巴丘大抵意在江夏，而当孙策不幸遇刺，江东的战略自然由对外扩张转为对内守备（“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之类），他本人奔丧赴吴，将部曲带回也在情理之中。
遂自居巢还吴。是岁，建安三年也。策亲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将，即与兵二千人，骑五十匹。（《三国志·周瑜传》）
时丹杨僮芝自署庐陵太守，策留贲弟辅领兵住南昌，策谓贲曰：“兄今据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门户矣。但当伺其形便，因令国仪杖兵而进，使公瑾为作势援，一举可定也。”后贲闻芝病，即如策计。周瑜到巴兵，辅遂得进据庐陵。（《三国志·孙贲传》裴注引《江表传》）
至于“赴丧”，因孙策之死而自四方赴丧者不止周瑜一人，且周瑜的归吴也的确对新主孙权的地位稳固做出了较大贡献。从反面来讲，周瑜的赴吴也并未形成取代“张昭一元辅政体系”的“周瑜一元辅政体系”，那他这个“意图不轨”也未免太无效了。
还镇石城。策薨，与张昭等共辅孙权，遂周旋三郡，平讨不服。（《三国志·黄盖传》）
七县平定，拜征虏中郎将，征江夏，还平鄱阳。策薨，奔丧于吴。后权复征江夏，范与张昭留守。（《三国志·吕范传》）
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三国志·周瑜传》）
换一个角度讲，即使周瑜在孙策死后不做什么，单从利益权衡的角度，是否就不能参与决策和掌权了呢？并不是的。孙策在世时，周瑜在江东武将中的地位就已居首，因此他完全不必冒着得罪孙权与张昭的风险，去煞费苦心夺取一个本就理所当然获得的、“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的机会。
臣讨黄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领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将周瑜、领桂阳太守行征虏中郎将吕范、领零陵太守行荡寇中郎将程普、行奉业校尉孙权……等同时俱进。（《三国志·孙策传》裴注引《吴录》）
朗曰：“策勇冠一世，有俊才大志。张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杰，攘臂而为其将。谋而有成，所规不细，终为天下大贼，非徒狗盗而已。”（《三国志·王朗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因此我认为，原po对孙策托孤张昭，和周瑜在建安五年前后的地位知之不细，取材偏窄，所以得出错误的结论，而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其“向前追溯孙策对周瑜心存芥蒂的起因”的证明初衷也是失去意义的。
再来谈一谈原po由果溯因的逻辑。在历史材料的范围里，“有果必有因”的逻辑固然对，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结果的原因，都必然会以文字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可见的史料范围内。教科书的目的是教给学生一个成体系的知识网，所以前后照应，因果俨然，但历史材料不是的，它是“现实”，往往残缺，需要人们一步步推理和发现。一切结果都能在史料中找到起因，本身就是一种理想化的思维。因此，如果我们找到了原因，当感激史料的健全，如果不能找到，也很正常，不应拉扯无辜的东西牵强自证，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先立足于策瑜不合的立场，然后在他们的生平中寻找最可能存在裂隙的起因，这与矮子里拔大个并没有什么区别，不具有任何必然性。我举一个可能比较极端的反例，假使孙策与周瑜的确存在隔阂，也未必出于丹杨事件，或许周瑜曾与其它势力暗通书信、庇护亡叛一类的，但是这种事情并没有被记录在史书上，那么请问，与之相比，丹杨事件还那么刺眼么？
丹阳向为精兵之地，孙策仰为根本，因此刘繇辈狼奔豕突，形势一片大好之余，命亲密战友周公瑾还镇丹阳，一非过河拆桥，二非对其军事才能表示悲观，而是寄以萧何之任，享受功人待遇。但末了袁术空降从弟袁胤于丹阳，取而代之，却未见周瑜有任何反抗，真是奇哉怪也。（《冷眼看瑜策》）
讲道理，我见过许多策黑瑜黑，站在黑子的角度上一碗水端平的话，如果周瑜与周尚“俱还寿春”，周瑜可以被过度解释为背叛孙策，那么孙策命周瑜“还镇丹杨”，就同样可以过度解释为过桥抽板，黑也是要讲究平等的呀！没道理这件黑所共黑的系列事件在原po笔下，就变成完全意义上的曲在周瑜、孙策宇宙无敌白莲花了呀。
孙策（哭唧唧）：委屈。周瑜（冷漠）：哦。
还有一点我很反对，那就是小人之心读史，利益至上论看人，阴谋论首领其过。我一直坚持认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政治人物也不例外，在对历史“温存的敬意”下，彼此间应该多留些理解和体谅的余地，少些锱铢必较的吝啬、和以自身阴暗面对古人心理的揣测。在这一点上，李梦践行得很努力，先以善度人，虽然有时有滥善的嫌疑，但至少在下笔前，他就已经对所有古人都尊重和体谅过了——先善而后真实，要比先恶而后扳正容易得多——而原po恰恰是相反的。
就如该文的标题，他使用了非常冷漠的分析（臆测）方式。
以当时之势，袁术称霸淮南，不可一世，孙策小本买卖，虽穷人乍富，且不说名义上打着袁字招牌，究竟新店开张，根底非老字号可比。战国之世，朝秦暮楚，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周瑜不能免俗，有寿春之行亦是常情。但既结骨肉之恩，末了却搁不下利害，虽然回来了就是好同志，究竟于义有亏，孙策心中有疙瘩亦不足为奇。因此漂亮话尽说，房子银子尽发，无非君人御下之术，防跳槽的后手，末了中央大权却是敬谢不敏，终孙策之世，周瑜不过边将之任，决策层完全是张昭的市面，这含情脉脉的面纱之后的芥蒂可谓一望可知。孙策生前既然如此，安排身后之事眼底无周郎，可谓一以贯之。（《冷眼看瑜策》）
然想当年袁术伸出的橄榄枝已令周瑜心动不如行动，不必苏、张复生，只怕老同学早来几年，周郎去的就不是寿春，而是许都了。（《冷眼看瑜策》）
如果周瑜与周尚“俱还寿春”，孙策就因此对周瑜心怀芥蒂，那也实在太小家子气，全无胸怀。何况豆沙已证，这时无论孙策是否有脱离袁术的意思，他与袁术在明面上都依旧保持着暧昧关系，如容忍袁胤代周尚为丹杨太守，使袁术直到称帝，都抱有一种“料策之必与己同”的错觉。在这种情况下，周瑜实则并没有代替孙策决定是否与袁术开战的权力，相反，他顺应袁术的意思回寿春，也算是一种保护孙策不致腹背受敌的、对袁术的战略麻痹，孙策反而该对他抱以感激。
脱出丹杨事件本身，我想谈一谈策瑜二人的关系。即使丹杨对孙策来说是必须控制在手中的战略要地，那么周瑜有没有义务一定要为他守城呢？有没有义务，马上为孙策站队，好摆明立场以昭示他对孙氏的忠诚呢？其实是没有的。
此前周瑜与孙策的交集，无非是推宅舍策、历阳从攻两者，这时的孙策非一方之主，与周瑜的关系与其说是君臣，不如说是朋友。周瑜本人的家世决定了他有悠游择主的资本，而他对孙策也没有低到尘埃里的地位差，两者的合兵更近似于同在袁术势力下的同僚合作（周瑜从父周尚代吴景为丹杨太守，驻历阳，袁术有意从刘繇手上夺回丹杨，则周瑜代丹杨太守出兵，与孙策合攻刘繇），二者并无君臣关系。
罗贯中《三国演义》中写孙策到历阳，“见一军到”，而周瑜“见了孙策，下马便拜”，这种地位差还是想象的成分大些，虚构思路当是受了二人日后君臣关系的影响，但在当时，这种明确的君臣地位差异应该还没有确定下来。所以说，我是不赞成丹杨事件中袁孙周的关系是袁术为孙周共主、孙策是周瑜之主的二层君主论的。
时吴景尚在丹杨，策从兄贲又为丹杨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贲退舍历阳……术自用故吏琅邪惠衢为扬州刺史，更以景为督军中郎将，与贲共将兵击英等，连年不克。策乃说术，乞助景等平定江东。（《三国志·孙策传》）
袁术上景领丹杨太守，讨故太守周昕，遂据其郡……会为刘繇所迫，景复北依术，术以为督军中郎将。（《三国志·孙坚吴夫人传》附《周景传》）
瑜从父尚为丹杨太守，瑜往省之。会策将东渡，到历阳，驰书报瑜，瑜将兵迎策。（《三国志·周瑜传》）
这时孙策平定江东，依旧是以袁术的名义活动，在后者看来，孙策的所有行动皆是他承诺的“佐明使君（袁术）匡济汉室”的产物，丹杨未得，则以周尚代吴景为太守，丹杨既定，则以心腹袁胤代之，这非常符合袁术的一贯作风，也足见他对待周家与对待孙家的态度大同小异。周瑜心生另投之意，即使产生在与周尚“俱还寿春”之后，也并不意外，没有什么可黑的。
除此之外，我对原po提及袁术时所用的字眼不是很舒服，虽然东吴视角，背离袁术是政治正确，但也不能用这些作为论据强迫周瑜站日后归属的政治立场。
须知孙、袁两家貌合神离，扣部曲在前，赖账在后，稍带着玉玺的仇，孙策算盘打得明白，就等日后拉清单，曲意事袁，无非羽翼未丰，借壳上市而已……跑寿春去见即便谈不上反革命头子，亦是大走资派的袁公路。（《冷眼看瑜策》）
我还是那句，此时的周瑜一则没有向孙氏献媚、站队表忠心的必要，二则周瑜高祖父周荣曾“辟司徒袁安府”，真要追溯起来也算得上袁氏故吏，与草根创业的新交孙策相比，一个能够攀联上旧谊的强大势力，对周家本身就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何况庐江也在袁氏故吏刘勋治下呢。委实不必将袁术讲得那么一无是处，仿佛周瑜叔侄依附袁氏，是一件多么利欲熏心和不顾情义的卑劣行为，既然未依附过，也就无从谈什么二心。
策瑜双黑，当心阿策引四十米白刃斫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