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揭开“鄂东南三角区”的地缘面纱

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篇> [第27节]

作者:温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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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襄九郡(3)

在三国时代能够定位为“吴头楚尾”的板块,并不是被鄱阳湖流域覆盖的江西,而是“鄂东南”。顾名思义,这个板块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其行政上包括:黄石、鄂州、咸宁三地区,以及以武昌为核心的,武汉的长江以东部分。

能够成为一个独立板块,必定是在地理上有一定辨识度。从地理结构和轮廓上看,鄂东南板块与江东板块颇有些相似。长江在两个地理单元,都呈现出倒V字结构,并与南部的山地一起,共同围就出一大一小两片三角形的低地区。

其中为江东这个大三角低地区兜底的山地,是以黄山为代表的“东江南丘陵”;与长江一起在湖北省东南部,造就一片小三角形低地的,则是位于“西江南丘陵”最北端的幕阜山脉。基于这片低地的位置及轮廓特点,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鄂东南三角区”

尽管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两片三角地区之间还是存在诸多差异。单从所面临的压力来说,由于扬子江段在三国时代还未发育完全,加之东海存在,使得江东板块只需要应对来自板块之西的压力。反观身处长江中游的鄂东南地区,所对应的长江则早已发育成熟。无论是来自江汉平原的力量,还是来自长江下游的力量,都可以觊觎这片土地。

就地缘位置上看,鄂东南三角区无疑与江汉平原的关系更近。正因为如此,在2000年前,它属于荆州及江夏郡的组成部分,今天则为湖北所辖。然而在荆楚与江东两大板块对抗的时代,如果江东政权在吴头楚尾的争夺中,抢先控制了鄱阳湖流域,那么地理上独立的鄂东南三角区将成为其入侵江汉平原的跳板。

由于鄱阳湖流域在两汉时期被划入了扬州范畴,并且在东汉末年为强势的孙吴政权所控,使得鄂东南三角区在三国时代,客观上取代鄱阳湖地区成为了新的“吴头楚尾”。比如著名的赤壁之战,与“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这片土地及其所对应的长江之上。

既然鄂东南三角区具备如此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那我们就需要好好研究一下它的地形特点了。观察鄂东南三角区的地理结构,你会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湖泊众多。

今天,湖北省境内有大约三分之二的湖泊,包括:梁子湖、牛山湖、保安湖、斧头湖、西凉湖、鲁湖、三山湖等诸多湖泊,都是位于这个三角区之中。造就这一现象的地理原因有二:一是长江在这一带曲折蜿蜒,使得江水极易在洪水期漫入这片三角地形;二是整个鄂东南三角区的地形并不是一片大平原,受幕阜山脉的影响,区域整体呈现的是丘陵地貌,更容易蓄水成湖。

这片丘陵甚至还延伸过长江,一直延伸到汉水之南。在古云梦泽已经消失的今天,还能够在汉阳及其以西地区(古云梦泽东部)看到大量散布于江汉之间的湖泊,正是拜这片丘陵所赐。

无论湖水更多源出上游山地来水,还是来自于江水倒灌,有一点都是可以肯定的,鄂东南的这些湖泊必定都长期存在与长江相连的水道。在河道纵横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取得军事优势的关键在于水上控制力,尤其是对长江水道的控制力。与海军需要有深入陆地,能助之躲避风浪的港口一样,内河水军虽然常常以大江大河为战场,但平时囤驻、训练之处往往还是在环境更为稳定的支流及湖泊中。

  荆州地理范围示意图  

对于试图跨越长江,争夺鄂东南三角区的政治势力来说,散布于鄂东南的这些水道和湖泊,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深入到板块的各个角落,还能够为他们争夺相关长江水道助力。

不过在丘陵的切割之下,鄂东南地区的湖泊并没有如云梦泽那样连成过一个稳定的整体。这意味着整个低地区的湖泊,将拥有多条连通长江的水道,而这些水道和河口就是我们解开鄂东南地缘之锁的钥匙。参考地理位置和辐射范围,整个鄂东南三角区可分为四部分,大体上对应:黄石、鄂州、武汉(江东部分)、咸宁四个地级行政区。

先来看看位于东南角的黄石地区。就地理结构来说,黄石地区很大程度算是在幕阜山地的包围之中。不仅地区中心属性的黄石市处在山地与长江的夹缝之中,其背后所辖的:大治、阳新等县,在地理上也呈现为盆地状。如果把视角再拉高,长江在这一地区正处在大别山脉与幕阜山脉之间的夹缝中。基于其位置,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鄂东沿江走廊”。

作为连接两湖平原与鄱阳湖平原的长江通道,鄂东沿江走廊并没有冲积出大面积的沿江冲积平原。而在鄱阳湖湖口以东,同样承担两大板块连接功能的沿江通道,地势就要宽阔、平坦的多,以至于诞生过彭蠡湖这样的大型湖泊,以及曾经承担安徽省会职责的城市——安庆(安徽二字中的“安”,既是取自安庆)。

有鉴于此,这样一条以安庆为中心,西起江西九江、东止安徽铜陵的沿江通道,被命名为“安庆谷地”。顺便说一下,进入东晋之后,面积萎缩并彻底与鄱阳湖分离的古彭蠡泽,还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雷池。“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历史典故,便是出自于此。

把视线转回到鄂东沿江走廊上来。两岸山势险峻的地势,使得鄂东沿江走廊充当的主要是一条战略通道而非核心区的功能。在三国时代,黄石市东南方向的沿江山体被命名为“西塞”(山体遂命名为“西塞山”)。

在扬州与荆州的战争中,西塞曾经多次成为战场。单从名字也可以看出,“西塞”所指的是孙吴政权的西部要塞。也可以这样说,孙吴政权希望能够以西塞山及其所对应的江面,作为抵御荆州威胁的第一道防线。

当然,以西塞为前线的想法,是建立在孙吴政权没有控制荆州的情况下。在荆州刘表政权崩溃后,有机会染指荆州的孙吴政权,就需要将视线越过黄石和西塞山,在更为广阔的鄂东南三角区腹地布局了。

从西塞山出发溯江而上3、40公里,两岸的地势开始变得开阔。不仅如此,长江南北两岸还会出现两个地区中心城市:长江南岸的鄂州,以及北岸的黄冈。对于前者,很多人对它的印象是,鄂州的“鄂”字也是湖北的简称;而近年来帮助前者打响知名度的,更多是位列四大高考工厂的“黄冈中学”。

然而具体到三国时代,这段长江两岸却有与两个知名标签相关联:赤壁和樊口。关于赤壁之战发生在哪里,历来争论不体。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位于鄂东南三角区所对应的这段长江之中。

由于苏轼前后《赤壁赋》的背书,“黄州赤壁”成为了知名度最高的选项(黄冈唐宋时称“黄州”)。从地理位置上看,黄冈位于江汉平原的东部顶点。如果当年赤壁之战真的发生于此,则意味着曹操已经控制了整个江汉平原。

关于赤壁之战时,曹操到底已经控制了哪些区域,又或谁才是真正的“赤壁”,并不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当下这些地理解读,更多是让大家在脑海中建立一个地理框架。相比赤壁的不确定性,樊口的位置倒是没什么争议。刘备败入江夏之后,曾在鲁肃的建议下于樊口驻扎,并在与孙权结盟之后,在此与周瑜所率领的江东水军会合。今天,你仍然能够在鄂州城西的西山脚下,看到“樊口”的存在。

樊口的故事并没有止于赤壁之战。公元221年,在孙吴政权攻灭关羽取得荆州的控制权之后,为了稳固这片居于三国之中的战略要地,孙权将与樊口相依的鄂县更名为“武昌”,并将都城从江东的建业(南京)迁至于此。8年之后,孙权在武昌城称帝,正式在政治层面将历史拉入三国时代。

先后被刘备和孙权选择,看来樊口的位置非同一般。当我们顺着与樊口相连的水道,向这片三角区腹地探寻,答案便浮现眼前了。与樊口相连的,是以 “梁子湖”为中心的,鄂东南最大的几个湖泊。

除面积仅次于洪湖的湖北省第二大湖梁子湖以外,这个水道相连的湖群还包括:牛山湖、保安湖、三山湖等湖泊。整个湖群则可被统称为“梁林湖水系”。历史上,这些湖泊的融合度比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要更高,整个湖区还有一个更容易让大家联系到樊口的名称——樊湖。

传说中,樊湖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帝尧时期的“樊国”,只是如此久远的“历史”只能归类于传说。这一地区真正能够进入信史时代,始于西周中期在此建国的“鄂国”。

再向前追溯的话,鄂国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建制于山西境内的“鄂国”。传说中,在殷商末年,当时的鄂侯曾经与西伯侯姬昌一起位列三公,并因向纣王谏言而被杀。其后在西周初年,迁徙至南襄盆地北部,并于西周中期沿随枣走廊一路南迁,最终跨越长江至樊湖地区重新建国。至于说这个“鄂”字,是否与鳄鱼有关,那就见仁见智了。

在楚国崛起于江汉平原之后,近在咫尺的鄂国也随之覆灭成了为楚国的属地。对于楚国来说,吞并鄂国的意义在于将边界推进到两湖盆地的东边缘,并通过鄂东走廊渗透长江下游。而对于试图反方向操作的孙权来说,在荆州新定,魏、蜀两家还虎视眈眈之时,将都城迁至荆州地界则有利于加强对荆州的统治。

然而由于南郡及江夏郡的北部地区,包括襄阳和曾经作为江夏郡治所的“安陆”(今云梦县),都在魏国的控制之下。东吴对能否守住荆州,显然没有经营江东时那么有信心。将政治中心放至江汉平原更是有安全上的隐患。

对于以“地利”立国的江东政权来说,江汉平原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天险的保护。刘备当日被虎豹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追击至长坂坡的经历,更是让孙吴政权认定,长江才是最有利的屏障。

从更高的视角来看你会发现,鄂东南三角区本身也是“两湖盆地”的一部分,鄂州所扼守的是整个盆地区的东大门,也是由东向西入驻两湖地区的桥头堡。在这种情况下,将同样有长江天险庇护的鄂东南三角区,经营成为控制荆州的“小江东”,并以与西塞防线近在咫尺的鄂县为新都的“武昌”,无论在战略还安全上都不失为良策。

然而历史上,孙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江东士族的广泛支持。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之后,旋即还都建业。公元266年,孙吴末代皇帝孙皓一度再次迁都“武昌”,但同样遭到江东势力的强烈反对并酿成了内乱。甚至民间也产生了“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民谣。迫使孙吴政权再一次将都城迁回建业。

现在,当大家明白最初的武昌原来是现在的鄂州,并且拥有鄂东南地区最大的腹地时,问题又来了。从地理位置上看,当下这个对应着汉水河口的武昌,位置同样看起来很有优势,又有什么理由被孙吴政权放弃呢?与江东的情况类似,鄂东南三角区的防御面实际也是在西侧。以此来说,现在这个武昌的位置与孙吴在江东的都城建业(南京)相当。更何况夏口还能够通过汉水,横穿整个江汉平原并直达南襄盆地。

对于有入主中原之心的孙吴政权来说,这样一个位置是不可能不重点经营的。实际上孙权并没有放弃夏口,而只是放弃了黄祖在汉阳地区所筑的“夏口城”,转而在现在的武昌地区重筑了新的“夏口城”。在孙权有意将鄂东南打造成“小江东”的情况下,将夏口城移筑到长江东岸,有助于整个鄂东南地区的开发。虽然由于位置过于前线,新的夏口城并没有成为东吴的新都,但还是成为了吴属江夏郡的郡治所在。

身兼区域政治中心和开发职责的新夏口城,同样在背后的鄂东南三角区拥有自己的腹地。如果说,樊湖覆盖的是鄂东南腹地的中东部,那么新夏口城所辐射的就是这个三角区的北部了。今天,这一区域的代表性湖泊是位于武昌东部,并因此而得名的“东湖”。至于三国时代,这一地区的湖泊分布状态如何,当下已很难考证。可以肯定的是,负责新夏口防线的吴国水军,在这个区位上并不缺少与长江相通的湖泊囤驻。

那么,武昌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从樊口跑到夏口的呢?其实“武昌”和“鄂”这个两个名称,曾多次在上述两个战略要地转换。比如在南宋时期,现在的武昌反倒是叫“鄂州”,而现在的“鄂州”当时还是叫“武昌”(武昌县)。

夏口得到“武昌”之名始于元朝设置统属两地的“武昌路”,并将治所放在了夏口。其后由于明清两代只是将武昌路改称为武昌府,夏口属性的武昌仍以府治的地位,得以用“武昌府”之名贯穿明清两代,并在清王朝终结的那一年,通过“武昌起义”的背书,彻底在进入新时代后独占武昌之名。

在武昌府的存续过程中,虽然当年孙权在樊口边上设立的“武昌”,尚能一直以“武昌县”之名存在于行政版图中,但为了避免与已经升级为湖北省会的武昌发生混淆,最终还是不得不让出“武昌”的版权,不得不恢复“鄂”的旧名。

说到这里,倒是还可以了解一下著名的武昌鱼到底是什么鱼。通俗点讲,你可以认为武昌鱼就是大家在菜场常见的“鳊鱼”。不过新旧武昌人可能会告诉你,只有科研人员于1955年在梁子湖发现的“团头舫”才能算是真正的武昌鱼,菜场里卖的大路货是“三角舫”。

至于说这两种鳊鱼到底的细微区别到底在哪里,味道又是否有差异,大家可自行去考证。只是说2000多年前吴人口中所说的“不食武昌鱼”,应该只是用来泛指罢了。由于梁子湖当下为武汉和鄂州两地共有。在这种情况下,倒是不用去争议,谁更有资格拥有“武昌鱼”的属地权。

在这个各大省会城市都争相扩张,希望成为特大城市的时候,如果鄂州有一天被并入武汉,倒也算是为新老武昌这桩公案,找到了一条另类解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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