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造共和”的对象是满清朝廷，“二造共和”的对象是袁世凯，“三造共和”的对象变成了张勋，档次越来越低，作用越来越小。
北洋将领并非铁板一块，派系众多，矛盾重重。尤其对待朝廷问题上，态度五花八门。人是复杂的动物。尤其在历史周期律之第三层和第四层交替之时，人的灵魂备受考验。清末民族，帝国转向民国，国人的灵魂在帝国梦和民国梦之间反复摇摆。袁世凯堪称民国建立时的第一功臣，最后还是没有经得起帝国梦的诱惑。冯国璋心眼很多，辛亥暴动之际还想一举荡平武汉，为朝廷建功立业呢。
北洋将领之中，段祺瑞对满清朝廷感情最淡，张勋对满清朝廷感情最深。所以段祺瑞威逼清廷退位。所以袁世凯死后，张勋认为机会来了，还要搞复辟。后人认为张勋是大老粗，其实他有一颗忠于帝国的灵魂。事实上张勋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要知道张勋辫子军只有几千人，进攻偌大北京城，简直是杯水车薪。但是张勋直接进入北京城。给他打开城门的是号称北洋之龙的王士珍。民国初年，王士珍和徐世昌一样，以满清遗民自居，甚至不愿意当民国的官，领民国的工资。
张勋复辟本质上被利用了。段祺瑞就是要利用张勋扳倒黎元洪。所以当张勋雄赳赳气昂昂进北京时，天津的段祺瑞表示没看见。当张勋把黎元洪赶走，段祺瑞睁开眼睛，在天津天津马厂誓师、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
段祺瑞请梁启超代写一篇讨逆檄文。梁启超用他的大笔蘸狗血，把张勋描绘成一个活脱脱的小丑。梁启超写道：“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谨痛哭流涕申大义于天下曰：呜呼，天降鞠凶，国生奇变。逆贼张勋，以凶狡之资，乘时盗柄，竟有本月一日之事，颠覆国命，震扰京师，天宇晦霾，神人同愤。该逆出身灶养，行秽性顽，便佞希荣，渐跻显位。自入民国，阻兵要津，显抗国定之服章，焚索法外之饷糈，军焰凶横，行旅裹足，诛求无餍，私橐充盈，凡兹稔恶，天下共闻，值时多艰，久稽显戮。比以世变洊迫，政局小纷，阳托调停之名，明为篡窃之备，要挟总统，明令敦召，遂率其丑类，直犯京师。”
段祺瑞的讨逆军兵分两路，分别以段芝贵和曹锟为东西两路统帅，吴佩孚为前敌司令，沿京津、京汉铁路向北京进逼。张勋装模作样的调兵遣将，和段祺瑞决战。记者问张勋：“段祺瑞来讨伐，你怎么办？”张勋拍胸脯保证：“至死力战”。记者又问：“若战败，怎么办？”张勋再次拍胸脯：“断不他往！”
比起前两次“造共和”，第三次成本低得多。张勋和段祺瑞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张勋的辫子军无力也无心思作战。段祺瑞派一架飞机到到皇城转一圈，丢几枚简陋的炸弹。据说第一枚炸弹伤了一个太监和几条狗，第二枚炸弹炸毁一个缸，第三枚炸弹投到了故宫的消防水缸里，被水浸湿，未爆炸。这样就把辫子军吓得对着皇城屈膝弯腰撅屁股躲避，摆出一个狗钻洞的造型，忘记射击（当时飞机简陋，离地面只有三百米）反击。
段祺瑞另派一架飞机到张勋住宅，丢了两枚简陋的炸弹。第一枚丢到鱼池里，弄出一堆水花，吓张勋一跳；第二枚丢到屋檐上，炸一个大洞。张勋懵了，赶紧打电话去荷兰使馆，请求洋大人派轿车来，接他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政治避难”。
至于地面接触，吴佩孚勇猛异常，轻松击溃辫子军。
段祺瑞再一次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三造共和”完毕。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所谓“三造共和”，仔细一看都是水分。尽管都是水分，在那个时代依然是鹤立鸡群。因为其他人，要么对共和漠然不知，要么没有机会。
袁世凯之后，蒋介石之前，段祺瑞是决定中国走势的那个人。所有人要么是段祺瑞的朋友，依靠段祺瑞升官发财；要么是段祺瑞的敌人，被段祺瑞打败或打败段祺瑞。
就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段祺瑞成为一名“怨妇”。
那么该如何评价段祺瑞呢？答案，谋国者。
所谓谋国者，无非就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有些人成功，有些人失败。
所谓谋国者，便是毕生把国放在首位之人，通过谋国而谋自身。最基本条件之一是和平。袁世凯当选大总统之后，原本已经实现基本和平。但袁世凯走错一步棋，天下再次混乱。他们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但他们都有鲜明的个性，独特的标签。
段祺瑞谋国，就是失败的典型案例。讨伐张勋之后，原本是赶走满清皇室，彻底联合各派整合国家的大好良机。段祺瑞却什么都没做，仍然以军人思维看待问题，回国头准备以武力讨伐西南派。常言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段祺瑞却把战争和政治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