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绿弄云烟。雨馀玉笋空中现，月出明月掌上淵。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 邱浚 《咏五指山》
3、七月流火
诗经有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这句话的译义南北有别。
北方人说：七月过后，火星西斜，天气将变凉了。它表达的是季节转换的意思。而南方人则说：七月正是三伏天，西边流云如烧，正是台风多发季节，闷热的七月，赤日炎炎似火烧。
事实是，海南的七月依然热浪滚滚、挥汗如雨。它表达的是“除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炎热程度。我认为这两种説法各有各的道理。不同地方的人其感知不同所以结论就会不一样。而我做为南方人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我所感知的七月是热烈的、是令人热血沸腾的。
一九七八年的七月，我走进了高考的考场。那个七月热闹非凡。它给我带来了好运，从此改写了我的生命历程。
一九八二年的七月，我走出了大学校门，告别了我亲爱的老师和同学。告别了我那青涩的学生时代。即将成为一名旱劳保收的国家干部。从此我可以自豪的说，我能养活我的母亲了。所以我的心情是愉快的，炽热的，也是五味杂陈的。
大约是七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从广州的洲头咀码头下船南归，那是我最后一次乘坐红卫轮的五等舱。它意味着我的十九元助学金时代的结束。
和四年前初次乘坐红卫轮北上时一样，我随身携带着一个大木箱和一个比较大的编织袋。编织袋是在北京路上买来的，是彩条布缝制而成的那一种，顶端有一条拉链，拉链的两侧有两条袋带。最初是倒爷们用来从香港走私服装的。相对便宜一点，比较适合学生们使用。
箱子和编织袋里装着满满的旧衣服和专业书籍，沉甸甸的。我用一条木棍挑着它上船，很像一位赶集的农夫。更像古代伴着官人远行的书童。不同的是书僮是随着官人去赴任的，而我却是独自一人踏上新的征程。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
虽然我的腹中诗书并不多，但是满箱的书籍也是能装点面子的。诚然，书是我当时唯一的自信和骄傲。也是我赖以立命的工具。
可惜的是这些书在多次搬家中被白蚁啃光了。以至于现在的我变成了科盲一枚。嗟矣呀嗟矣！
那时候，我们窃以为“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窃以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窃以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于是挑书上船时，我还是信心满满的寄希望于我的那箱书能够给我力量、带给我好运。
因此那年离别时，我们并没有“毕业季”的依依不舍，也没有送别时的泪流满面，而是高高兴兴的踏上了归途。总是臆想着有朝一日也能够像北宋大儒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知识真能改变命运吗？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会如我所愿吗？现实会打肿我的脸吗？反正我是稳稳有忧的。必竟我是经历过”读书无用论”那个年代的人。而那个年代才刚刚结束不久，那些惊心动魄的一幕幕仍然记忆如新。那时我有一种预感：在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知识可能还比不上关系好使。换言之“我爸是李刚，胜读十年书”。这样的预感时稳时现是一种不祥之兆。
下午两点半钟，船开了。舱底的闷热没有抵消我们学成归来的喜悦。与我同船的有糖本的“王家三兄弟”和尚荣同学。他们都是就读于广州轻校的海南学子。我们几个人在大学的四年里同饮一江水，同睡一幢宿舍楼，同吃一间食堂。甚至同解一道题。最后又同坐着一条船。怀揣着四化建设的梦想向着家乡的那片热土回归。
可以预见的是，他们四人下船后所从事的事业是甜蜜的（糖业）。唯有我的未来是个未知数。因为我还不知道海南的人事局会将我抛向何方？我半点都不知道海南有几家纸厂是能容纳我的。所以我的心情难免有点五味杂陈。
好像前行的路上，一边是希望的种子，一边是飘飘的落叶。但是既然踏上了这片热土，我相信希望总是大于迷茫的，必竟海南是我的家乡，那里的水是那么的清，天是那么的蓝。谁不说咱家乡好？！
在船上，我们几个人凭栏望星空，对着苍天说：“苟富贵勿相忘”；对着大海许愿：“愿好人一生平安，愿我们都有一个好的前程和一个幸福的家庭。愿海南的明天会更好！
在船上我们还约定回海口后抽空去潭牛糖厂看看杨雄同学的新居和新娘。听说到厂不久杨雄同学就升任股长了，一年后大家又叫他杨厂长了。那一年春节我去潭牛看他，正是他“洞房花烛夜”的大喜之年。尔后他又黄袍加身了。好运总是伴随着他。我们都为他高兴，还希望他能早得贵子。也是那一年春节他给我批了一包糖，在我的亲戚面前兑付了我的承诺。从此我们过年食糖的供给侧有了保障。
在船上，大家还说好了每年春节都要抽空一聚。那时的信誓旦旦总是那么的儿女情长，那么的铿锵有力！那么的豪情万丈！
事实证明“苟富贵勿相忘”那个誓言阿发和阿文做到了。而且他俩还创造了“共尊一妻”的人间奇迹。
我这里所说的“共尊一妻”并非“九夫一妻”的意思，而是他俩分别娶了两位名字相同的美女为妻。而且那两位美女和我还算远亲，是我们家的“林妹妹”。因此在同学的关系之外他俩还得叫我大舅。这又让我们亲上加亲了！这算不算也是天意？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俩丈母娘的名字都是一样样的，姓氏名谁仨字不差。如此之高的契合度估计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真真正正是个奇缘呀！于是它让我相信了万物皆由命注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真的像《红灯记》中所唱的那样“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他比亲人还要亲”。
回到海口之后，他们一下船就各回各家去了。独我一人要先去海南人事局抵交报到证，等待他们的发配。
意料之中的是我被分配到屯昌糖纸厂去当差。规定一个月内必须到单位去报到。15号前报到的可以领足一个月的工资，15号后报到的只能领取半个月的工资。我应该在那一天报到才能效益最大化呢？那一刻我觉得读书还是很有用的。
当时的政策还规定大学生的实习期为一年，一年内按行政二十三级计算工资，每月六十三块伍毛钱。转正后定为行政二十二级，工资七十二元伍角钱。钱的尾数为什么不是整数？至今不得而知。领到介绍信后我便匆匆的回家去了。
回到家中，最高兴的是我的母亲了。“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总是最牵挂我的那个人。她既希望儿子能远走高飞，又担心高处不胜寒。所以能离她近一点是最好的了。
我毕业归来后，我弟和其他亲人们同样是高兴的。我是家族里唯一的国家干部，他们期待着我的未来。当得知我毕业分配在糖纸厂时，他们就更高兴了。从此他们不再愁孩子上学没有纸写字，过年没有糖做粿了。总之“民以食为天”，于公于私他们都对我寄予了厚望。必竟能者多劳，血浓于水嘛！
回家才过了两天我就得赶回海口去了，因为接到了一位亲戚的通知，說是海南省技工学校想调我的档案到他们学校去当一名数学老师。海南省技工学校是刚刚从松涛水库搬回海口的一所中技学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了海南电力系统的中坚力量。能到那里去当老师当然是不错的选择啦。况且我高考报志愿时所选择的方向也就两个。一个是当工程师，一个是当教师。两者选其一，当然是留在海口当教师更理想一点啦！
于是回海口后我和技校的人事科长去了一趟人事局干部调配科。答案是否定的，说我的档案已经调到屯昌人事局去了，唯一的办法是去找屯昌人事局要人。意思当然是告诉我这路走不通。我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里才是大有作为的。
其间我的一位“飞机师”叔叔曾经和我一道去找了他的一位在人事局当调配科付科长的亲戚办这事。那斯答应的很到位，但却是一位“满答应，全不办”的高人，让我空喜一场。还耽误了我的报到时间。让我少拿了半个月的工资。这事主要还应该怪我，怪我误判了人情，高估了人心。
于是我只好继续挑着那点破行理到屯昌糖纸报到去了。我的想法是人生不可能同时跨过两条河流，哪条河水最暖是无法进行同时比较的。“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所以只能是命也运也了。
那次陪我一起去屯昌报到的是大邢兄，大邢兄那时还是海师附中的英语老师。他的爱人刚好是屯昌陶瓷厂的一名助理工程师（华工毕业生）。他的丈人是一名琼纵战士，在屯昌的供电部门任职，官致所长（正股级）。报到后我和他在他的岳父大人家喝着米酒聊着天。米酒是他丈人自酿的，醇度偏低，是三碗不过岗的那一种。配菜是自种的花生米。我们吃得津津有味。那段时间只要大邢在屯昌，我就经常到他丈人家去蹭饭吃。因为他们家还有一朵玫瑰含苞待放，在那里喝着小酒偶尔还能闻到花香。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好景不长，大邢不久考上了华师大的研究生，毕业后到了五邑大学当老师，隔年又出囯深造去了，他的脚步迈得越来越快了，也是越走越远了，远得我总是望尘莫及，想想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我只好踽踽独行了。
在屯昌糖纸厂，我的主要工作是担任造纸车间的技术员，晚上没事做我就到车间去与工人们打成一片。因为我深知做为实习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要想在此地安身立命，就得掌握纸厂的第一手资料，争取做出一番成绩来。
有时晚上也帮工人夜校上一点数学课。那时的工人学习风气还算不错。厂里的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拿一些较难的题来考考老师。其中也有一些女孩，似乎有点“醉翁之意不在于酒”，在于靠近乎。我均以礼待之。有朋自邻居来不也乐乎？（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