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是个大家庭，父亲一辈有四兄弟两姊妹一共六兄妹，两个姑姑嫁到了市里，大伯年轻时跑运输，赚了钱举家搬到了镇上，过起了“居民户”的日子。剩下二伯、三伯和我们家，依旧住在祖辈生活的村子里。
爷爷奶奶早已去世，早到出生晚的我都未曾见过他们。六兄妹都育有一儿半女，这些哥哥姐姐也都已经结婚生子。三世同堂，一大家子加起来有四十多人，每年的年夜饭格外热闹。
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爷爷奶奶去世前是和三伯们一家住在一起的，因而每年年三十，全家的年夜饭都是要在三伯家吃的，而且是从下午两点左右开始吃，一直到晚上五六点。年三十一早，各家吃完早饭，带上香蜡纸钱就赶往三伯家。伯母们早已经开始洗菜、剁肉，准备年夜饭。三伯母有一手好厨艺，自然次次掌管全局，你总会听到她唤着某个孙子孙女的名字，“杰杰，去你二婆（二奶奶）家拿两段藕来！”小孩子听到后总是一群人风一样跑了去取。哥哥姐夫们把扫墓用的纸放在太阳下晒着，过上半个小时，拿出一张崭新的100元人民币放在纸上拓印。这是当地的风俗，只有男人们才能做。冬天的太阳到了中午变得暖洋洋的，院子里早已摆上了桌子，放上了瓜子花生、糖果点心和水果等零食。伯父姑父们坐在桌旁，喝着三伯父攒了好久不舍得喝的铁观音，抽着哥哥们从外面带回来的好烟，聊着这一年的生计。姐姐嫂嫂们则一齐聚在卧室里，或坐或卧，聊着自家的孩子丈夫，聊着最近新买的衣服、做的头发。小孩子们在院子里，放鞭炮、掏鸟窝、一会儿又嚷嚷着去放风筝...好不热闹！
而作为一个高中生的我，总显得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在哪处待着。和伯母们一起做饭，我只会烧柴火，她们还嫌我不会控制火候，不一会儿就让我出去和姐姐们聊天。和姐姐们杵在一起，她们聊的我实在是不感兴趣，没有意思。一会儿看哥哥们在试东哥新买的摩托车，一会儿听听伯父们聊着隔壁村谁家养鱼赚了多钱，实在让我觉得没意思。小孩子们倒喜欢和我玩，拉着我和他们去“野炊”。杰杰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一个废弃的铁锅，偷偷拿上爷爷的打火机，到了屋后铁路旁一口枯了的池塘，他们捡来柴火，架起铁锅，在锅里烧起了泥巴。
到了中午十二点，开始能听到四处扫墓响起的鞭炮声。大人们开始准备，带上好酒好菜、纸钱香蜡，在田埂上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到了坟头，伯父们用扫把扫去坟头上的落叶，摆上了鞭炮；伯母们点上香蜡，摆好酒菜。大家手里都拿上了纸钱、还有这两年时兴的“别墅”、“衣服”。小孩子们依然四处乱蹦，只觉得到处的鞭炮声好玩。待大人们吆喝一声“要放炮了！”他们立马紧紧捂着耳朵，靠在妈妈怀里。鞭炮响完，大家拿起纸钱扔进坟头的火堆里，说着让人心酸的话，“老爷子，今天过年了，出来吃点好的，钱有的是，你们使劲花。”“强娃（大伯的儿子）有出息了，在北京买房了，也亏你们没白疼他。”“今年庄稼收成都很好，还请你们保佑明年一年也风调雨顺，平平安安。”而后，一大家人在坑坑洼洼的坟头边跪下来，三扣九拜。
扫完墓，就开始吃年夜饭了。这么大一家人，定是要坐上三大桌子，像贾府里过年看戏那样热闹的。虽说农村里的饭食比不上贾府，但也算刘姥姥家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了。年夜饭主要有五种菜品，炒菜、凉拌菜、油炸小吃、卤菜、炖菜。炒菜时最家常的，青椒肉丝、西芹豆干、青笋炒肉、香菇青菜... 像把川菜馆里的菜上了个遍。凉拌菜很是下酒，菠菜粉条、凉拌莲菜、松花蛋... 油炸小
吃最受孩子们喜爱，春卷、花生米、麻花... 一上桌总是一抢而空。卤菜可是最受欢迎的硬菜，猪蹄、鸡爪、猪肠、鸡肉、鱼肉...还有热乎乎的炖菜，红烧鱼、炖排骨...在吃完饭盛一碗排骨汤才算把年夜饭吃到了圆满。大人们下着白啤红酒，聊着东家长西家短，谈着给哪个表亲家的侄子介绍个对象；孩子们啃着鸡爪，和妈妈堵着气要再喝一杯橙汁，就这样，年夜饭吃到了夕阳西沉。
上了大学，一年回两次家，对家里的年夜饭更是想念不已，不仅想念那些温暖可口的饭菜，更想念过去那二十个快乐幸福的年三十，毕竟现在，家里再也没有那么热闹了。
我上大二九月的一个晚上，家里的微信群里突然传了几张图片。我点开一看，是二爸倒在家里的地上，满身是血。我急忙给家里打电话，才从母亲疲惫的声音里明白了原委。原来父亲夏天给夏利姐姐（二爸嫁出的女儿）家盖房子，父亲是个包工头，带着大家一起去干活。眼看着竣工了，二爸和女儿声称活没干好，克扣工人们的工钱。父亲想着，我们是自家人，我不要也行，就当给侄女帮忙了；但父亲干了一辈子的包工头，哪能拖欠工人们的工钱。请工人们吃了饭，听着大家的不满，“你这给自己的哥干活，还里外不是人的。”“我们家娃上大学，每月可等着生活费呢！”借着酒劲，父亲半夜回到家去了二伯家，和二伯两口子理论。三言两语说不拢，二伯从厨房里拿来了擀面杖，二伯母拿起了剪刀。擀面杖几下落在父亲的背上，父亲被激怒了，抢过了二伯母的剪刀，两人扭到在了一起。听完母亲的话，我早已泪流满面。赶着国庆我回了一趟家，在医院里见到了二伯父。伤势已经愈合，但二伯母可是得理不饶人的主，请来了姑姑姑父，要我们家赔十万给他们。父亲哪里愿意，低声下气地道了歉也没有用。长辈们都劝着，说一家人还是要和和气气地解决问题，再说也不是建国（我父亲）一个人的错。好说歹说，一个星期后，我们家拿出了四万块钱，和二伯父一家划清了界限。
第二年春天，大伯父们回村里返修老房子。父亲吸取了教训，知道自己人不好处理问题，把活计推给了认识的叔叔。谁曾想到，大伯父和三伯父又闹起了矛盾。原来三伯父介绍熟识的司机给大伯父家运水泥，运一趟水泥厂开一张票，拿着票找大伯父要钱。这天司机拉了三趟，把票给大伯父时就不对劲了。大伯父一口咬定司机只拉了两趟，多出来的一张肯定是讹钱的。这个司机拉了一辈子水泥，那受得了这诬陷，三言两语吵了起来。三伯父托司机帮忙，面子上当然过不去，就和大伯父吵了起来，还翻起了十几年前的旧账，两人自此白了眼。
年夜饭就从这两年开始没了味道，像是贾府里人去楼空，索然无味。大伯父两口子跟着儿子去了北京，逢年过节从来不回来。二伯父一家子和我们家划清了界限，连年三十的扫墓都不去。两个姑姑怕是回来不好待在谁家，就称身体不舒服不回来了。年夜饭就只剩下我们家和三伯父家两家，三桌饭菜也变成了一桌。父亲和伯父两人干喝着白酒，小侄子总是问我“为什么思思姐姐（二伯家的孙女）不来玩了！”母亲和三伯母准备的饭菜也少了很多，大家匆匆扫完墓，吃完饭，就各回各家了。我知道，以前的年夜饭再也回不来了。
这几年，我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读着家里的故事。看着父辈们关系破裂，郁郁寡欢，我却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好想告诉他们，我还是那个最受喜爱的侄女啊。可是他们，我已经几年没有见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