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我的儿童节。

那时学校非常重视，每年儿童节都会有全校的文艺表演。三年级前，我作为我们班的主要演员，提前二十天就开始策划。那时是有一定思想和能力的，也是勇敢的，几个同学研究着节目的大框架，然后再选择演员。

那时的儿童节都是表演唱，一组同学不断改变着舞蹈造型，结合选中的曲目。什么伴奏也没有的情况下，排练时只能靠人声合唱。每次对于舞蹈造型的改变，有时拍案叫绝，有时就争论得面红耳赤。

那时学习也不像现在的孩子们这么紧张和繁重。每天放学后，文艺队的成员自动留下来，把桌椅挪好空出场地。反反复复推敲和磨合着舞蹈动作，一次次推翻，一次次重来，每个人都充斥着一种属于孩子的热情和激情。然后还要把桌椅恢复原样。

临近儿童节时，老师也会抽出时间检查指导。那时一至五年级都一样，都是利用休息时间排练，作业回到家里再完成。现在孩子演节目的服装都有条件直接买，我们那时只能研究好演出服的颜色，搭配好看就好，样式从来不敢奢求了。因为颜色统一了，整体看起来整齐，也不那么容易借到。白上衣蓝裤子时居多，配上红领巾也好看。但是，就这样的要求也很难借到合适的衣服。小孩子都是花衣服，格衣服，或者红的绿的，很少有人有白色衬衣的，更不会为了儿童节做一件。这样订好服装颜色，就回家跟大人研究，研究可能有这样颜色的人，然后大人去借。最后借对了颜色，却几乎没有合身的，以至于演出时，很多同学穿的又肥又大，挽着裤腿和衣袖。

有一年，母亲实在借不到白衬衣，我又是主要的演员，她竟然买了五尺白饰布，回来给我做了一件衬衣。那一年的演出我至今难忘，全班只有我的服装合身得体还好看，而且在造型上还没有一点事故。那种布缩水，演完洗了就不合身了，我送给比我矮的二姨，记得送去时还明白地告诉她，我穿小了才给你的。记得二姨当时笑了，我那时三年级。

我是一班，二班的孟老师我记得，她喜欢编排二人对唱，曲子就一个旋律，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她自己写词。当时我们都被这种形式惊呆了。因为相比较我们这种千篇一律的造型，人家两个男女生就很高水准的样子。再加上服装是那老师在哪借的，都是绸布的，看着像戏台上的演员那么好看。

那时化妆并没有化妆品，描眉和眼睛有一年用墨汁。干了后把眉毛干得特别难受，阳光下，头就特别疼。后来就用火柴棍，烧了一下吹灭，用燃烧过的头画眉毛。腮红倒是家里有的，直接脸和嘴唇都用它，有时在眉心点一个圆点。

还有个表演，戴着顶针儿拿着盘子，边打边唱和说，那个应该是我知道的最早中国式说唱了。

三年级的儿童节，我那时是大队委旗手。不但班里领着表演节目，还要升旗。但是5月31号却出了意外。

在舅奶家和小表姑玩儿，追逐时跑过酱缸，她家的酱缸因为有一道纹，就用八号铁线拧着。我被伸出的接头剜掉一块豆粒大的肉，而且很深，在大腿上。当时舅奶给我上了她家祖传刀伤药，第二天肿得不敢走路。哥哥用自行车送到学校，所有安排好的事情临时无法找人代替。我就拖着受伤的腿，瘸着升旗，瘸着表演。很多动作无法正常完成，而且每走一步疼痛难忍。

那时六一表演，不仅是孩子们的一次盛会，同时学生的家长，附近村民大多也来观看。所以表演的好与坏比如今的电视直播还快速地传播开。大人们也是郑重其事，不被任何干扰地欣赏，然后津津乐道地评价着节目，甚至有些孩子还有了知名度。

三年级以后我开始主持这样的表演了，无疑这样的殊荣让母亲觉得很荣耀。她认真地为我准备服装，包括起早为我化妆，到然后她亲自到现场。母亲并不直接夸奖我，而是不经意地跟我学四舅妈如何如何夸我了，大姑怎样说的。她也会在夜里说给很晚回家的父亲听，带着喜悦和欣然的语气，父亲低沉而高兴地询问着，笑着应答。

那时的唯一遗憾是我有一种羞怯。父亲有时喝了酒回来，半真半假地想让我表演给他看，但我却不好意思这样直接面对面表演给他。每次找着各种借口，父亲嗔怪着，哥哥姐姐们各种手段地激励和褒贬着，但都不能促使我像在学校一样完成表演给父亲看。想想父亲也许会遗憾，也许也会理解我的羞涩，但有时听他在母亲那里打听我，很是认真的语气，我又常常觉得我很无能，或者不是他期望的样子。

父亲和母亲都喜欢唱歌，我想我是这一点遗传了父母。母亲总是哀愁的，但她只要听我唱了，心情会转好，特别是晚年时。很多时候，单独跟父亲在一起时，他会突然说，“九唱一个。”

后来的我，从未再让他失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