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本书的编纂体例，也就是以十年为一个单元梳理纪录片的历史，本章应该讲述2020年代的纪录片历史。这是一段尚未发生的历史，我本来可以不讲，但是最终我仍然决定预设这一章，主要是为了呼应我在本书序章中指出的学习历史的一个重要意义：“知古明今创未来”，前提是“知古明今晓未来”（参见本书序章《鉴往知来：为什么学习纪录片的历史》第1节）。10年后，随着2020年代的纪录片成为历史，我将在本书修订版中替换现有内容，回过头来讲述这个年代的纪录片历史。
预测未来是一门学问，也是包括纪录片在内的影视作品的分内之事，姑且将这类纪录片称为“未来纪录片”吧。法国导演克里斯·马克曾经拍过一部纪录片叫《未来的记忆》（2001，与雅尼克·贝隆合作）。我国在2012年也出现过一部纪录片叫《西安2020》，这是一部以未来城市发展为主题的大型未来时纪录片。记得有一次我在某机构举办的纪录片进修班上讲课，发现有些学员是房地产公司的经理或业务人员，他们学习纪录片的目的是为了利用纪录片更好推销房地产。
过去决定现在，现在决定未来。纪录片的未来发展趋势，离不开当前的总体社会环境与媒介环境。本章主标题“万物互联”表明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环境，副标题《关系是纪录片思维的关键》旨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包括纪录片工作者在内的影视或视频从业人员的思维应当与时俱进，具备与时代相适应的思维方式。
我在本书的序章《鉴往知来》中谈到学习方法时曾经指出思考的重要性，思考可以解释为“思维”的探索活动，并在探索过程中产生积极的创造性的作用力（称为“思考力”）。思维不仅是科学，而且成为科学的六大领域之一（根据科学的反映领域划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横断科学、纵深科学、哲学六个大领域），甚至科学的三大领域之一，紧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后。
无论是将当今时代称为万物互联时代还是智媒时代，都与人工智能有关，而人工智能的关键是将万物联系起来的“关系”，以及相应的“关系思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喻国明先生前不久发表两篇文章，一篇是《智媒时代关口呼唤大智慧》，另一篇是《从资讯到关系，未来媒体如何构建影响力？》，他在后一篇中指出：近年来，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新技术革命使包括传播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正在经历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就传媒业而言，这种变革包括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渠道、传播接受、传播效应等整个结构与环节要素的重新改写。
认识和把握这种巨变，探讨其新的发生机制与运作逻辑，对于我们把握当下、面向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传媒产业又被称为“内容产业”，内容就是整个产业链中最具基础意义的元概念。如果我们这些做内容的人看不到内容的内在价值和基本范式的深刻变革，如果我们的内容研究仍束缚在“内容即资讯”的单一理解和把握之中，那么我们就无法在这场伟大变革之中激流勇进，成为新时代、新传播的引领者。
关于“智媒元年”的说法，目前尚存在争议，喻国明先生认为“2019 年将被称为‘智媒发展’的元年”，但是也有学者认为“2016 年将被称为‘智媒发展’的元年”，比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彭兰曾经发布《智媒来临与人机边界：2016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并在报告中指出未来智媒时代的三大特征：一是万物皆媒；二是人机共生；三是自我进化。
近日，全球著名未来学家Peter Diamandis描述了一个知识极大丰富的时代（参见网络文章《2020年，一个真正的万物互联的时代》，以及本书第10章《世纪交汇：新媒体时代与纪录片社会》。此外，今天我还向大家向群里转发了一篇关于文章《未来5-10年计算机视觉发展趋势》）。
促使我讲述今天这个话题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万物互联互通的时代，我经常听到有人说“某某和某某有什么关系呀？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我以为，这样的思维方式无法适应万物互联时代的要求。将近20年前，也就是在2001年至2002年，我曾经连续发表3篇长文论述法国导演罗贝尔·布莱松的电影艺术观念，其中第2篇的题目是《坚持电影艺术的辩证性》，文章开头不无感慨地写到：
在汉语中，“风马牛不相及”这个说法较早出自《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辞海》解释说：“风，放逸、走失的意思，谓齐、楚相去很远，即使马牛走失，也不会跑到对方境内。一说兽类雌雄相诱叫做‘风’，马与牛不同类，不致相诱。后用以比喻事物之间毫不相干。”《辞海》里是这么解释的，长期以来人们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汇的。我对这个词汇的存在及其释义本身并未产生什么疑问，令我生疑的是它所传达出的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某些事物之间毫不相干，也就是说某些事物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转换成一个通俗说法就是“八杆子打不着”。
世上果真存在某种与其他事物没有任何关系的事物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关系犹如一张巨大而无形的网，足以将世间万物一网打尽。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一定关系，只是这些关系有近有远，有明有暗，有露有藏，有直有曲，有的显而易见，有的不易察觉。常人只会去认识事物之间的显见关系，对于那些“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懒得用更多或更长的杆子去捅一捅，而艺术家、科学家和哲学家则非常善于观察事物之间难以觉察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们进行艺术创作和发明创造的重要前提。无论艺术、科学还是哲学，认识事物的关键只有两点：一是构成事物的本质，二是事物之间的关系。
布莱松十分重视观察和发现那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正如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所说：“我寻求的不是对事物的描述而是事物的视像。”何谓“视像”？他在《摘记》中解释说：“将你的毫不相干和最不相及的画面联结起来的难以察觉的关系，这就是你的视像。”他甚至将存在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提升到了生存的高度加以认识：“存在与事物为了生存而期盼的关系。”如果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影片的本质就可以说是“画面关系的总和”。
一切尽在关系中。苹果熟了，落到地上，一般人对这种习见现象熟视无睹，牛顿爵士却据此发现了万有引力；炉子上的水开了，壶盖被蒸汽顶开，这是人们几乎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只有细心的瓦特先生由此发明了蒸汽机；墨西哥城外草地上一只蝴蝶翩翩起舞，谁会将它那扇动的翅膀与下个月纽约的一场风暴联系起来呢？气象学家会……我面前的这张书桌，现在看确实是桌子，然而谁敢否认几年前它也许就是大兴安岭某林场里的一棵树？谁又会否认几十年后它将可能化作肥料滋养你家花盆里那朵美丽的紫罗兰呢？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是关系使然。我们继续读解布莱松的《电影艺术摘记》。
下面，我就系统而简明地与大家分享布莱松的电影艺术观念，这不仅有助于培养故事片的思维，而且有助于培养纪录片的思维，甚至视觉（视听、视频）的思维，即使在当今的万物互联时代也不过时，尤其是他对事物关系的论述，对于未来时代也不无参考意义。这些资料参见我的三篇文章：一、《捍卫电影艺术的纯粹性——初识布莱松电影艺术观念》，发表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戏剧》2001年第3期）；二、《坚持电影艺术的辨证性——再谈布莱松电影艺术观念》，发表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三、《固守电影艺术的简约性——三谈布莱松电影艺术观念》，发表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杂志2002年第1期）。我会将这三篇文章发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欢迎感兴趣的同学阅读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