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理论 01 我们需要新型经济学

• 人类行为的科学与物理学之间存在一个无法弥合的差异，因为物理学描述的是客观规律，而人类具有自由意志，具有创新思维，这就使得人类行为存在诸多变数。

• 笃信决定论的物理学不考虑可能出现的奇迹，而在经济学领域，奇迹不仅是常态，而且是最重要的经济事件。经济奇迹本质上就是创新，这些创新忽然之间就能够为固有的经济体系增添丰富的信息。

刚刚过去的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或许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由经济学家们一手造成的危机。他们痴迷于五花八门的统计模型，而忽视了更大的因素，即人类创新思维和自由意志。在这些模型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所谓的“结构融资”（structured finance）模型。在这种模型中，经济学家们对成千上万笔可疑的抵押贷款进行分拆与打包，并且引入了抵押贷款综合保险，以确保收回贷款。按照经济学家们的算盘，这种模型应该能够消除抵押贷款违约的风险。但事实上违约事件仍然不期而至，引发了金融体系的崩溃。

市场经济主要是一个信息体系，而非一个激励体系。

• 新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源并不在于市场机制通过激励和惩罚去操纵人的贪欲与恐惧，而是自由的企业能够通过可证伪的实验不断地积累令人感到意外的新知识，而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企业具有失败和破产的可能性。因为这个新的经济体系是以新思想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市场激励为基础的，所以它是容易改变的，不需要让几代人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一个经济体就是一个“智能圈”。所谓智能圈，就是一个以智力为基础的体系，是一个由思想、态度、目标与灵感构成的主观范畴，决定着经济体内一切支出能够带来的价值。它可以像思维和政策那样快速地实现变化和复苏。

第二部分 危机

12 金钱丑闻

• 信贷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类似于一种保单，债务所有者可以使用它对冲另一债务违约情况，但是由于没有实际持有资产或者遭受损失的要求，信贷违约掉期也可用于投机目的。

• 戈顿提出的一些证据表明，一般来讲，与那些没经历过金融危机的国家相比，在金融危机频发的国家里，经济增速往往更快。

  • 这种挤兑现象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接近顶峰时，这时候人们突然觉得一切都太过美好以至于显得不真实，就像平静而不透明的湖面之下似乎潜伏着水怪一样。金融危机往往并不会突如其来地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场无可挽回的大灾难，相反，经济危机可能更加类似于经济体偶尔的抽搐。
  • 比如，在过去几十年里，泰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印度的两倍。印度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也许是因为印度大部分银行家都在华尔街），而泰国的银行挤兑现象比任何国家都多。戈顿还指出，在经济危机中，民主国家的损失少于非民主国家的损失，因为非民主制国家的信任缺失问题比较严重。

13 盲目追求效率的危害性

• 关于效率，彼得·德鲁克说过一句令人警醒的话：成功的高管不是追求效率，而是追求效能。[插图]换句话讲，这样的高管不是力图以正确的方式做事，而是力图做正确的事。

• 美国的决策者、银行家和货币经理人向来致力于追求更高的效率，创造了错综复杂的金融体系，得到了政府的授权和保障。金融活动的猖獗削弱了投资者利用固有资产进行创新的积极性，导致知识与资本的分离，具备企业家知识的人未必具有资金，而掌握着资本的人未必具有企业家精神，反而利用这些资本去从事大规模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以至于为日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 投资者由于热衷于金融投机，未必真正了解自己所持资产的价值，他们开始采取多元化投资策略，采取种种风险对冲措施，以期给自己带来更大程度的收益保障，结果到最后他们才发现自己全然不了解自己所持资产。

• 在某些公司里，首席财务官扮演着经济学家的角色，盲目追求提高财务管理的效率，提高赢利能力，结果削弱了本该由资产的实际所有者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资产所有者的收益实现不能事先得到担保。投资能否产生收益，取决于客户的购买意愿。

• 但如果有政府担保的话，投资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行为了，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产所有者，资产的管理者不必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他们获得的收益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收益。但对于一个典型的首席财务官而言，获得政府担保比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更加可取和诱人。

• 这些人原本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资本家，只是政府放松管制之后，他们才偏离了原有的创新路径，走上了投机之路，获得高额赢利之后，也迫使竞争对手也走上了同样的投机之路。

• 银行购入了大量次级贷款证券，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债券隐含的风险。但它们拥有强大的实力，它们本身拥有巨额资本金，美联储为它们开设了贴现窗口，还有房地美、房利美以及联邦保险机构为它们的大规模杠杆业务提供保险服务。另外一个让这些银行引以为豪的就是美国财政部给予它们的特权，它们甚至还披上了一层道德外衣，摇身一变成了联邦住房政策的管理者和推动者。同时，监管机构为了保护公众免受各种基金带来的风险，采取了限制基金发展的措施，虽然那些基金经理具有企业家精神，却无法扩大融资范围，无法积累起像银行那么庞大的资金规模。最后，政府虽然控制住了基金的风险，但大空头带来的风险远远没得到有效的遏制。

• 从亚当·斯密那个时代开始，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并不是谁应该拥有资本，而是如何给那些碰巧拥有资本的人提供正确的激励措施。按照斯密以及波斯纳等人的观点，经济是“一个庞大的机器”，对于个体的激励就是这个机器的动力之源。斯密认为，自发秩序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促使所有个体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做出最优决策，进而使得公共利益也得到保障。换句话讲，传统的经济学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激励机制，而不是一个信息系统。

• 如果商业投资得到了政治保障、政府补贴或官僚规定的庇护，那么它们就无法产生真正的知识，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庇护最终还会给企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 换句话讲，对于一个政治化的企业，即依赖政治保障的企业而言，虽然它的力量能够不断增长并得到巩固，但其在商业投资过程中汲取不到什么先进的知识与经验，它会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搞好公共关系上，它拥有的知识也将退化成呆板固执的思想体系。

14监管的疏漏

• 监管不力的真实原因在于监管者缺少相关信息。

•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监管主要是用权力替代知识。一般来说，监管越多，信息越少。

• 会计准则的数量激增，银行本身及其资产和负债也变得更加复杂了。然而，规则并没有跟上金融体系的变化。

  • 在律师和会计师的帮助下，聪明的银行家们可以想方设法打擦边球，既能规避这些规则，又不会违法违规。更重要的是，尽管这些规则变得更加详细和晦涩，仍然未能把每一种可能性考虑进去，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其中一点就是，允许银行逃避信息披露的义务，或者即使披露出来，也是无关紧要的信息，而且充满了晦涩难懂的法律术语，最后导致投资者在购买银行的投资组合时，缺乏相关信息，无法评估投资组合的价值和风险。

• 监管者把一系列规则强加于银行之后，反而分散了银行高管的精力，导致其偏离了既定的宗旨，更加注重去迎合政府的意图，这样一来，美国国际集团就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了，而更像是一个政府机构，集团内部的律师们为了迎合监管者而不得不填写一大堆表格，而监管者恐怕只有等到出现问题之后才会回过头去看这些表格。

  • 监管机构施加的规则取代了美国国际集团从其业务和市场实践中汲取的知识，这些知识正是政府部门的短板。然而，如同物理熵一样，信息熵也不是无穷无尽的，被浪费得多了，最终也会彻底消失。

• 宛如一张大网的监管规则反而加剧了公司的蜕化、衰落与腐败，削弱了银行业内的诚信经营精神。

  • “对于诚实的首席执行官们来说，这种以规则为基础的监管体系无异于一个恐怖的考验……由于这些规则极其复杂，首席执行官们不可能知道会计报告在技术上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监管规则的要求，结果投入了大量精力去思考如何让自己的一举一动符合监管规则，以至于到最后没有精力对经济形势进行理性的评估，也无法去充分披露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

• 约翰·埃里森解释说：“从理论上来讲，首席执行官们要对董事会和股东负责，大多数行业里都是这种情况，但在金融服务行业，我们对董事会和股东的负责是次要的，对监管机构负责才是主要的。”

• 埃里森就曾经描述过BB&T银行在这方面遭遇的压力，该银行必须效仿更大的竞争对手运用数学模型进行风险管理，美联银行和花旗银行都曾经因为在风险管理中运用数学模型而受到了监管机构的表扬，监管机构认为这是最佳的做法，但不幸的是，这两家机构的这种做法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了。

• 彼得·德鲁克曾经解释说，企业投入和成本是由企业的内部因素决定的，但结果并不是由内部因素决定的。企业依赖于客户和投资者持有的信息，而他们可以在几分钟内改变想法。资产负债表可能枯萎，资产可能减少，存款可能蒸发，而会计账目上却连续几天或几周没有呈现出任何明显的变化，而在安然公司的案例中，连续几年都没有变化。

• 虽然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不良后果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借口，但雷曼兄弟本身绝对没有减少这些不良后果的动力，因为雷曼兄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即便经营失败，也能获得政府救助，所以虽然过高的杠杆率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但它仍然没有改弦更张的意愿。[插图]像这种保险公司不愿意为客户规避风险的情况，就是一种典型的道德风险。

• 政府由于缺乏知识，无法有效行使经济管理权力，便不得不加大资金的流动量。在多米诺骨牌不断倒下、市场需求持续下滑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像保罗·克鲁格曼博士所说的那样，通过增加资金流通量来作为补救措施。

• 《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Public CompanyAccounting Reform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Act of 2002）
  该法案改变了美国风投资本的流向，过多地流向了上市公司，而流入小公司的则大为减少，不利于小公司的创新。该法案像倒垃圾一样把一堆无用的、过于严格的规则倾倒在了所有上市公司的头上，增加了企业的审计成本，所有上市公司都要多交纳大约200万美元的税，导致公司上市的平均成本增加了两倍，迫使上市公司在财务和会计方面的投入过大，遏制了创新空间，因此直接堵塞了那些具有创造性的小公司的上市之路。

• 因为所有的信息集中在供给方那里，所以监管机构几乎总是出错。

  • 2010年，监管机构采取了一个高熵的、令市场感到惊异的举措。当时，虽然水力压裂技术已经革命性地改变了能源行业状况，但监管机构提出，水力压裂技术必须符合“最佳可行控制技术规则”（Maximum AchievableControl Technology Rule）。该规则适用于178类微量污染物，而且使得美国环保署有权独立判断哪些技术可以减少空气污染，但美国环保署没有什么相关技术和知识，根本无从得知在一个自由的经济体内哪些技术可以实现目标，哪些技术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在一个自由经济体中，新的生产工具必须经过市场检验，但只要先吸引市场投资，才能得到检验。美国环保署用权力取代知识，为工业发展施加了一些高熵的规则，即便很多现有的生产设备（比如工业锅炉）根本无法满足这些准则的要求。

第三部分 未来

18 投资的“黑天鹅”

• “叙述谬误”（narrative fallacy）。塔勒布认为“叙述谬误”是人类的一大弱点，指的是我们喜欢解释，最喜欢在事件发生之后根据我们觉得有道理的逻辑重新叙述过去的事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解释似乎捕捉到了深层次的真理，但其实不是真理，只是一种叙述，只是在讲过去发生的事情，忽略了很多真实得令人无法置信的逸闻，忽略了很多过于罕见而不具有代表性的事实。

19局外人交易丑闻

• 股票市场并不是赌场或彩票，也不是一个物理或物质系统，而是信息的竞技场。

  • 在市场中，赢家就是那些能够掌握最佳信息的人，这种信息往往是内部信息。

• 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意味着任何信息都不会存在，因为信息的内在属性是不公平的。信息，如同生活、创新和企业一样，总会带来不均衡情形。美国的证券法律就努力减少与股票价格有关的真正的信息。

• 信息的减少意味着市场波动的增加，意味着市场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由于所有与公司有关的信息都处于政府监管范围之内，所以信息不可能以原始的、完整的、真实的形式从公司内部自发地透露出来，公司高管和工程师们也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更无法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进行投资。公司披露出来的信息都经过了精心的压缩处理。这种信息披露行为实质上异化成了处理公共关系的举措，而无法给市场带来真正意义上的、令人惊异的信息。

• 企业内部的消息人士无法每天及时地将技术信息透漏给能够领会这些信息内涵的人，而是负责公共事务和投资者关系的部门在律师指导下定期发布信息。由此产生的新闻稿大多是零熵的文件，包含的无非是些重复性的营销信息，充斥着佶屈聱牙的法律术语，安全港声明的长度往往超过了正文的长度。

• 公司的季度财务报表和并购公告就成了企业发布的关键信息。这些信息是集中发布的，而不是分散发布的，信息的离散性十分显著，可能这次发布关于公司损益的信息，下次发布关于并购的信息。即便这些信息也成为盗窃和操纵的对象。因此，政府对内幕消息的控制反而会产生适得其反的作用，公司外部的人无法获得有用的消息，而企业内部的人却能通过盗窃内幕消息而大获其利。此外，因为只有收购公司才享有全面了解被收购公司详情的法定权利，所以并购便成为表达价值认同的决定性时刻，结果竟然导致预先研判公司并购行为成了市场分析人士首先要考虑的事情。近年来，公司并购案例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新上市企业的数量，二者之间的比率竟然高达20∶1。

• 由于不明内情，投资者容易形成偏执倾向，市场的每一个举动都会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导致他们高度紧张。伯南克讲话稿里的一个标点符号都会导致他们陷入激烈的争论，与公司并购有关的每一个传闻都会让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分析。

• 愚昧的投资者患上了躁狂症和抑郁症，沦为了专家和政客的牺牲品，而这些专家与政客了解的信息可能比投资者还少，但他们掌控着媒体。由于美联储或财政部制造的政治噪声可能导致市场价格出现极大的波动，所以投资者难免对政治因素形成过于敏感的反应。如果美联储在利率政策上犯了一个错误，如果政府在宽带政策、移民政策或税率政策上再次出现错误，如果某个部长发表了一番关于降低汇率的言论，那么市场肯定会出现过度反应。如果我们以信息论作为指导投资的工具，就能消除这类由投资者信息缺失引发的市场震荡。

• 即使在万维网上，盲目的专家仍然在滔滔不绝地谈论着盲目的市场。市场分析人士由于无法获得任何“实质性”的信息，甚至会去研究公司高管的性格，研究已经披露出来的财务数据，但这些信息都是回顾性的，只能从表面上揭示出公司过去的经营状况，对于预测未来的股价走向没有多少相关性。

• 联邦证券法律法规的本质就是要求投资者“不要投资于你了解的任何东西”。

• “为了追求公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试图构建一个所有可用信息能够以完美的方式得到传播的市场”。这一举动背后暗含的理想就是实现完全公平的竞争。“毫无疑问，他们希望构建一个各类信息能够完美传播的市场，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做不到，他们便构建了一个信息稀缺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要解决不确定性问题，需要在更大程度上依靠运气，而不是依靠判断能力。正是由于猜测取代了判断，运气取代了企业家才能，市场上才出现了各种乱象，技术交易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插图]

20自由市场对经济的重大影响

• 税法中有数十个项目用来保障单亲家庭的生活，而如果夫妻二人都有工作，那么他们缴的税一般比同样收入的单亲家庭缴的税还要多，这就相当于征收了一种“婚姻惩罚税”。
• 奥巴马错综复杂的医改方案非但没有增加医生的数量，反而需要国税局另外聘请16000名税务工作人员，且对总销售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医疗设备生产商和进口商征收2.3%的消费税，以便给联邦医疗筹措资金，纳入征税范围的医疗设备包括人造髋关节、核磁共振扫描仪和心脏除颤监护器等，但眼镜、隐形眼镜、助听器等其他零售设备不需缴纳消费税。
•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一条最明显的规律可能就是一切免费的物品都会遭到滥用。如果唤起无限需求的同时却抑制供应，那么免费物品和免费服务就会破坏信息，并影响决策过程。根据这个规律去分析，免费医保就意味着很多人即便患的是不需要立即就医的疾病，仍然会选择尽快去就医，从而造成大量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挤占了大量医疗资源，久而久之，医疗服务的质量越来越低，最终的结果就是病人在这些官僚机构的管理下走向安乐死。免费药物还会导致人们对现有药物产生依赖性，从而终结了医疗创新。免费资本也是同样的道理。美联储提供的零利率贷款就是免费资本的一个表现。这类贷款把储户的财富转移给了政府部门和裙带资本家。
• 20多年前，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Nations）一书中描述了民主经济体内官僚主义和利益集团日趋固化的过程，以及这些经济体是如何衰落的。[插图]他看到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
• 任何个人对同一候选人每次竞选的捐款不得超过2500美元，而美国的商业公司、工会组织和社会团体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和类似机构进行捐款时，则不存在任何捐款数额的限制。著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得到了这个权利。公司和公会不是政治实体，不应该直接参与政治，但应该允许个体公民以他们希望的任何方式去捐款。美国的选举法无异于将政治交给了一群偏执狂，所谓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就是这类人组成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与个体公民在利益取向上存在差异。个体公民与社会的利益是密切相连的，而顾名思义，政治行动委员会则仅仅致力于某一个事业的发展，因此，它的捐款容易夹杂着贿赂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