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日记19上:念想

2017年6月22日 星期四 哈尔滨 晴

又去早市买早点,这次买的是包子,但吃了一口就吃不下去了,太咸了,咸得吃不出任何味道。在哈尔滨住的这些天,已经赶好几次早市了,喝过了豆浆、吃过了油条、品过了煎饼和筋饼、尝过了馅饼和包子。到今天为止,对早市的食品就再没任何念想了。

今天中午有饭局,上午无事,便沿着果戈里大街(三四十年前,这条街叫做奋斗路),走到松雷商厦和秋林商厦,看到两个商厦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当然是变得更漂亮了,尤其是商厦里面,装修得比以前更加富丽堂皇、商品更加高档奢华、售货员(或者叫做导购小姐)更年轻漂亮。

也许因为不是周末,也许是我来得太早,商厦里面的顾客很少,经常整层楼里只有我一个人,引得导购小姐们都想跟上我。但她们很快就发现我并不是个真心要买东西的顾客,或者说,我不像个能买得起她们推销的商品的顾客。

比如洗衣机和冰箱,其功能确实比在新西兰销售的产品多很多,但价格高得更多。再比如各种不锈钢或复合材料的炒勺,漂亮得不像是炊具,标价大多好几千元。更有好几种电饭锅,竟然超过万元。我猜想这是实体商店用来对抗网店的策略,反正喜欢在网上淘便宜货的人也不会来这里,那就干脆只经营高端产品。

走到哪一层都有人跟上来,令我感觉有压力,我还是趁早下楼出去吧。

下楼就到了秋林的地下一层,全都是卖食品的,顾客很多,售货员都站在柜台里面,没有导购小姐。

卖各种哈尔滨红肠的柜台占了一大片,感觉价格比我在高铁站里买的低不少(参见《高铁》)。

卖各种哈尔滨酒糖的柜台也占了一大片。

哈尔滨秋林酒心糖(照片来自网络)

1978年夏天,刚上大学的哥哥第一次放暑假回家,带回了一盒秋林酒心糖,并提醒我吃的时候要小心,酒会洒出来。我按照他的指导,把硕大的酒心糖整个含在嘴里,觉得很苦,轻轻咬一下,一股热流慢慢地淌在了舌头上,有点儿呛嗓子。那是我第一次尝巧克力,第一次品白酒。

还有一大片卖秋林大列巴的柜台,现在是装在一个漂亮的布袋子里面卖。

秋林大列巴(照片来自网络)

那年夏天,哥哥也带回来了一个大列巴,说它是哈尔滨最有名的特产,营养丰富,老毛子的最爱。这让全家人犯了很大的愁,因为它的味道闻着是酸的,它的外壳是用牙咬不动的,它的口感是粗糙的,粗得割嗓子,谁也吃不下去。哥哥说他排了好长时间的队才买到的,而且花了好多钱(我忘了是多少钱了,反正感觉很贵),不吃就太可惜了。最后,爸爸用菜刀把它剁成小块,让妈妈用大锅蒸,但蒸完了反而变艮 [gěn]了,更难嚼,酸味也更严重了,必须得掐着鼻子吃,反复热了好几顿才吃完。

走着走着,闻到烤面包的香气,循着香气,看见一个面包房,一排大烤炉,有很多师傅在忙碌着,刚出炉的各种西式甜点面包还摆在烤盘上,热气扑面、香气沁鼻,比大列巴好闻多了,但和新西兰的面包香味很不一样,多闻了一会儿,竟然被香晕了,赶紧买了一瓶格瓦斯,喝了几口,才感觉好一点。

秋林格瓦斯(照片来自网络)

一瓶格瓦斯才2.5元人民币。我算了一下,发现不论是酒心糖、大列巴、还是格瓦斯,相对价格(和当年的收入相比)都便宜了。

我今天喝了用大列巴酿造的格瓦斯,就算了了两个念想,至于酒心糖,我现在既不能吃甜的,又不能喝酒,能看到熟悉的外包装就心满意足了。


中午的饭局是妻的闺蜜安排的。她说她还邀请了我的一位学生,小A。

饭店就在文昌街上,离我住的地方非常近,我早早就步行过去,进到单间里,独自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外面的街景。

我在林大工作了八年,教过几届学生,曾被称作“老师”,其实误人子弟无数。本来我是在中学校园里长大的,看着父辈们像辛勤的园丁一样关怀每一位学生,不让一个学生掉队,我也曾立志做个好老师。但是,当时大学里要求教师给学生打成绩时,要严格遵循正态分布规律。也就是两头小中间大的原则:让一小部分学生(10-15%)成绩很低,大部分学生(70-80%)成绩中庸,少部分学生(10-15%)成绩优秀。只有这样,成绩单交给教务处时才会被接受。若是学生成绩普遍都高,那就说明我出题太简单,或有放水的嫌疑;若是学生成绩普遍都低,说明我出题太难,或有水平不够的嫌疑。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有些大学老师装出一副很清高的样子,上完课就走人,躲学生唯恐不及,我猜一定是怕做不出正态分布曲线的成绩单,交不了差(现在的大学里肯定不是这个样子了,因为据研究显示,正态分布是大量样本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对于大学里面三十人左右的小班级并不适用)。

我教的课是家具设计和室内设计,没啥科技含量,上课只不过是学学设计表现技法而已,根本就没有可以量化的东西。所以,在每学期末,当我把三十位同学的成绩强行套进正态分布曲线时,可没少费心思,不得不故意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伤害了大部分学生的设计自信心。每送走一届毕业生,我都希望那些学生不要对我有任何念想。所以我从来不敢参加XX届毕业生聚会。若是只有我给得过“优”的同学出席,我也许会考虑和他们见一面,问问他们当年学的东西有没有用。

小A就是一个总被我给“优”的学生。

他确实很优秀,优秀到能帮我干私活的程度。在他毕业等分配的日子里,我请他搬进了我在0号楼的单身教师宿舍(参见《食堂与宿舍》),因为我那时手头正好有个活催得紧。

我白天去办公室上班,就留他在宿舍里画图,三顿饭都是由我去食堂打回来。小A做学生能做到这份上,我自己都佩服他。

我更佩服他的是:他有个非常漂亮的女朋友,还是北京人,漂亮得像我当年的梦中情人马晓晴。她是他班上的同学,也是个我总给“优”的学生。

小A的个头和我一样高,年龄比我小十多岁,还是个黑龙江林区的孩子,却被北京女孩追,据说还有几个女生排队等他的。而我那时单身多年,相了无数次对象,当了无数次伴郎(参见《伴郎》)屡试屡败,我怎能不佩服他。

当然我不得不承认,他的颜值确实比我高几十倍,按今天的话来说,他就是个小鲜肉。

这次回来,听妻的闺蜜说,她家公司的副总是我的学生,一问名字,竟然是小A。我说我很想见他。妻的闺蜜就要求她家的老总安排了这顿“工作午餐”。

这顿饭绝不能算做工作餐,老总点了一桌子的山珍海味。

老总面相显得很年轻,外貌似小A的孪生兄弟一般。而且,对待小A也像兄弟,忙着给我们摆菜倒酒。小A打工打到这份上,我不得不佩服他。

我问小A:上大学时学没学到有用的东西?他说,给我干活时学到的东西最有用。这个回答让我心里很受用。我不禁想,要是我当年把全班学生都拉去帮我干私活就好了(但是正态分布的成绩单又该怎么做呢?)。

最后是老总悄悄为我们的师生见面付了账。

和小A告别时,我打听了一下他的家庭情况。他现在生活幸福美满,孩子已经上高中了。我还问了一下“马晓晴”的情况,他说谢谢老师当年对他俩的关心和特别优待,但他们最终没能在一起。毕业分配时,按照哪来哪去的原则,她回北京去了。

不够完美。

吕文新
2017年9月整理于新西兰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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