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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凌晨，崇祯皇帝爬上皇宫后的煤山，用一条白练结束了大明王朝近300年的统治。

就在两天之前，起义军开始围困京城时，明王朝的命运也并非没有转机。李自成派人与崇祯议和，要价是在山西、陕西一带割地称王，并要军费白银100万两。作为交换条件，李自成愿意帮崇祯荡平其他义军，并帮助朝廷抵御满清。

雄才大略的皇太极在对明战争中屡战屡胜，几度打到北京城下，但他其实一直也没有灭亡明朝的计划。满州人的目的，无非逼迫明王朝通商互市，在交界地带搞一个自贸区。没有东西公平交易了，就发狠劫掠一番。

即使拒绝和谈，明王也还有一个办法——迁都。明朝在南京有一套完备的政府机构，崇祯只要逃到南京，就可以和李自成或者皇太极划江而治，支撑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都极有可能。

两个大对头，都没有灭亡大明王朝的打算，大明朝怎么就稀里糊涂亡国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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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谈判是协商、妥协，通过利益交换，在保证己方核心利益的条件下达成和解。但是，在传统观念里，和谈＝丧权辱国＝投降＝卖国。谁主张“和议”，谁就是卖国贼。

崇祯朝内有流寇外有满清，大臣杨嗣昌和陈新甲曾经先后提出类似“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崇祯认可，皇太极也愿意和谈，而且要价应该是非常合理的。

崇祯帝自我期许极高，汉文帝、唐太宗在他眼里都是有瑕疵的帝王。像议和这种事，自己自然是不能说的，最好是皇上什么都不知道，大臣们公论决议和谈，自己顺坡下驴。

但是，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大臣。崇祯的小九九，大臣们心理清楚的很。领导不想留骂名，臣僚凭什么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朝臣公议，调门一个比一个高。杨嗣昌被骂得狗血淋头，只得装聋作哑；陈新甲因为一直不肯替皇上背锅，被找个理由杀掉了。

就这样，谁都知道议和是最现实的选择，但谁都不敢承担“失地”“卖国”的指责，大家只好眼睁睁的看着大明王朝这艘大船不可救药地划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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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以降，面对外族入侵，主战与主和这个原本属于策略上的分歧，逐渐被道德所绑架，主战者占据天然的道德优势，主和者必须承担道德上的风险。这种现象，直到近代才有所改观，至少可以较为公开地谈论是战是和的问题了。

“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孔祥熙，知识界领袖胡适、蔡元培、傅斯年都认为不能打，因为根本就没办法打。而大批的青年学生则认为头可断，血可洒，一定要抗日到底。北大的学生抗议，蔡元培出来跟学生解释，我们要忍，现在还不能打，结果被学生打倒在地。

胡适主张“忍痛求和”，为此，他两次面见蒋介石，提出外交解决途径不可切断，还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换取东亚的长期和平。

国难当头，人情汹汹，追随物议主张抗战最为安全。倡言主和，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胡适做到了。

淞沪会战之后，南京失陷，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四分之三阵亡。此时，人们才意识到亡国的危险，和谈的呼声此伏彼起。胡适呢，在他看来，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断绝，此后他再没有言及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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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民党元老居正的作为，则和胡适恰恰相反。

战事初起，居正坚决反对和议，对于主张和谈的胡适，居正力主将其逮捕。及至淞沪战败，居正认识到中日之间经济、军事实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战争可能导致国家的灭亡，于是转而力主向日方求和。

居正的身份很特别，他是辛亥革命元勋，武昌起义指挥者之一，是“西山会议派”骨干，反共反苏，又因为反对蒋介石独裁，被囚禁了两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居正放弃了个人的政治主张，力劝蒋介石对日和谈。

一天，于右任和居正又去劝蒋介石。居正坦言：我知道你是委员长，代表国家。你不愿去和谈，因为是屈辱，我愿牺牲我自己，我去签字。

我们知道，在屈辱的和谈协议上签字，不仅标志着一生名誉荡然无存，更会留下千载骂名。居正的作为，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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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对日和谈，蒋介石是什么态度呢？

南京失陷以后，和谈呼声极高，国民党内部的压力也很大，大多数高层都主张和谈。蒋介石说，要和谈，有一个条件，就是日本必须恢复“九一八”之前的状态，不但退出华北，还要退出东北。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别的事情都可以谈，坚决抗战的方针绝对不可变更，这是大义所在。

无论是先主和后主战的胡适，先主战后主和的居正，还是坚决主张抗战的蒋介石，这些精英对局势的判断或有分歧，策略和识见或有高下，但是没有人再怀疑他们的道德勇气和责任担当，或许，这也是中华民族没有走向覆亡，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吧。

（罗辑思维笔记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