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与20世纪之交的那段时期是西方哲学危机爆发的时期，在此之前，西方哲学已经经历了三次哲学危机了。分别是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第一次哲学危机、发生在中古世纪罗马时期的第二次哲学危机以及发生在15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三次哲学危机。所幸的是，前三次哲学危机都在哲学家们的努力下完成了克服，并且在每次危机结束之后都获得了新生。但是这一次的哲学危机却没有那么简单，直到现在，第四次哲学危机的阴影都还一直笼罩着整个西方哲学。
事实上，与第四次哲学危机同时爆发的还有物理学危机以及数学危机。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把理论科学划分为物理学、数学和哲学三门。但是不同的是，随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波尔的量子力学的诞生，物理学成功地摆脱了危机。同时，数学哲学由于克服了逻辑主义的一些前提，也摆脱了自己的危机。唯独哲学，非但没能成功的克服危机，而且情况还变的越来越严重，哲学在人类的文明领域开始变得多余起来。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分析哲学诞生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分析哲学在整个20 世纪的英美哲学中占主导地位，并对当代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以来，西方自然科学开始迅速崛起，同时实证主义、心理主义等思潮也向着哲学凶猛地袭来，挑战和威胁着哲学存在的必要意义。就在此时，一些哲学家在数理逻辑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就在世纪交替之际，弗雷格、皮亚诺、罗素以及怀特海等哲学家开始建立了逻辑演算系统，成功地完成了哲学向语言学的转向，例如穆尔的语义分析法、弗雷格的命题涵项、罗素的外在关系说等等。这次的成功给了哲学家们巨大的鼓励，在此之后，西方哲学家们大多都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哲学的研究。分析哲学家对此次的伟大转向非常自豪，他们常常自诩“语言学转向”是一场“哲学革命”，他们认为这场“革命”挽救了哲学，捍卫了哲学的生存权利。事实上，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只不过是把哲学问题换成语言问题，通过分析语言意义的路径来作为新的哲学方法，哲学的对象由原来的上帝（第一存在）、物质（自然界）和灵魂（精神界）转换成为数学、逻辑和语言。在哲学史中，数学和逻辑的性质一直都是哲学家们研究和探讨的对象。从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本源”开始，哲学家们对“数”一直保持着绝对的好感，特别是在近代西方哲学中唯理论者最喜欢使用数学作为自己的论据，因为数理逻辑可以用严密的方式来证明，所以数学的基础是不依赖于经验的。唯理论的哲学家一直相信数学是纯粹理性的、天赋的、先验的，它可以反应整个世界的本质。关于数学是属于人类的发现还是发明，在哲学史上一直存在争议。休谟认为数学是分析命题；康德认为数学是先天综合判断；密尔则认为数学属于后天归纳命题。每个分析哲学家的目的都不同，弗雷格希望给数理逻辑寻找本体论基础；罗素希望对传统哲学进行根本改造；逻辑实证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与科学概念体系相适应的语言体系。
但是维特根斯坦看到了这条路径的弊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与《哲学研究》都在主张一个思想，那就是消除传统的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的出现标志着分析哲学的终结，特别是语言分析哲学的终结。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说过这么一句话：上帝可以创造出一切违背自然规律的事物，唯独不能创造违反逻辑规律的事物。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唯一束缚和制约上帝的是逻辑。怀着这种信仰，分析哲学家认为逻辑中一定蕴含着这个世界的真理。到底是上帝创造了逻辑还是逻辑创造了上帝？关于上帝定义，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现代逻辑是分析哲学产生的根本原因，没有现代逻辑就没有分析哲学。维特根斯坦早期的哲学完全是在现代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认为所有的关于思想的讨论都必须放到语言命题的分析中才能实现；只要是能用语言表达的都可以说，而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们必须待之以沉默。维特根斯坦通过语言逻辑的分析来解决传统的哲学问题，这完全否定了传统的哲学问题，从而为维也纳学派反对形而上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根据。《逻辑哲学论》的最后一章：凡不可言状之物，必须待之以沉默。实际上是维特根斯坦最后的结论，属于他早期哲学的总结。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不是一门自然学科；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作出逻辑上的澄清。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
事实上，无论是弗雷格、罗素还是维特根斯坦，亦或者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派。任何一个分析哲学家，他们都应该讨论一下逻辑本身的问题。因为逻辑是分析哲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把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才可以继续后面的讨论。否则，这样的一门哲学仅仅是为了清晰我们的思维。走的越远，陷得越深！在哲学史上，与逻辑相关的争论就从未停止。比如“共相问题”的争论。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哲学家是柏拉图。共相是指一般或者特殊的性质和关系。个体是存在的，但是共相本身是否存在，这成为古希腊哲学家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柏拉图认为共相是作为理念世界的方式存在的，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共相是由人类感官所建构的概念，存在于人类的经验和感官中。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根据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发展出了唯实论和唯名论。在近代哲学中，唯理论和经验论之争也涉及到这个问题。近代哲学的最初表现就是理性与经验的矛盾，一是主体的理智方面的起源；二是主体的理智方面与感性方面的关系如何。培根提出了经验论的基本原则，主张一切知识都起源于经验；笛卡尔提出了“天赋观念”，科学体系是由清楚明白、无可置疑的基本原理推演而来的；洛克提出了“白板说”，人类具有接受感觉、形成观念和知识的“天赋能力，这就是知识的来源。但有一个问题是分析哲学家必须要面对的，那就是“休谟问题”。“休谟问题”从否定包含在经验知识中的理智具有先天确实性开始的。休谟从因果概念来展开他的论证，他认为人类的认识对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观念间的关系”，一类是“事实”。对于第一类的对象，人类所形成的知识是具有先天确定性的，这种确定性不依赖后天的经验，即仅从逻辑上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例如数学和几何。“一加一等于二”这条定律不需要依靠经验，从逻辑推理中就能得出。关于“事实”的知识，即关于因果联系的经验知识，这就不一样了，休谟认为这类知识是没有得到来自理智之保证的必然性的。例如“火之燃烧导致水沸腾”，这句话本身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而“火之燃烧导致水结冰”这句话也没有逻辑矛盾。一句话，经验知识中的理智没有确定性，“事实”在逻辑思维上分析没有必然性。休谟证明了经验事物中的因果关系是与理智无关的，这对于唯理论和经验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但休谟问题并没有打击因果联系的普遍必然性本身，经验事物的因果关系还是普遍有效的。实际上，关于休谟的第一类认识对象“观念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也是属于经验的，这个经验就是后天的教育和实践中的归纳。如果这种数学和几何的知识具有先天确定性，为什么还会有人计算错误？如果不解决“休谟问题”分析哲学就失去了它的依据，它的合法地位就无法保证。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康德并没有真正解决“休谟问题”，“休谟问题”对于分析哲学来说依然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分析哲学在20 世纪的英美哲学中占据首要地位，但是英美哲学界也有其他哲学的存在，例如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但这些哲学在分析哲学的冲击下，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历史地看，分析哲学主要受到来自欧洲大陆的绝对唯心主义的影响，例如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和美国的人格主义。分析哲学有很大的唯心主义成分，甚至有有神论的思想。为什么他们坚信在逻辑中可以找真理？因为《圣经》说：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说明“光”的概念在“光”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语言要比事物更接近世界的本源。分析哲学选择忽视逻辑的可靠性，一条道走到黑，也许是为信仰，也许是为避免哲学灭亡。形而上学光辉，正在逐渐暗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