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从熊大和熊二的幼年时代讲起，那时大批人类来到狗熊岭，以建设家园的名义大肆砍伐树木，人类的孩子光头强一面励志成为“伟大的伐木工”，一面又和熊大熊二成了玩耍的伙伴。一次打闹中，熊二偶然跌入“白熊圣地”，遇见了幼年“大白熊”，从此对她念念不忘。一晃很多年过去，成年的熊大熊二和森林中的其他动物生活在一起，也经常一同阻止光头强砍树。一年冬天，熊二又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大白熊”。此时镇上传言“山神震怒于人类的贪婪，灾难即将降临”，人们将信将疑。一路偷猎的人马来到狗熊岭追踪“大白熊”的踪迹，还雇了蒙在鼓里的光头强作向导。在偷猎者得手之际，大家发现温和的白熊其实就是山神，人类的伤害使她难以抑制体内的怒火和破坏力。熊大、熊二、光头强和其他小伙伴们齐心协力将重伤的白熊营救出来，送回了白熊圣地，一触即发的灾难终于得以平息。
该片是《熊出没》大电影的第二部，于2015年上映，是一部环保题材影片。
我儿子一直是熊大熊二的忠实粉丝，忠实到只看这一部动画片，所以每一集都反复观看过数次甚至数十次。令人欣慰的是，在家长们对国产动画的一片声讨中，《熊出没》迅速成长，已经渐渐摒弃前期剧集中单纯的打打杀杀，越来越会讲故事了。而每年贺岁档的电影更是在情节和制作上都具有媲美迪士尼的水准，令我们这些粉丝监护人长舒了一口气。
无论是在剧集还是电影中，熊大和熊二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熊孩子。熊大坚强勇敢，富于责任心，始终照顾和保护弟弟；熊二敏感单纯，贪吃贪玩，从小到大依赖着哥哥生活。如果把这种人物设定看成是对两种教育目标的隐喻，熊大的形象正是东方教育者希望看到的：懂事，且现实；而熊二显然是放养和娇惯出来的孩子，天真浪漫，不谙世事，却经常表现出对灵性和艺术的追求。据此，故事的情节也安排得非常合理，熊大总是不断的担心安全和温饱，努力保护弟弟和保护森林，熊二则时不时的赏个花，画个画。电影中，如果说“大白熊”和“白熊圣地”是儿时童话的延续，那么这种奇幻的超现实场景只能够通过熊二来表达，脚踏实地的熊大根本不具备此类创造力。
众所周知，人口红利的消失使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从政府到民间一致呼吁“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国家多次提及“提高创新能力”的问题。遗憾的是，向企业和从业者要求“创造力”是一件缘木求鱼的事，因为企业是创造力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而一个工作中的人，要么“有创造力”，要么“没有创造力”，就是不能“努力创造创造力”。因此，即便我们如此清晰的意识到创造力的重要性，却仍然难于拥有它。这一点，在我国网络产业的骄傲—BAT身上可见一斑。（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家巨头皆靠模仿起家。）
如今，“发展创造力”已不仅仅是保住一个国家经济增速的问题。“人工智能”时代即将到来。在世界范围内，智能机器的普及将把人类从繁重的重复性劳动和简单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也意味着，从事这两种劳动的群体将失去职业价值和工作机会。人类在体力、耐力、效率、精度、准确率、记忆力乃至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不求回报等方面，都完全不是机器的对手。届时，我们这些血肉之躯唯一的立锥之地，就是创造力。作为个体，我们有必要谋划自己“失业”之后的打算；作为父母，我们更需要前瞻性的调整教育方向，是时候思考“培养创造力”的问题了。
有个日本男孩叫宫本茂，他八岁那年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隐秘的山洞，之后他经常躲在那里独自玩耍，长大后，这个山洞的灵感促使他开发了任天堂游戏《超级玛丽》。作家奥康纳说：“任何有过童年的人，都有比他们所需要的多得多的生活素材。”临床心理学家桑德拉拉斯说：“正是在童年的游戏中，发生了对创造力非常重要的认知过程和情感过程。”
《养育的选择》一书中提到哈弗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幼儿园里很多优秀又快乐的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看起来很悠闲，甚至在瞎玩儿，让孩子干一些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事，有利于发展创造力。这个结论，与那些杰出人物小时候的情况不谋而合。
马斯洛说：“创造力是自我实现者人格的副产品。”一个人的人格在六岁左右基本形成，它是教育的产物。既然健康的人格带来卓越的创造力，而创造力又关系到孩子一生的成就，为人父母者就不能再停留在“无意识教育”中浑浑噩噩，而是要学会思辨，并主动选择。你的目标是培养出熊大那样吃苦耐劳的现实主义者，还是熊二那样充满想象与激情的创造者，在教育方法上截然不同。事实上，这就是“穷养”和“富养”的本质区别。
反观教育的现实，“童年”正日渐成为一种稀缺品，父母总是出于自己对未来的期许或焦虑，执着于让孩子掌握某些具体的技能，却对“心灵的自由”和“选择的自由”这类肉眼不可见的概念没有兴趣，这是对表象的膜拜和对本质的忽略。
《教育父母》一书中说：“如果一项成就必须经历非常痛苦的童年才能得到的话，我们也不认为那是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儿童更是会自然的追求轻松快乐，“艰辛的童年”只能通过父母的外力强加于他们的孩子才能得以推行，这种强加有软有硬，有时是烦人的说教，有时是无情的暴力，也有不少是父母的苦情戏和苦肉计，总之是一切贯彻父母意志的手段。全国有多少小孩在棒喝和戒尺下学琴，出名的却只有一个朗朗，而朗朗的未来会是怎样，是成为一个有造诣的音乐大师，还是仅仅作为全世界巡演的摇钱树，现在还很难说。
心理学家武志红在《愿你拥有被爱照亮的生命》一书中指出：“创造力的源头是自由意志，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感觉和判断的信任与尊重。”同时，在另一本专门分析国人心理及成因的《巨婴国》一书中，他认为：“由于中国文化是绝对禁止性的超我，中国人很难拥有创造力，而又因为中国人是超级勤奋的，所以我们特别善于模仿。”
回想我们自己长大的过程，我们是被支持的多，还是拒绝的多？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个中国孩子从听得懂汉语的那一刻起，耳边就充诉着“不可以...”，种种禁令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内化成人格的一部分，到他长大成人，即便不再有父母的唠叨，他自己也习惯于对自己说“不可以”，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也叫“内在的父母”。这种对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不现实的主动禁绝，发生在潜意识之中，在一个人还没意识到自己的创意时，创意已被掐灭。于是，从表面上看，我们没有创造力。
坊间盛传“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前一句是底层人民对“人上人”的解读，后一句是懊悔者为自己的碌碌无为找原因，总而言之，都是没有亲身实践的旁观者对实践者的误读。我们以前的文章中谈到过很多名人，他们对自己的事业甘之如饴，哪一个是忍着痛苦硬着头皮干出成就的？所谓“人生赢家”，都是从小赢到大，这才符合个体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发展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之一。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赢”是以儿童自身的感受为标准进行衡量的，是指“童年快乐，一生幸福”，而不是指家长立场的“童年听话懂事，长大后光耀门楣”。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说真有“输在起跑线上”这种事，无论是精神分析法的“童年决定论”，还是对“创造力”的深入研究，都在试图告诉我们：童年自由玩耍的孩子长大后更具创造力。
道理如此简单，却又需要教育者付出极大的努力，创造力与生俱来，不需要培养，家长和教育者需要做的只是：明白这个道理，然后管住自己那个想要破坏的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