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难、通勤难、物价贵、房价高,与我们“割裂的城市”丨读《大国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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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苏州一重点公立小学——勤惜实验小学内竖起了一道大铁门,将8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其他“正常在读”的小学生隔离开来。

事件的缘起,是此前这800多名学生所在的立新小学校舍被腾退,导致这批学生不能在原校就读,只能转移到勤惜实验小学。

“新来者”受到勤惜小学众家长的抵制,被认为侵占了教育资源。学校迫于压力,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隔离开来,单独管理。

8月24日,浙江乐清一位20岁的女子,乘坐滴滴顺风车时,遭司机奸杀身亡。

在案件背后,滴滴司机的履历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留守儿童,家庭贫困,父母在浙江打工,自七八岁起就在四川老家,被爷爷奶奶抚养,初二因成绩不好而辍学,成年后生活不顺,犯罪前多次创业失败,在20多家网络金融平台均有欠款。

原本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却因为一个关键点连接在了一起,交织出了奇妙的“隐喻”意义。这个关键点,就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留守儿童的今天与大多数人的明天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是个很有意思的词。“外来”相对于“本地”,“外来务工人员”指那些在城市打工,却无法获得城市户籍的人群,而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若是没能跟在父母身边进城读书,便成了“留守儿童”。

能够跟随父母在城里读书的孩子是幸运的,他们不仅能体验到完整的家庭关系,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但他们也是不幸的,因为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他们。

看到小学里大铁门的照片时,我脑海里不断回荡着一句话:这些孩子都会长大。

铁门外的孩子,未必就比铁门内的更幸运。

且不说,自小被偏见和等级观所熏染的孩子,如何保持善良的天性和童真?他们长大后,是否会加深社会的整体偏见?

也不说,换一座更大的城市,也许被隔在铁门里的,就是现在铁门外的孩子。

还有一个问题细思极恐:铁门关的住孩子,却关不住他们心中的怨怼。

在一篇题为“滴滴案凶手真正的原罪,细思极恐”的文章里,作者介绍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高对中国儿童受教育状况的研究成果,研究发现:

超过一半的农村出生的孩子,由于父母老人教育意识、教育方法上的错误(溺爱、 每天就带着孩子打牌等),在三岁前,认知发育低于国际标准水平,而这意味着,这些孩子可能没有足够的学习能力读到高中。早年辍学加上从小缺少情感交流造成的心理扭曲,导致这些孩子长大后更有可能犯罪。

这篇文章还给出了另一个数据,由于城市出生率不断降低等原因,如今中国一半的新生儿,也就是未来中国一半的劳动力,都出生在农村。未来国内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占比,会远远超过现在。

而如果我们继续留这些孩子成为“留守儿童”,继续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隔离开,待他们长大后,他们会如何?社会又会如何?

凡是都有因果。我们可以用十年浇灌培育一棵大树,也可以用十年的漠视,摧残一棵树苗。

原罪之问:都怪户籍制度?

“留守儿童”问题,一直难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最近在看的一本书《大国大城》中,却提出了一种异于常规认知的解决方案。

先说说这本书的作者陆铭,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还作为客座教授受聘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日本一桥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曾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

这本书,是作者基于本土实证,以经济学视角,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谏言之作。

经作者论证,留守儿童问题也好,城市拥堵、环境污染问题也好,房价高企问题也好,全国各地产业同质化问题也好,中国经济种种结构性扭曲,都可以追溯到相同的源头。

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则是:

取消户籍限制和人口管控,取消公共福利与户籍挂钩,让人口自由流动,让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平等的享受公共福利。

土地制度改革与户籍制度改革联动,允许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购买建设用地指标,允许沿海大城市放宽土地供给。

作者还提出了财政制度改革、东西部差异化产业规划、城市治理等方面的建议。

单单是取消户籍限制这一条,相信很多人都是怀疑和抵触的。

一直有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农民工自由落户城市,不仅会抢夺城市居民的公共资源,争夺就业机会,还会导致拥挤、污染、犯罪等城市病。

还有人认为,中国的特大城市已经够大了,人口再增加,城市的承载力就到极限了。

陆铭教授在书中一一反驳了这些偏见。这里举几条反驳的例证:

1、与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集聚程度都不够高,不仅比不上发达的欧美国家,甚至连巴西等国家的程度都达不到。

△书中关于国家集聚程度和人均GDP关系的图表,可以发现,越发达的国家,集聚程度越高。

2、讨论城市承载力的物理极限没有意义。

因为在物理极限到来之前,价格机制就已经成为了制约城市扩张的力量。即使放开人口管制,也不会所有人都涌向大城市,因为每个理性人都必须考虑进城的收益与成本——城市的高房价、高物价,是否有对应的收入能力去支撑?

3、城市资源供给、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承载力也没有问题。

一方面,可以通过西气东输、修建水库、增加公共服务投入等城市治理方式,来提升城市承载力;另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主导产业向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转变,城市对资源的需求量也会降低,污染等城市病也会极大改善。伦敦、洛杉矶等国际大都市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4、人口多,并不是城市拥堵的原因,“职住分离”才是。

东京、香港、纽约等城市人口密度极高,但由于地铁网络发达,大多数人可以通过公共交通出行,汽车尾气的人均排放量反而大大少于小城市。

城市拥堵的真正原因,是城市规划不科学,城市中心兴建高层写字楼和高端住宅,挤压住宅空间,导致很大部分在中心区域工作的人,不得不住到价格低廉的郊区,产生“职住分离”,催生了大量早晚高峰的通勤需求。

5、犯罪率高也不该由外来人口背锅。

城市犯罪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不平等和治理不到位。而户籍管制造成的歧视和不平等,反而会成为社会犯罪的根源。减少犯罪的方式就是降低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增加融合。

6、目前很多一线城市存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紧缺问题,并非是人口太多造成的,而是政府公共资源投入不足造成的。

政府并未按照实际的城市常住人口规模,来规划相应的社会资源,而是根据历史上对人口规模的预测来规划的。

但荒诞的是,中国特大城市的实际人口,早已超过了规划数量。举个例子:上海常住人口规模在2020年被规划为1800万左右,而实际上,上海市的常住人口在2014年底已经超过2500万。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并不是控制人口,而是扩大供应。

抵制外来人口:损人不利己

有些人,尤其是已经享受既得利益的人,可能会说,即使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不会对本地居民产生不良影响,我也不愿意政府放开管制,因为人口管制,并没有什么坏处;而放开管制,也未见得有什么好处。

持有这一观点的人,一定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并不是说,我关起家门不理外面的事,就可以独善其身的。

实际上管制人口带来的弊端,远非我们可以预见。在本书中,作者列举了人口管制带来的问题:

1、现在大城市都喜欢争夺“高端人才”,但根据科学测算,城市中每增加1个高科技行业人口,就需要同时增加5个其它行业的就业岗位,其中,2个是相对高端的服务业,比如医生和律师,另3个则集中在消费型服务业,比如售货员和餐馆服务员。

而一旦大城市对底层的外来务工人员进行管制,使这部分人离开城市,势必会导致生活服务业劳动力短缺,相应的,此类服务价格上涨。其后果便是所有居民的生活成本上升。这个时候,高技能的劳动力,由于生活质量下降了,也有可能选择其它城市。

在连锁效应之下,企业的用工成本也会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和智力密集型的企业,承担不了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可能会选择离开这座城市,或者以机器替代人力。

最终造成的现象便是,企业抱怨找不到价格合适的劳动力,而劳动者抱怨城市生活成本太高,挣不到钱;当很多职位被机器取代后,企业降低了成本,但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失业。

2、户籍管制制度,直接限制了外来人口的消费。

如果一味限制人的户籍,外来人口在城市就会缺少归属感,当缺少归属感时,就会有3种动机去储蓄:一是储蓄预防生病,二是回家建房,三是储蓄养老。

因为要存钱,这部分外来人口的消费意愿就会下降。数据研究发现,相比于本地户籍居民,外来人口的月消费少了16%-20%。而消费受限,最直接的影响是当地服务业发展受阻,服务业发展受阻,又会影响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和企业存亡,企业陷入危机、收入降低,从业人员的消费意愿进一步下降,经济发展会陷入恶性循环。

目前一线城市中,外来人口占常住总人口的比重达到40%-60%之多,这部分人消费意愿降低,对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

3、阻止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将人口固定在农村或是中小城市,会降低整个国家的经济产出效率。

一方面,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使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土地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土地的产出也是有限的,当农村人口过多时,人均获得的劳动产出就很有限,会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收益低。

另一方面,地理位置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有研究指出,城市与港口的距离多少,直接影响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距离港口500公里的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仅为港口城市的50%。限制人口往大城市流动,实际上就损失了这部分人口原本可以创造出的较高的劳动生产值。

4、与人口管制相关联的土地政策,加剧了房价的上涨。

国家严格控制各地的建设用地指标,而且指标配给是相对均等化的,这就导致对于大城市来说,指标远远不够,而对边远地区来说,指标远远超出需求。

如果政府能够根据大城市的实际常住人口来划拨用地指标,增加大城市土地供应,大城市的房价一定会呈现出更健康的态势。

5、户籍制度导致的身份的不平等,埋下了治安隐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中说:“社会完全依照单一的身份来划分社会群体的时候,就会使社会冲突增加。”

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公共福利差别待遇、收入差距、社会歧视,造成的身份差距,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值得警惕。

说完了人口管制的坏处,我们来看看人口自由流动的好处,那也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大:

1、劳动力会自由配置到投资回报更高、生产效率更高的地方。

受大城市便利性和学习效应的吸引,一开始,更多的人会流向大城市,随着大城市的物价、房价上涨,劳动者就需要做出收益与成本之间的权衡;同时,由于农村人口变少,从事规模化农业有了可能,农村生产率提高,有些农村人也可以选择不进大城市,而是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开发当地旅游资源。

当劳动力流动起来的时候,不同地区才能形成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有的地方造汽车,有的地方搞旅游,有的地方采松茸。

2、放开建设用地指标的管制,房价不会受制于供应不足的影响而上涨,房价的上涨与工资上涨将取得一定的同步性。

3、外来人口进入,城市规模扩大,城市规模效应更加凸显,更多人口分摊公共建设投入,实际上摊薄了负担在每个人身上的公共投入成本。

4、城市扩张的规模效应可以增加就业:理论上,因为存在着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一个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每增加100万人,会使该地区个人的就业概率提高4.34至6.61个百分点。

5、随着老龄化深化,来自更多外来人口的税收所得,才可以供养更多的本地老人。

6、外来人口获得生活保障,对未来预期向好,能够刺激消费的增长,带动本地服务业的成长。

系统里的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认知上的收获,就是一种系统性的思维方式。何为“系统性”?

书中“隧道效应”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解释:

比如说你开车回家,被堵在过江的隧道里边,这时候你发现前面的车开动了,你会感到快乐还是不快乐?你会感到快乐,因为你觉得希望来了。

在这个例子里,前面的车开动了,相当于收入差距拉大了,这种收入差距具有激励人努力奋斗的作用。

但是,如果隧道有两条道,边上那条道的车往前走了,而你这条道的车还不动,那你高兴还是不高兴?答案是,这取决于你能不能变道。如果你能够变道,你就高兴了,因为你同样有了将车开动的希望;但是,如果不能变道,你就不高兴了,凭什么只能让边上那条道的车往前开呢?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收入不平等跟人的户籍身份有关系,就让人不快乐了,这好比边上车道的车开动了,而你却发现划分车道的是条实线——你不能变道!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的“系统性”体现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看隧道里那些可以变道的人,他们更快乐吗?未必。

试想你就是那个可以变道的人,你所在的车道先动起来了,你可能觉得这是高兴的事。但是,如果边上那条道的人不高兴了,向你扔垃圾、吐口水,估计你也就高兴不起来了。

书中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系统性”。这个例子与西部开发有关:西部大开发的初衷是维护公平,大城市要发展,西部人民也要建设家乡。所以,中央就有两条政策,来支持西部发展,一是给钱,二是给地。

这种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既然是投资经济建设,就必得符合经济规律。最近几年,西部地区大搞开发区建设,但很多开发区能够吸引到的企业有限,为什么?因为资本是逐利的,只会往能够产生持续经济收益的地方流。而能够产生持续收益的地方,只能是人口密集、交通便利的地方。有些企业奔着补贴到了西部,也不是真正要生产的,很多是为了以低价圈地。

这就会导致一个什么现象呢?西部地区的新城规划大肆开发,加起来能够容纳34亿人口,而真正能够吸引到的产业寥寥无几。大量的新城成为空城。前期的基础建设投资都打了水漂,造成巨大浪费。最危险的是,前期开发的资金大多数通过地方政府负债的方式筹集。投入了却没有产出,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不足,最终还是要全国人民一起还。

最后,西部的产业没发展起来,当地能够创造的就业极其有限,那些被限制进大城市打工的人,也不能在自己家乡获得就业,农村集聚了大量剩余劳动力。

再看东部,由于大城市限制土地、限制人口,东部的产能自然就会溢出,那么溢出的产能就会如期望那样去西部吗?还是那个问题,资本是逐利的,它有更好的去处——东南亚。这就造成了中国产能的损失,和就业的损失

一个出于“维护公平”的初衷制定的政策,最后却既没能发展西部,也给大城市造成了损失。

人与人之间不是孤立的,行为与行为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有些当下的行为,短期看有可能是对自身有利的,长期看,却可能害人也不利己。也有一些政策,出于一种良好的宗旨和愿望,却可能因为没有考虑到系统效应,最终产生了不良的后果。

最后,用这本书中的一段话来结束:

我们要学会这样想问题:如果在你拥有既得利益时无法做到公正,那么,谁能保证在下一个公共政策的讨论中你不是既得利益格局的受损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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