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日丙申，到达距离金城县十二公里的马嵬驿。此时，“将士饥疲，皆愤怒。”
接下来，马嵬之变就发生了。愤怒的士兵杀了杨国忠一党，迫使玄宗赐死杨妃。《资治通鉴》写道：
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会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国忠马，诉以无食，国忠未及对，军士呼曰：「国忠与胡虏谋反！」或射之，中鞍。国忠走至西门内，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暄及韩国﹑秦国夫人。……军士围驿，上闻諠哗，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屦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寘驿庭，召玄礼等人视之。玄礼等乃免冑释甲，顿首请罪，上慰劳之，令晓谕军士。玄礼等皆呼万岁，再拜而出，于是始整部伍为行计。
史书记载很简略，我们有必要将整个事件捋一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需要纠正一个认识误区，就是很多人一谈到马嵬之变就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杨贵妃的死上。实际上，此次事变的首要目标是杨国忠，由杀杨国忠蔓延到杨氏一族的覆灭。而杨妃作为杨氏家族背后的靠山，变乱的执行者不可能再让其独活于世，所谓“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她必须一死。
是什么导致了杨国忠作为事变的目标，以至于身死族灭呢？这就要从安禄山造反的起因说起。杨国忠作为天宝年间的权相，与军事强人安禄山向来不睦，处处找安禄山麻烦，在玄宗面前“屡言禄山且反，上不听；国忠数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反”。在天宝十四载四月的时候，也就是安禄山叛乱前半年多，杨国忠派人包围了安禄山在京城安仁坊的宅第，抓捕了安禄山数名门客，送到御史台秘密处死。当时，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在京师任太仆卿，与玄宗的侄女荣义郡主订亲，得知这一消息，立刻派人报告安禄山。安禄山大为恐惧。到了六月，安庆宗成婚，玄宗下旨要安禄山来京师参加婚礼，安禄山托病不来。到了十一月初九甲子日，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誓师造反。
安禄山造反以后，朝廷如果处置恰当，完全能够将叛乱限制在河南河北一带。可是杨国忠又和潼关守将哥舒翰产生矛盾，为了整哥舒翰，极力撺掇玄宗下令潼关守军出关决战。结果哥舒翰恸哭出关，桃林一战，全军覆没，潼关失陷，长安门户洞开，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总之，安禄山造反及至之后局势的不断恶化，杨国忠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这一点在朝野已经是共识。这次西逃蜀地又是杨国忠主导的，对于家人产业在关中的禁军来说，这损害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再加上西逃行动组织的无序，一行人狼狈不堪，更加剧了他们的愤怒。不能让这个人继续再胡闹下去已成了护卫禁军的普遍诉求。这也是禁军“皆愤怒”最根本的原因。
陈玄礼作为禁军的首领，向玄宗进谏：“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这是《旧唐书玄宗本纪》中引用陈玄礼的原话。那么玄宗怎样表态就很关键，可遍翻史籍，根本没有这一方面记载，我们只能作合理性推断。
除了向玄宗进谏，《资治通鉴》中还记载了陈玄礼与太子李亨商议除掉杨国忠，但是“太子未决”。成书更早的《旧唐书韦见素传》中也写道：
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
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如果陈玄礼在玄宗不知情的情况下先与太子商议除掉杨国忠，就犯了将领私自与世子交通的大忌。发生这种问题有什么后果，早年的韦坚皇甫惟明案就是一例。
韦坚是太子亨的大舅哥。皇甫惟明，在太子亨还是忠王的时候担任过忠王友。天宝五载正月，已官居陇右兼河西节度使的皇甫惟明新破吐蕃，到长安献捷。元宵节，长安放夜。这天晚上，太子和普通长安士人一样，到街上游玩赏灯，遇到了大舅哥韦坚，两人驻足交谈，之后各自走开。与太子分手后，韦坚又到了景龙观，与皇甫惟明会面交谈。
很正常的一件事吧？但很快就有人揭发，指控韦坚作为太子的近亲，不应当与边将过于亲近。这件事越闹越大，根本压不下来，发展到指控韦坚与皇甫惟明合谋立太子为皇帝。最后玄宗作出裁决：韦坚跑官要官，贬为缙云太守；皇甫惟明离间君臣，贬为播州太守。
在玄宗出逃以前，太子势力是非常弱势的，对于政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玄宗一直以来把太子看得很死。太子没有住东宫，没有开府，没有自己的班底。手下亲信只有太子妃张氏、宦官李辅国，以及两个儿子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这些年来，太子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自保上。比如，韦坚、皇甫惟明案越闹越大的时候，太子首先想的是与老婆韦氏离婚，与韦家划清界线。太子这种隐忍战术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虽然几度风雨飘摇，但总算保住了太子的位置。
陈玄礼作为一名从唐隆政变开始就跟从玄宗的老臣，不可能不知道玄宗和太子之间微妙的关系，应当清楚稍稍处理不好就会非常麻烦。
据史书记载，陈玄礼“淳朴自检”，也比较敢于说话，有时候玄宗做一些稍稍出格的事，他也会犯颜直谏。比如，有一次在华清宫，玄宗突然想去虢国夫人家，陈玄礼就劝玄宗别去，理由是出行前没发敕令，不正规，不好安排。玄宗也就算了。从这件事也能看出陈玄礼的作派比那些整天挖空心思揣测领导意图的家伙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陈玄宗仕途也比较平稳。作为参加过唐隆政变的功臣，当时一道从龙的刘幽求、王毛仲、葛福顺等，都经历了大起大落，最后纷纷以倒台甚至送命收场，只有陈玄礼，从开元到天宝，一直得到玄宗的信任，统领着禁军，负责着皇帝的安全。
说了这么多，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无论是陈玄礼的政治操守还是太子在当时所处的地位，两人背着玄宗定计消灭杨国忠是不大可能的。也就是说，在决定除掉杨国忠这件事上，玄宗是预先知道并且是不反对的。
很奇怪吗？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处理杨国忠这件事上，玄宗、太子，以及禁军的态度应当是一致的。但是，在处理的时机上，玄宗却有自己的考虑。
安史之乱以前，玄宗对杨国忠的宠信，是其完全符合玄宗对宰相的要求——既能办事，还能敛财，还要贴心。玄宗晚年，倦于理政，在政务上主要依赖杨国忠。杨国忠出身于市井，勇于任事，敢想敢干，视制度规则如无物，能很快摆平各种繁杂的政务，让玄宗放心。另外，玄宗执政中后期，政府开支越来越大，财政短缺问题凸显，而杨国忠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理财、聚敛有术，能够解决政府开支问题，这也是他赢得玄宗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自从安史之乱以来，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杨国忠已经完完全全成了玄宗的负资产，被清理的命运无可避免。杨国忠当然也明白这一点，否则不会在西逃之前公开诿过于皇帝。不过，何时对杨国忠进行清理，玄宗有自己的把握。西逃剑南是杨国忠一手张罗的，在到达剑南安顿好之前，一系列工作还需要杨国忠去做，杨国忠的利用价值依然存在，动他的时机还不到。其次，玄宗和杨国忠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被视作一体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何处理掉杨国忠而不被波及，比较费思量。在西逃路上那种环境下，禁军环伺，一旦流血就有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要做到不殃及池鱼几乎不可能――后来事实也是如此，这才是玄宗最为头痛的。在杀掉杨国忠以后，玄宗对禁军说了这样一段话：“朕识之不明，任寄失所。近亦觉悟，审其诈佞，意欲到蜀，肆诸市朝。今神明启卿，谐朕夙志，将畴爵赏，何至言焉。”实际上反映了玄宗当时心态。
在这种心态支配下，处理杨国忠问题就免不了瞻前顾后，既不表态同意也不能不同意，只能表现出拿不定主意，不置可否。对一件事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通常会将拍板的责任推给别人，在当时情况下就是推给太子，让陈玄宗和太子商议决定。这就会有前面讲的陈玄礼找太子商议处理杨国忠。太子也很精，当然不能轻易表态，就有了“太子未决”。
玄宗的不置可否在禁军看来也是一种默许，所以即使在没有太子表态支持的情况下，禁军还是动手了。动手的地点就在马嵬驿的外面，与玄宗只有一墙之隔。禁军接连杀了杨国忠、魏方进、国忠之子户部侍郎杨暄、韩国夫人，打伤了左相韦见素，还屠割杨国忠尸体，用枪挑着国忠首级游街示众。这一系列动作动静肯定不小，但玄宗方面居然没有反应。等到禁军闹了很久，还没有收队的意思，玄宗沉不住气了，“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
玄宗本来的底线是保证自身和杨妃的安全，其他人你随便砍，现在看来杨妃要保不住了，心中不免一番挣扎。《资治通鉴》记道：
（玄宗）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
《旧唐书玄宗本纪》上的记载就简单多了：
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
似乎玄宗没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很爽快地答应了禁军的要求，这就与风流天子的人设有些不符。当然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终于化解了。
杨妃的尸体被摆在驿站庭院中，让陈玄礼等一干禁军将领验看。陈玄礼等“乃免冑释甲，顿首请罪，上慰劳之，令晓谕军士”。双方用无言的姿态传达着彼此的心照不宣：禁军再次申明对玄宗的效忠，玄宗也对逼杀杨妃表示理解。
禁军在这场变乱中还是保持着克制，没有无差别地滥杀。左相韦见素被打得头破血流，命悬一线之际，有人喊了一声“勿伤韦相公”，就被救了下来。而御史大夫魏方进作为杨国忠的亲戚，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唐卢肇《逸史》中记了这样一件事：
唐御史大夫魏方进，有弟年十五余，不能言，涕沫满身。兄弟亲戚皆目为痴人，无为恤养者。唯一姊悯怜之，给与衣食，令仆者与洗沐，略无倦色。一旦于门外曝日搔痒。其邻里见朱衣使者，领数十骑至。问曰：“仙师何在。”遂走到见搔痒者，鞠躬趋前，俯伏称谢。良久，忽高声叱曰：“来何迟！勾当事了未？”曰：“有次第。”又曰：“何不速了却？且去！”神彩洞彻，声韵朗畅，都无痴疾之状。朱衣辈既去，依前涕下至口，搔痒不已。其夜遂卒。魏公等虽惊其事，而不异其人，遂随事瘗埋。唯姊悲恸有加，潜具葬礼。至小殓之日，乃以一黄绣披袄子，平日所惜者，密置棺中。后魏公从驾至马嵬，其姊亦随去，禁兵乱，诛杨国忠，魏公亲也，与其族悉预祸焉。时其姊偶出在店外，闻难走，遗其男女三人，皆五六岁，已分为俎醢矣，及明早军发，试往店内寻之，僵尸相接，东北稍深一床上，若有衣服，就视之，儿女三人，悉在其中，所覆乃是葬痴弟黄绣袄子也。悲感恸哭。母子相与入山，俱免于难。
唐传奇故事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特征，就是现实中发生的真事被涂上一层灵异的油彩，这个故事也不例外。仔细分析魏家在马嵬的遭遇，大概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古人的衣服都是拿布料现做，一块面料做两件衣服并不奇怪。故事中两次出现的黄色绣花袄子，本来就是两件，一件被魏姐姐拿去给弟弟陪葬了，另一件属于魏家其他人的，大概平时舍不得穿，逃难时才带上。在禁军杀入旅店时，家人仓皇间将袄子盖在三个孩子身上。至于三个孩子能够幸存下来，很可能士兵只对大人动手，没打算杀幼儿。
杨国忠妻子裴柔、虢国夫人，以及几个子女躲过了马嵬驿的杀戮，跑到了陈仓。陈仓县令薛景仙带人追杀，几人逃入竹林。在竹林中，虢国夫人杀了自己子女，又刺死国忠妻子裴柔，接着自杀，没有死，被抓起来关到狱里。在狱里还问：“追杀我们的是国家的人？还是贼人？”狱吏答道：“都有。”不久，虢国夫人血凝于喉而死。
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如果马嵬驿诛杀杨国忠一党还带有自发性的话，但很快就被官方追认成公开合法的行动，否则以薛景仙所处的地位，没有上级的指令是决不敢擅自行动的。而这一指令的发出无疑是经过玄宗允准的。
一直以来，针对马嵬之变持阴谋论的人很多。阴谋的主使者，有的说是陈玄礼，有的说是太子李亨，还有的说是内侍监高力士。通过仔细考察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认为，没有那么复杂，这就是一起因士兵不满所引起的偶然事件。当然，在这起事件酝酿过程中，陈玄礼与玄宗、太子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只有事件的牺牲品杨国忠被蒙在鼓里，也可以视作是一场针对杨国忠的阴谋。经过这一事件，玄宗失去了自己的宠妃，威信遭受了极大的损害，对局势的掌控力极大削弱，这就为太子摆脱父亲的阴影走到前台提供了契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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