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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寄出的信
丽华：
近好！
上次在县城开教学改革研讨会时同你谈起过我的近况，但没有细聊。现在我将一些详情告诉你，望能得到你们夫妻的帮助。
从74年起，我担任了大队的农民夜校教师。由于我的努力，干出了一定的成绩，获得公社教育革命委员会授予的“教育革命先进个人”荣誉。第二年，大队小学的一位上海知青老师病退回城了，缺一名老师，学校提名让我代课。大队主任孙志烈坚决反对，他说我父亲是地富子女，热衷于搞资本主义，反对农业学大寨，表现反动，反动家庭的后代不能进入教育革命的阵地，硬是没让我进学校。
那年他发现我父亲在坟窟里种了几棵南瓜，批斗了他。后来搞密植插秧3Ｘ4寸，我父亲口直心快，脱口说“栽这种蚂蚁出洞的禾，今后除非请白毛女来耘。”这下不得了，“反对科学种田”“攻击革命样板戏”“一贯反动”等帽子一个个压下来，批判斗争搞个不停。事实上，孙志烈要让他那个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共上9年学，且半农半读，读还是以读语录为主的“高中”刚毕业的儿子孙能文当这个民办老师。
孙能文当上民办教师不到两年，他又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沿江师范学习去了。
78年，开始抓教育质量，公社决定通过考试选拔录用民办教师。当时还在台上的孙志烈隐瞒了消息没传达，是小学校长在开考的那天早晨碰到我，惊讶地问我怎么没去参加考试，我这才知道，急忙跑到公社中心小学，他们已经开考15分钟。好在监考的老师都知道我曾在夜校得过荣誉，让我进了考场。由于我长期坚持学习，从来没有放弃，觉得那次考试一点都不难，竟然考了个第一名。公社决定录用我，把我安排到我们大队的小学。又是孙志烈不同意，结果就安排我到霞峰中心小学的带帽初一班，教语文。
后来，公社成立了中学，我随之调往中学。这时我深感自己文化底子不足，要舀出一碗水，没有一桶水是不行的。82年《山西青年》杂志创办“刊授大学”，我立即报名参加学习。85年，省高教自学考试中文专业开考，我参加了考试，现在已经获得11个单科合格证，明年就能获得专科毕业文凭了。
由于我是教师，选修课我选了《教育学》《心理学》，加上自学了中文专业的课程，我已掌握了比较系统的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另外，我又有十来年教学实践，这使我越来越多地发现霞峰中学目前存在着一些不符合教育规律的弊病。我从84年起就开始了语文教学改革的探索，有一些做法不能被校领导（孙能文从沿江师范毕业后分到霞峰中学，不两年就混上了校长）接受，认为我是标新立异，华而不实，目中无人。孙能文这人跟他父亲一样是个小鸡肚肠的人，对他来不得半点不同的意见。去年，我们班的学生开了一次周末文艺晚会，又利用星期天搞了一次春游野餐，他就说我不务正业，滋长了学生的散漫情绪，放松了学生的学习成绩，把我从初三拉回到初二，并撤了我的班主任职务。那个班是我从初一带上来的教改实验班，还未收获就逼我离开“实验田”，这是要毁了我的心血，毁了我的事业啊！不过我没有气馁，就从初二重新开始吧。我又进行了第二轮教改实验。今年县教育局教研室的领导到我校检查听课，发现我的教改实验有一定成效，就点名让我参加了县里的教学改革研讨会。
这次开会回来，他已把这一届的两个初三毕业班重新组合，成绩好的编成升学复习班，星期天也上课，日夜加班搞题海战术。成绩差的另编一班，由初二老师兼课，实质是放任自流。我在教研会上据理力争，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这是片面追求升学率，违反了教育规律。他一怒之下，把我调到差班，并扬言下学期要将我调离中学，理由是中学教师应该有合格的学历。
我希望干一番事业，希望对农村中学的教育事业有所贡献。但是，我却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这么一来，我的抱负怎能实现，事业怎能成功？为此，我求助于你们，望你丈夫能在教育局领导面前反映这些情况，伸出援助之手，为我说几句公道话，助我一臂之力，使我的远大理想不至落空。
代我向你丈夫问好！并祝
全家幸福！
维康
1987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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