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新京报》的一篇文章《读经少年：背了十年书，识字却成了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各大主流媒体进行了转载和评论。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一位母亲因为孩子的作文成绩一直提不上去，从而怀疑现行教育体制，结果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王财贵的“老实大量读经”理念，迅速成为拥趸，并让孩子从此走上一条单一而布满疑惑的“读经”道路。直到今年，她的孩子已经19岁，不仅没有达到她预期的教育效果，甚至连一些基本知识都不具备。这一现象经媒体报道后，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王财贵是牟宗三的入室弟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大陆宣说并建立起一套名为“老实大量读经”的“理论体系”，自称目的是为培养圣贤，且以全日制读经为手段。在当时国学热的氛围下，吸引了许多拥趸，至今仍有相当影响力。但他的“老实大量读经”，无论是方法还是目的，都存在严重问题，“受关注”是早晚的事。
这其实也不是“读经”第一次成为焦点了，自从1912年清朝灭亡后，每隔一段时间，它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与经书本身独特的文化底蕴和顽强的生命力有关，经过百余年的实践与反思，我们已经由“该不该读经”转变为“该如何读经”，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如果没有解决好“如何读”的问题，那这进步也就大打折扣了。
我们这里所说的“经”，主要包括儒家经典，以“十三经”为主要内容，另外旁涉道家经典，如《道德经》、《庄子》等。至于佛家经典，因为属于宗教序列，和本文的“读经”不属于同一范畴。还要注意的是，《三字经》、《弟子规》等作品，因为属于蒙学，也不属于本文所讲的“经”。
“读经”在当今社会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发挥影响力的：
一，各种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不少投资者已经将书院作为生意的重要组成部分，选址一般在大中型城市和风景秀丽文化气息浓厚的场地。
二，不少中小学校将读经作为校本和班本课程，和主课形成互补，并为此编印了自己的教材。
三，不少高校建立了传统文化培养基地。
四，不少高校将国学与企业管理文化关联起来，开发了不少相关课程。
五，社会上名目繁多的读经团体。
从目前来看，出现的问题主要如下：
一，规范性不够。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上的，都存在着教材、师资和时间分配等方面的不规范问题，直接影响了读经的质量。
二，与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没有水乳交融。
三，家长对于“读经”的方法和目的还没有明确的认识。
四，学者对于“读经”的认识还没有达成比较一致的看法，争辩大多停留于学理层面。
五，“经书”的指称太宽泛，混淆了“读经”的内涵。部分经书又太难，比如《尚书》，专家读起来都费劲，让孩子去读，很不合适。
这其中，学者对“读经”的争论，又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种倾向：
一、强烈赞同读经。这些多为国学根底深厚者。代表性文章有严复的《读经当积极提倡》、熊十力的《经为常道不可不读》和唐文治的《读经救国论序》等。但当时的中国患的是急症，必须大刀阔斧，经学的功用实在不在于此。
二、可读，但现在还不行。以胡适为代表，他在《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中有明确表述。胡适认为他那个时代还不允许读经。
三、强烈怀疑。以鲁迅为代表。鲁迅在《十四年的“读经”》中提到自己几乎读完了十三经。而且看《鲁迅日记》，从1932年起，鲁迅每年所购书目中，经书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鲁迅对经书是有着进一步反思的，就像他对于中医的态度前后有不同。
四、不可读。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比较偏激的，认为经书和古代的制度、体制一样，必须加以摈弃。第二种是认为经书难度过大，必须成人后才能真正理解和接受。
五、批判地继承。以北京大学李零教授为代表。他在《读经不能救国，听鲁迅说的逆耳话》一文中有着非常深湛合理的总结。
鉴往知来，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一下一百多年来“读经”的历程，从中可以看出“读经”的“正当化”的过程，同时也饱含着几代学人重建中国文化的一片深心。这又大致可分为两次决裂和两次复兴：
第一次决裂是1912年，蔡元培颁布教育法，明确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当是时，康有为等提倡读经，是为恢复君主政体。1915年，袁世凯亦下令中小学恢复读经课程，为其称帝提供理论依据。其后，章士钊在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后，也一度要求中小学读经，为不合理统治提供依据，结果遭到鲁迅和一大批新文化健将的激烈反对。
复兴是在1931年。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在考察中国的教育后，发表了《中国教育之改进》，对当时的全盘西化提出批评，认为中国的教育应建立在中国固有的文化基础之上。国民政府的态度也因此开始发生变化，先是恢复祀孔，然后主政者又将崇“礼”纳入到统治理念之中，并推崇王阳明等古代学者。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备受欺凌，没有话语权，外力起了决定作用。
第二次决裂是建国后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儒家经典和孔子受到了强烈批判。在被否定了几十年后，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迎来新的热潮，至今热度未减。
之所以有这种热度，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当下的中国，在重新考量传统文化时，已经没有外力的干扰，同时距离建国已经四十多年，传统文化中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地方，开始被人们真正发现，因为这是实践中得到的认识，所以非常真切。
二，中国文化需要重新确立和建设，在文化自信和文化底蕴方面，传统文化，尤其是经书，能够给我们许多经验和借鉴。
三，也是更为直接的，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在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方面，确实需要借力传统文化，在这方面，经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时代的发展让“读经”的正当性得到确认，但在方法层面，还需要进行探索。因为我们现在的“读经”，目的和古时候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古时候读经是要立志成圣贤，科举入官家，而现在的“读经”，说得长远些，是为了孩子综合素质的提高，说近些，是要让孩子的语文成绩乃至各科成绩由此得到提高。你要问孩子家长，有几个是为了让孩子成圣贤的，恐怕不多，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人才的界定和成功的标准都已经变化，“读经”如果不跟随这种变化，那就真要落后于时代了。
我们探索的时间已经不短，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节点，亟待反省。因为按照种种读经理论进行实践的学生，有不少已经长大了，读经将他们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不仅是这些孩子的家长所关切的，更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关心下一代成长的人所关注的。
通过《新京报》的这篇报道，我们可以看出，目前的读经已经出现了以下误区：
一，以《新京报》报道的书院为例，他们是将佛教净土宗的修持方法硬套进读经课程，严重影响了读经效果，使学生根本无法通过读经来获益。这家书院将《史记》和《曾国藩家书》列为禁书，说是“知道的知识越多，你的障碍越重”，这样的愚人手段，意欲何为？《史记》教人明辨是非，增长风骨气度；《曾国藩家书》让人心存敬畏，做事循序渐进。这有什么好禁的。
二，死记硬背，不求理解。以台湾的王财贵教授为典型代表，他主张读经是为得“大道”、成“圣贤”。曾有人问王财贵教授读经前途何在，他答道：“如果还考虑前途问题，那你就不要读书了。”那读书为何？成圣贤为何？牟宗三先生如果知道弟子这样说昏话，那可真是无可如何了。其实就算是真正的佛教，也不是仅仅背诵就完事的，无论是日常的念经还是考中国佛学院，都需要对佛经的理解。光靠敬信和单纯记诵，就想达到高境界，那也太懒了。禅宗极高明，又极容易致虚；净土极简易，又极容易致妄，千百年来，佛教唯有这两宗在中国广泛流行，说明我们在文化方面有时候是太不肯下功夫了。
三，《新京报》的文章提到：“书院老师裴志广承认，如今已经入学的33位学生，有将近半数的孩子家中都开了读经学堂。而在其他家长们看来，这些学生成为父母招生的‘金字招牌’”，这恐怕是最直接的目的了。说白了，这是以死记硬背为基础的一种手段并不高明的盈利方式。王财贵给学生的批注中有：“要静下心来”、“只有一路，志道乐学，再无他途”等话，也是无定见之语。王财贵创立的文礼书院里，老师们秉持的理念是所谓的“道”：“天不变地不变道不变，你把道掌握了，做什么都没问题。”这样的虚妄观念，到现在还能蒙蔽住我们中的许多人，说明我们最紧缺的不是高深道理，而是常识，是最基础的逻辑辨认。
四、王财贵创立的文礼书院被广大读经者视为顶尖学府，其入学条件也是极为严苛的：“学生们要通过‘包本’，也就是对着录像机，一字不漏地背下《论语》、《孟子》、《佛经选》、《莎翁十四行诗》等30万字经典，才有入校资格。”背《论语》无可厚非，就是现在，在许多高校的文史哲专业，老师们也经常让学生们进行背诵。至于背《孟子》，就近乎可笑。《孟子》是一部伟大著作，但我们绝不需要通过背诵才能加以利用，而且这部书中有许多文字是不符合基本逻辑的，这样的书要是背下来，那不是自设藩篱、跟自己过不去吗？至于《佛经选》，除非志在出家，否则不需要背。《莎翁十四行诗》，除非你是骨灰级创作家，否则也根本无需去背。
通过以上辨析，可见读经中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亟待纠正。对家长和孩子们，我们建议如下：
一，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让孩子退学。九年义务教育绝不仅仅是学多少课程的问题，就算家长数理化、政史地、体音美全部精通（这极为罕见），你也无法让孩子得到学校的那种学习氛围。学校教育培养的不仅仅是知识体系，更有将来融入社会的群体性格。过了这个年龄段，想补太难。
二，如果学校已经有比较充分的国学课程，且其中有专门的读经环节，领读也不错，那就让学校来做，不需要专门再到社会上的读经班去学。
三，家长可以在孩子课外时间适当地和孩子一起读经，既陶冶情操，又增进亲情。
四，不是所有的孩子对儒家经典都感兴趣，就像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语文，如果实在不感兴趣，就要设法用一种孩子喜闻乐见的方式侧面进行熏陶。
五，对于已经具备辨别和思考能力的高年级和大学生来说，可以通过读经优化升华自己的知识结构；对于家长，可以通过读经重新构建新的认知版图。
六，所读经书最好配以简明的注解，初入门者还要有翻译。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那也是在知道基本字词的意思后，现在的许多人对于经书中的字词所知甚少，有辅助很必要。
对于从事各种职业的人，我们的“读经”建议是这样的：
一，从事自然科学的人，可以从经书中获取方法论层面的启迪。日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汤川秀树，在其《旅人》一书中详细探讨了《庄子》等中国古代著作对他的启发，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人都能利用，我们为何不能重新发掘自家的经典？中国现当代的不少优秀的科学家已经做出了表率，如苏步青、杨叔子等。
二，从事社会科学的人，能从经书中看到中国古代宗法制社会的萌芽和形成、成熟与固化的过程，可以从中获得启示，看看中国古代社会是如何萌发、兴盛和衰落，这对于我们当下社会的建设也一定有借鉴的价值。现当代学人中，读经优秀者不乏其人，马一浮先生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我们读他的著作，可以明显感受到经书思想文化的传承。
三，从事文学艺术的人，能够从经书中学会养浩然正气，能够从中国诗文的源头品赏那悠远深湛的情怀和形象，从而打下坚实的文化根基，创作出无愧于前人的佳作。唐诗宋词之所以动人，因为秉承的就是这些经典韵律，元曲明清小说之所以隽永，因为体现的正是这种中国精神。
最后，让我们借鉴一下杨叔子先生的观点。当代著名科学家、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先生在提到自己无论是求学还是做研究都很成功时，专门讲到：“这同入小学前念了四、五年的古书很有关，同后来一直爱好中华诗词与古文也很有关。优秀人文文化的滋养至少陶冶与提升了思想感情，活跃与完善了思维能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陶冶与提升了思想感情，活跃与完善了思维能力，同样也是读经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这样以来，经书才能充分为我所用，通古晓今的杰出人才才能由此培养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