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研究必需，我不知道现在还有谁能有定力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通读一遍吧？我当然没有读过《资治通鉴》，原因之一是，在《资治通鉴》和《史记》之间，我选择了两个司马中的司马迁。两位司马大著的片段同样都屡屡出现在中学语文教材里，等到自己有能力通读史书后，为什么宁愿选读《史记》而不是《资治通鉴》？各种简介《资治通鉴》的都这么评说《资治通鉴》：“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尤其是最后一句论断，让对官修史书怀有不安感的读者，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史记》，并在《史记》之后默默放弃《资治通鉴》。
被以讹传讹的《资治通鉴》，其价值真的只剩下了“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可是，只要肯打开《资治通鉴》，我们就会发现，以司马光为首的北宋一大群儒生撰写者，他们聚首在一起孜孜矻矻，首要目标当然是写出一部能让统治者以史为鉴的大部头，可是，我们掠过那些今天读来有些遗老遗少气的训诫之词句，就会发现，《资治通鉴》所写的历史故事，是可以与《史记》以伯仲相称的——我有这样的认识，赖于柏杨先生生前花费大气力编撰而成的“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丛书。
哲人其萎，思想光辉却一直泽披着我们。柏杨先生去世10年后，他的“《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经由周莉莉女士改编，以朝代和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为纲，精选总结经验教训的史实，成为了一套适宜孩子阅读的启蒙版《资治通鉴》——《柏杨说史：少年读<资治通鉴>》。这套丛书共有10本，分别为“战国与秦”“西汉风云”“东汉中兴”“三国鼎立”“西晋一统”“东晋偏安”“南北朝”“隋传二世”“大唐盛世”“五代十国”。这套就要与读者见面的《柏杨说史：少年读<资治通鉴>》”，我只来得及读完《战国与秦》分册。“三家分晋”、“秦国变法”、“孙膑与庞涓”、“南北合纵·抗秦联盟”、“东西连横·和秦联盟”等等章节里的很多故事，都是“熟悉的陌生人”，以前在影视剧里、在历史教材里、在《上下五千年》里都从不一样的角度观赏过、阅读过，特别是林汉达先生的《上下五千年》，几乎是每一个少年中国历史的启蒙书，既然如此，周莉莉女士有必要花费那么大的心力将《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改写成少年版吗？可是，只要将自以为熟悉的那些历史故事搁置起来，像个历史白痴一样跟着柏杨先生走进因先生的努力变得特别晓畅的《资治通鉴》，我们就会慢慢体会到，先生之所以要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蓝本，耐心地讲述那些他一定知道我们应该已经熟悉了的历史故事，是因为先生认为，历史故事最好的阅读语境，是将其放在编年史里。像张仪作为秦相四处奔波试图连横的那段史话，最早我是通过香港电影《屈原》获知的。一部宣扬“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精神的电影，会如何褒贬屈原的对立面张仪，不言而喻。电影《屈原》以后，虽然也通过其他文本阅读过张仪的故事，但是，每一个侧面拼合起来的张仪，每一个侧面都被“折射”过，总让我觉得，这个张仪与其生活的历史瞬间总不那么熨帖。
是《战国与秦》，让我看到了一个我特别信服的张仪。那一刻，我像是明白了柏杨先生的一片苦心。他用向原典看齐的方式告诉我们，只有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妥帖地放进历史长河里去阅读去理解，才能得到正解。
实在要说遗憾，就是柏杨先生在他的大著里会时不时地插入一段“司马光曰”。现在，我们读到的“司马光曰”已经被柏杨先生译成了现代汉语，想必，先生动笔撰写《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丛书时，人们的文言水准正处于低点。而这种普及意识，到现在来看，正适应了孩子的阅读需求。这些年，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节目和全国各地面向中学生的古诗文大赛，已经在少年中掀起了一股阅读中国古诗文的热潮，从《资治通鉴》里抽离出来的“司马光曰”，我以为现在的少年完全有能力驾驭。假如，能够让丛书的读者“回到历史”中阅读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同时，再通过“司马光曰”环节学习或者巩固自己的文言阅读能力，那将是一次完美的亲近中国传统文化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