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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成长，个人努力虽然很重要，但是教育环境也是极其重要的。透过樊锦诗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她拥有了好的教育因素：

1.一个诗书之家。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而且酷爱古典文学。父亲爱好书法，字写得非常漂亮，对孩子们也是言传身教。父亲还经常叫他们背诵《古文观止》。这些都是文化的滋养，正是因为有了 这些滋养，樊锦诗才有了对中华文化的挚爱，可见，孩提时代的教育是无形的，无声的，但却是扎根的事情。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的教育之根并没有扎牢。

2.宽松的家庭教育。父母对樊锦诗的教育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甚至连女儿考上大学了还不知道，但是由于儿时的根基牢固，并不影响孩子们的成长。父母对她管的比较宽松，有时间看闲书。她看书比较杂，古典的，现代的，西方的，中国的，包括看好莱坞大片《绿野仙踪》《出水芙蓉》等。多元的文化或许会给她以后的研究带来多元的视角。特别是当时所看的那些文天祥、戚继光等鼓励爱国的书，让爱国的基因根植在作者的心里，她毕业之后服从分配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固然有时代的烙印，但是也离不开作者小时候的读书。

3.榜样的力量。作者从小就喜欢居里夫人，愿以居里夫人为榜样。正是这种榜样的作用，让作者一直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4.浓厚的学术氛围，优秀的师资团队，勤奋向上的同学伙伴，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都是作者成长的有利条件。在北大那样一个环境中，作者自然也就跟着大家一起努力成长。

5.作者说“见小利，忘大义，存私心，急近功”都是一个学术人的大忌。要想做学术就要吃得了苦，耐得了寂寞，忍得了清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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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四章

1.每一个人的一生可能都会做出很多的选择，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但最关键的是选择之后的坚守。既来之则安之，若要爱就深爱，若不爱，就离开。就是对敦煌的深爱，让作者留在这个艰苦的地方。但是艰苦却能磨炼人坚强的意志，优秀的导师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尤其是苏秉琦先生的点醒与厚望，再加上绝美的敦煌艺术的吸引，作者开始了她的研究之旅。

2.莫高窟是中国的，但是敦煌学却是世界的。因为敦煌集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于一身：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对于敦煌的研究也是极具价值的。艺术和文化是国家气象的反应，看敦煌的历史，就看到了中华文化文明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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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1.敦煌文物的散失，但是敦煌文化的魅力却不会散失。正是文化的魅力牵引着世界上的敦煌文化研究者进行研究。大致介绍了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研究。看到这里颇为心痛，国家文物的大量流失太可惜了。

2.在我国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也在进行着不遗余力的敦煌文化研究，特别是陈寅恪对敦煌学更是情有独钟。是他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其次是他对敦煌学的研究有着开创性的贡献；还有张大千、向达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敦煌学进行了研究；

3.在于右任的大力支持与倡导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先生主持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他克服了人员和资金短缺的困难，在极其艰苦的工作条件下开始研究。

4.段文杰主持敦煌艺术研究院，把敦煌文化研究带入一个新的高度；季羡林、潘重规、饶宗颐等人也都与敦煌有着不解的情缘。

5.为了敦煌学的研究，大量的学者采用眼观手抄的方式在国外的一些藏馆搜集资料，当看到他们从上午九点抄到下午三点，连饭都没时间吃的时候，心中升起的都是敬佩，敬佩这些学术人的为学精神。

有了学术并容的思想，未来的敦煌学会发展的更好，更快。透过这一章，我们也不难看出樊锦诗的敦煌情怀，她对于前辈的尊重与敬仰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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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七章

1.莫高窟人的宿命

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土屋、土炕、土书柜等，几乎与世隔绝的交通，饮食、喝水困难，医疗困难，再加上长期的骨肉分离，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阻挡住研究者的脚步；

2.深爱的父亲在文革中死去，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苦，一直到1978年父亲平反。父亲带给孩子更多的就是对工作的热情与执着。这也是激励樊锦诗忘我工作的精神动力；

3.“过去的已经不能追回，未来根本不确定，一个人能够拥有的只有现在，唯一能被人夺走的，也只有现在。”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朴素的哲理。“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灵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在敦煌，樊锦诗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4.文革中敦煌的研究专家们苦难的人生经历。在文革中对莫高窟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使得莫高窟没有在文革中被毁。

5.敦煌女儿一名的诞生，给作者平添了荣誉感，但是这些并不能代替敦煌研究所带给自己的在生活上的伤痛：夫妻两地分居，生孩子没人照顾，孩子没人照管，丈夫放弃自己的事业回到莫高窟，二人一同的坚守，直到丈夫患病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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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1.敦煌，就是一部形象的佛教史，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建筑、彩塑和壁画。建筑形制有五种，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佛坛窟和大像窟；成功的按比例塑造的彩塑，尤其是高大35.5米的北大像和26米的南大像；壁画分为七类：尊像画，释迦牟尼故事画，传统神仙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画。敦煌的壁画艺术持续了上千年，是十分罕见的；敦煌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它是上千年的形象佛教史，绘画史，雕塑史，绘画博物馆。

2.莫高窟艺术的六大特点：规模大；历史跨度长、延续性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区域性特征；艺术形式多样；艺术技法富于变化；文化艺术的多元性、世界性特征。

3.经变画的研究价值，榆林窟的稀世神品，永不停息的自由飞舞，完美的彩塑和涅槃境界的再现；这所有一切的创造，是需要艺术家的一种顿悟，而顿悟需要的是坚定的意志，在于守一不移；包括临摹壁画也是需要达到无我之境，要有心定神闲的气质，这是和他们多年的忘我修行分不开。临摹就是一场去掉我执和妄念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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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1.莫高窟面临的风险：风沙的自然侵害；水的入渗和可溶盐的危害；地质灾害；人为的破坏；

2.抢救和预防，是保护工作的二重奏；莫高窟会慢慢走向衰老，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莫高窟的消失最终也是不可阻挡的，但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延缓它的衰老；

3.莫高窟壁画病害主要有三种：空鼓，起甲，酥碱；李云鹤，壁画修复的魔术师，为了研制修复壁画用的材料，多少年如一日，包括整体搬迁壁画工作的进行；

4.与国外研究所共同致力于壁画的修复工作；特别是日本的平山郁夫先生，为了敦煌文化的保护积极奔走，积极筹款，唤醒人们对敦煌文化的保护，成为敦煌石窟新的供养人；

5．与时俱进的保护理念，敦煌文化的数字化研究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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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1.几代莫高窟人的拓荒和坚守：第一阶段，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首任所长常书鸿，主要进行洞窟编号等基础性工作；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时期得到周总理的大力支持，主要进行藏经洞文献的研究；第三阶段，敦煌研究院时期；

2.敦煌文化的申遗工作，申遗成功带给作者的启示；

3.开放之后敦煌的保护，数字化的应用，人才的引进，规章制度的制定等，科学的保护手段让敦煌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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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1.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对敦煌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

2.敦煌考古的历史回望：从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开始，1907年和1914年斯坦因到敦煌，直到1931年贺昌群的《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的中国学者的第一篇专论，到如今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不断。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石窟内容和供养人题记调查、记录和出版；考古报告编撰；石窟遗址和洞窟的清理发掘；石窟的分期与断代研究；再到后来宿白的《敦煌七讲》正式开创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研究；

3.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重要和困难。主要困难：多卷本考古报告的编排和体例问题；石窟测绘的问题；制作材料的提取和复杂的内容记录问题；考古报告编撰的工作量较大。四十年完成《敦煌石窟全集》的第一卷。“急功近利是学术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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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1.莫高窟人的舍身饲虎的精神，“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2.“莫高精神”的杰出典范：段文杰是杰出的榜样，“一画入眼中，万事离心头”是段先生忘我精神的写照；

3．世界上有一种永恒，那就是精神；

4.樊锦诗先生的气质：单纯中的深厚，宁静中的高贵，深沉中的甜美。壁画穿越历史的美，那种沧桑中的清雅和灿烂，在这里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渗透在一个人的气度之中。她的高贵来自她思想的严肃、庄重和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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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扎根的教育

——读《我心归处是敦煌》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说教育是一棵大树的话，那么什么才是它的根呢？“种树育根，育人育心。”或许心的教育就应该是教育的根吧！格局、情操、习惯、能力应该都是让人扎根的。

读《我心归处是敦煌》，对于改革先锋、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樊锦诗有的除了敬佩之外，还多出了一份对于孩子教育的思考：她从小受到的就应该是这样的扎根的教育吧。

清华大学毕业，曾经在北大教书的父亲让她有了格局。父亲的学识与见识，让樊锦诗从小就知道了知识的广博，知道了世界之大。她从小读古典文学，背《古文观止》，练习书法，听评弹、看戏，看世界名著，欣赏好莱坞大片。这些都足以让一个孩子的心种上广大的种子。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大多数人还是文盲的时候，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就已经看好莱坞大片了。相信她也一定从这些片子、世界名著中感受大了世界之大。再看看我们，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才知道有好莱坞这个词。孩子教育不一定赢在起跑线上，但是一定会输在起跑线上。在这其中格局显得尤为重要。

从小作者看古典文学，背《古文观止》，从中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多的是给孩提时的她埋下一颗爱国的种子。特别是听昆曲《林海雪原》，父母所讲的文天祥、岳飞和戚继光的故事，甚至连玩的积木上刻的都是英雄人物。或许孩提时的他们不一定明白，但是“如今回过头来看，这种爱国的感情，和大人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这情操也是作者在敦煌面临走还是留时最好的精神支撑。

从小练字、背书，做事要认真，也是父亲给予他们最好的教育，才成就了樊锦诗以后在学术上的成就。练字练心练性，或许是小时候背古文、练书法养成的学习定力、习惯，让作者在考古学这一枯燥的学术领域里一干就是几十年，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她自己知道，不是我们这些外人所能体会的。“设身处地”说着容易，做着难啊！如果没有良好的习惯打底，那么枯燥的工作怎么能够坚持下来呢？从小父亲所给予的宽松的教育环境，也培养了她独立的学习能力与生活能力，这些使得她去到大西北之后，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依然能够顽强的生存。试想一个江南弱女子，一个大家闺秀，是如何在大西北生活的呢？意志、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看到了樊锦诗，不由得想到了杨绛、林徽因、冰心等人，这些民国大家无一不是成长于诗书世家，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们的人生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她们儿时的教育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作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在敦煌也在做着根的工作。终日在风沙漠漠的环境里与石窟、壁画打交道，终日与各种枯燥的数据、资料打交道。在特殊时期遇到的特殊困难，在技术上遇到的困难，她都是以“解决根本问题”为出发点的，没有只顾及一时，而是想保住中华文化的根。

“急功近利是学术的死敌。”何止于此，急功近利也是教育的死敌。做人要扎根，教育也要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