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可以看成是孔子弟子的学习笔记。
“绅”，古代服饰上的一种带子，从很多典籍中可以看出，绅带不是一般的装饰品，而是在重要场合或典礼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礼仪用物。《礼记·玉藻》规定了从天子到士不同等级所用绅带的不同。
“子张书诸绅”见于《论语·卫灵公》 “子张问行”章：
“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
子张向孔子求教怎样才能“达行”，意思就是怎样让言行更有效用，孔子说：只要说话忠实诚信 ，做事忠厚、谨慎 ，虽然在陌生地方，也可行得通；否则，你就是近在自己的乡里，能行得通吗 ？站着仿佛也能看到言忠信 ，行笃敬这几个字显现在面前 ，坐车 ，就好像看到这几个字，倚靠在车辕前端的横木上 ，念兹在兹， 这样才能行 。
子张领悟了孔子的教诲，于是，当即把这些话写在腰间的大带上 。把“言忠信、行笃敬”当成人生座右铭，随身携带，一刻不敢懈怠。
当然，也有人把“子张书诸绅”理解为他忘了带书写的竹简，是匆促间得到这警示良言，一时着急而记录在了腰间大带上，其实，这解释完全忽略了“言忠信，行笃敬”所含的文化意义了，这句话能成为《论语》中的典范，其实是代表了孔门弟子记录老师言行的一个缩影。
从战国出土的很多文物上，都发现有各种警世铭文，说明古代的人比现代人更看重个人修行，比较爱寻求处世真理。这样做的正面意义是给后人传承下了古圣人的哲学思想，负面作用是如果不思变通，处处太过循规蹈矩，就容易变成迂腐的老头，腐儒就是这样来的。
当然，汉唐学者一般均认为《论语》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编纂的时间当在孔子去世后不久，比后来儒学内部分化要早一点。
《汉书·艺文志》中刘歆的说法：《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也就是说《论语》的形成，还处于孔子日常和弟子们对处世理论的探讨的强烈氛围中，那时每个弟子的执迷都不一样，所要悟的道都不同，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人人都像子张一样，时刻记着老师的教诲，当成一生都要研究的课题。
根据刘歆、王充等人的记载，《论语》的成书实际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最初只是弟子对孔子言行的各种记录，如孔子答“子张问行”，“子张书诸绅”（《卫灵公》）等，这些记录往往出自不同弟子之手，分散在个人手中。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广泛收集了这些记录，在此基础上“辑而论纂”，编成《论语》一书。所以就《论语》的内容来说，它乃是孔门弟子共同记录、编纂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出于一两个人之手。
《韩非子·显学》的说法：“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各派“取舍相反不同”，但都自认为是真孔子。这个时候要想再合力来编著《论语》，是不太现实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