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的快乐在星期六

        丰子恺先生在《实行的悲哀》一文中说“星期六比星期日更快乐”,是因为那时是六天工作制,也就是一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若放在今日来说,则应为“星期五比星期日快乐”。

        先生认为,从心理上讲,预想往往比实行快乐。西方人有“胜利的悲哀”一说,而先生则拟此种情形为“实行的悲哀”。

        先生没有高屋建瓴地哲理推演,但言及生活琐细,则教人感同身受,打心眼里敬服。

        这种“实行的悲哀”之于我,最深刻的莫过于对童年时过年的记忆。过年,是年年皆有的,从小到大,直至今天甚至以后。但唯有童年的过年有这种“实行的悲哀”。

        从记事起,开始上学,开始有了寒假。那时的寒假好像很漫长,放假后通常都还要二十多天才过年。没有兴趣班,没有补习班,没有各种作业,偶有二三十页一本的《寒假生活》——语文、数学合体。说是“偶有”,是因为有的寒假是没有的,没有《寒假生活》的寒假我常会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感觉自己并非读书人,仿佛跟村里上不了学的孩子一个样。漫长的寒假里,没有书看,没有什么作业可做,心里空空洞洞的,就只惦着一件事——过年。

        在冬日的闲暇时光里,大人们除了杀年猪熏腊肉香肠便无事可做,田野上只有被霜冻却依旧青绿的麦苗和明晃晃的水田,偶有不怕冷的鸭子大白鹅滑进水田里,打破这冬日的寂静。渐渐地,菜园子里有了拔萝卜的身影,霜冻的田埂上有了背着背篓赶集的身影,各个院子里也开始忙活起来。这大约离过年还有三五天。家家户户开始忙着备办年货,年货的丰富程度依各家条件而定,但绝没有不办年货的。这一点,在这些年似乎快要匿迹了。各家各院开始里里外外地打扫,用长竹竿绑了竹枝竹叶打扫灶房屋顶烟熏火燎积下的扬尘,用旧的报纸糊了竹条泥巴的墙,再贴上年画或者几张港台歌星影星的塑胶人物画,用锄头箩筐清理屋后的阳沟,用火柴点燃清扫出来的堆积如小山的可燃物……

        这时候,大人忙得不可开交,心情也特复杂,有的欢喜,有的发愁,还有的会发怒甚至吵架。而像我这样的孩子却只有开心。这大人们越忙碌,就意味着“年”越近了。

        我的最开心,是在我家院里开始摆摊写春联的时候——这是过年的前一天。一大早地,父亲就在院子里摆了一张轻便的桌子,把早早买好的一大瓶墨汁和毛笔摆上桌。第一副春联通常都是写给自家的。其实不止一副,算一算,应该有四副。大门那一副,内容是非常讲究的,父亲总要琢磨很久。但我总结了一下,写来写去也无外乎“桃李”“春风”“书山”“学海”之类的。我们家对联很少有什么“福禄双全”“财源滚滚”等字眼。写春联之于我的意义就在于,帮父亲倒墨汁,给父亲作“镇纸”,帮父亲把写好的春联整整齐齐摆在院子里的地上等着墨干,还要时刻盯守着不让鸡们给春联刻上毫无个性的印章。

        接下来,院子里络绎不绝地有人来了。村里村外的乡亲拿来自家买的红纸,父亲亲手裁好了纸,然后思忖这家是做竹器的,那家是做豆腐的,另一家又是做砖瓦的,于是春联上的内容都有了非常明显的特征。如果实在想不起,就把一年又一年积攒了很多对联的笔记本拿出来。就在一年一年给父亲帮忙打杂的过程中,我知道了什么是押韵,什么是对仗,什么是仄起平收,对联应该从右往左贴等,并对春联发生了无限浓厚的兴趣,特别乐于做《寒假生活》上对对联的题,还喜欢收集一些有趣的对联。

        待墨渍干了,我就把春联一副一副地卷起来,同时把对应的匾放进去,用一根绳子系好,再一家一家地整理好,在背面的白页上写了名字,待来取时一一交到他们手中——从写到收这些都是帮忙的活儿,不收费的。

        现在看来,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并不算好,瞧不见颜体柳体的影儿,几乎没有“艺术味儿”,只有属于父亲自己的东西。但父亲的字结构极好,因而看上去非常稳健——记得后来父亲见我写的字也还叮嘱我书写要稳健;父亲的字笔画没有太多变化,看上去一点也不灵动,但很有骨气。我常想,乡亲们喜欢父亲给他们写春联,并不是真能感受到父亲的字写得好;而父亲喜欢给乡亲们写,也许也并没认为自己的字有多好。那究竟是什么让父亲与乡亲都如此的乐此不疲呢?直到后来街上越来越多的人包括父亲的同事开始写春联卖,我仿佛才明白了一点点。

        终于到了大年三十。在乡下,这一天最重要的是吃午饭。之前准备的年货,一一地摆上桌,干碟子十几个,从荤到素,香肠,腊瘦肉,猪耳朵,猪肝,猪肚,猪心甚至猪肺,油炸花生米,糍粑颗,苕粉颗,豌豆花,胡豆花……看得眼花缭乱,嘴更馋。我们家没人喝酒,老觉得少了点热闹的气氛。干碟子吃得差不多,就是热菜,圆子,酥肉,扣肉,墩子肉,水煮鱼,蒸排骨,蒸肥肠,腊蹄花炖海带汤,鸡汤……我们一家五口,实在是吃不了这么多。父亲常觉得母亲是白忙活,而母亲觉得过年必须这样。

      准备了几天的年饭,好像很快就吃过去了。母亲忙着收拾碗筷,父亲则出门溜达了。我们三个孩子便各玩各的了。一眨眼的功夫,天色便暗了。草草地吃了晚饭,接过父亲母亲给的压岁钱,便到院子里看人家放鞭炮烟花。一家鞭炮响起,仿佛其他家的鞭炮被引燃了似的,相继噼噼啪啪地响起来,冬日寂寥的乡村终是有了生气。在四处弥漫的火药味中,年味到达了高潮,而我的开心却在速减。

        在极度贫油的年代,除夕之夜也是断不能熄灯的。母亲知道我怕黑,所以会把仅仅只能点燃的那一盏灯挂在我和姐姐睡觉的卧室门口。看着那昏黄的灯光,想着“年”正在渐渐的远去,心里就莫名地难过。可是小孩子的眼皮是没有自控力的,心里说着不要睡,却是突然地就睡着了。

        大年初一早早地起来——母亲每年除夕都会告诫我们,老大初一不许睡懒觉,也不能让大人喊起床——穿了母亲给我们备好的新衣新裤新袜新鞋,吃了汤圆,揣了满兜的瓜子糖,去逛街看舞狮……初一很快就过去了,接着初二初三……美好的日子就像兜里的瓜子,很快就嗑得快没了。

        后来,这种过年的感觉常有。拿到中师录取通知书时有,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有,开始工作了有,结婚了有,评职时有……读《兰亭集序》“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也有。今天读丰子恺先生的《实行的悲哀》,这种感觉又被牵扯出来。

        或许,让自己一直走在通往那些被视为终点的路上,即使有委屈,有辛酸,甚至痛苦,但也会因有不定的结局而期望而前行不止。人生的意义莫过于此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