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土世界未完的传说

汉武帝在写下《轮台罪己诏》时的内心想必一定五味杂陈。这份被我们称之为“罪己诏”的文档,其内容是这样写的: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

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

《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 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使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当意气风发逐渐成为风逐残年之时,汉武帝力行的开疆扩土政策,在其暮年所收获的更多的是“天下愁苦”这样一个局面。诏书收尾处“悉罢之”三个字读起来颇有些英雄无奈的意味。假若上天好德借汉武以时日,恐怕汉武帝不会轻易说出“悉罢之”三个字出来。这份诏书是在公元前89年颁布的。不过后世之人,对这份诏书表现出来的“罪己”的意义挖掘热情要远远大于其要表达的内容深究。毕竟在这份诏书面前,汉武帝的“雄武之姿”生就了一些徘徊之色。

这份诏书中提到的“轮台”是汉代时西域都护府的所在地,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这样来描述一个古时的地名仍然显得非常模糊。用现代的地理数据来讲就是轮台县,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不过这里仍需要说明的是在汉武帝诏书中提到的“轮台”在彼时的视野中,不过是汉帝国力所能及的最远处。“西域都护府”的正式确立是在汉宣帝时,即公元前60年前后。此时距离汉武帝以举国之力的开拓疆土的行为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了。到了汉宣帝手中,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已经将帝国的边疆政策从“开拓”转移为“经营”了。

如果对照汉代的历史,就可以得知西域的经营都是汉武帝之后的事。纵观西、东两汉,边疆一直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到了汉宣帝时,汉帝国在西域已经建立了三个势力支撑点,一个是塔里木北缘的西域都护府(驻地为轮台县),一个是柳中城(驻地为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鲁克沁镇),一个是金蒲城,又称金满城,在现今吉木萨尔县。这三个支撑点构成了汉帝国在西域互为犄角的防卫,也同时是汉帝国在遥远的西部疆域中的一个“突出部地带”。


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尤其是针对汉武帝开拓西域的历史叙述,无一不是充满着骄傲的,正如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名字至今仍乐为人所道。但如果仔细查看汉武帝的事功,大抵就可以明白汉武帝在《轮台罪己诏》中所言的“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这句话包含的无奈。以及多年的战争,对于帝国默默的伤害。而且这种伤害还不是顷刻间就可以明白的。

正如卫青、霍去病向西而去的军队兵强马壮,旌旗招展。但是我们可能非常容易忽略在这支大军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随军而行的队伍。这支队伍承载着这支军队的粮食、草料和军械装备。而这支队伍全部也是由汉帝国的臣民来组成的。从长安到玉门关的距离正常的行军大概得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而尾随军队之后的随军队伍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跟得上。而军队一路征伐造成的战斗减员或非战斗减员,则需要从随行队伍中随时征调补充。当我们在阅读我们的历史时,如果补充了这部分“边角余料”的历史后,可能对我们的历史就没有那么多不切实际的吹捧了。

在看到一篇《十三铁骑归玉关》的历史故事时,我想到的就是这些!历史的现场绝对不是意气飞扬的,相反唐代的边塞诗中所讲述的那种愁苦、艰难、孤独可能恰恰就是边塞最真实的写照。纵观汉帝国在西域的开拓与经营,按照史书中所记载的内容,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汉军数量的减少,从汉武帝征伐时经常出现在“十万”大军,到了东汉时,组织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已经让汉帝国非常吃力了。这一细节的变化在阅读历史时相信许多人会把“十万”和“数万”这样模糊的数据简单地等同化,可是对于西域这样广袤的而言,它有足够的疆域可以稀释稠密的人口。数万人不过是零零散散地分布着。从长安到西域都护府,一路的据点城池、交通路线和驿站都需要人手。帝国前进的雄心往往被禁锢于现实的地理中而显得迟缓和稀疏。


左国顺 油画《十三将士归玉门》

《十三铁骑归玉关》的故事发生在公元75年。掐指一算,距离汉武帝罪己已经过去了将近一百年了。而此时汉帝国在历史定义中也变成了东汉。不过东汉帝国对于西域的经营仍然继续努力中。公元75年即永平十八年,这一年汉明帝驾崩,汉章帝即位。从后世给予的谥号来看,这两位汉帝国的皇帝还算得上属于“明君”一类的。而汉帝国在西域经营设立的三个支撑点(西域都护府、柳中城、金蒲城)的确护佑了一方平安。但是北匈奴人不这样认为。

公元75年(永平十八年)三月,北匈奴破车师后王。而此时戊己校尉关宠据守柳中城,戊己校尉耿恭屯戍金蒲城。骑都尉刘张出击车师。关宠及耿恭所屯守各置数百人。

在《后汉书·卷十九·耿弇列传第九》记载是这样的:明年三月,北单于遣左鹿蠡王二万骑击车师。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骑多,皆为所殁。匈奴遂破杀后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战,以毒药傅矢。传语匈奴曰:“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 因发强弩射之。虏中矢者,视创皆沸,遂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资治通鉴·卷四十五》:北单于遣左鹿蠡王率二万骑击车师,耿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皆为所没,匈奴遂破杀车师后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药傅矢,语匈奴曰:“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虏中矢者,视创皆沸,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在这这一段《后汉书》的记载中,耿恭的神勇跃然纸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耿恭所能派遣的兵力只有三百人。而且这三百人的援兵有去无回。在救援失败之后,匈奴直指耿恭所屯守的金蒲城。而耿恭在金蒲城的防守中,借助弩机(汉家神箭)勉强可以固守。但是时局的变化太快。匈奴没有那么轻易的放弃。

《后汉书·卷十九·耿弇列传第九》:时,焉耆、龟兹攻殁都护陈睦,北虏亦围关宠于柳中。会显宗崩,救兵不至,车师复畔,与匈奴共攻恭。恭历士众击走之。后王夫人先世汉人,常私以虏情告恭,又给以粮饷。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恭与士推诚同死生,故皆无二心,而稍稍死亡,余数十人。单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复遣使招恭曰:“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炙诸城上。虏官属望见,号哭而去。单于大怒,更益兵围恭,不能下。

《资治通鉴·卷四十五》:焉耆、龟兹攻没都护陈睦,北匈奴围关宠于柳中城。会中国有大丧,救兵不至,车师复叛,与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厉士众御之,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恭与士卒推诚同死生。故皆无二心,而稍稍死亡。馀数十人。单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炙诸城上。单于大怒,更益兵围恭,不能下。

在这一段《后汉书》与《资治通鉴》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在当时汉帝国的防守要点西域都护府、柳中城和金蒲城中,西域都护陈睦已经战死,而在柳中城的关宠已被围困,距离最远的金蒲城成为匈奴严重至关重要的据点。而此时汉明帝驾崩,汉章帝即位,远在千里之外的帝国中心---长安也处于多事之秋中。“救兵不至”这一说明中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救兵久不至”。而耿恭的部署“余数十人”。城外的匈奴兵则为万众之多。对于匈奴而言,围困就意味着胜利。因为耿恭的救兵还远在长安。

有关车师的战报应该迟滞了一些时日才抵挡皇帝的案头的。对于已成残局的西域,对于这样数百人的困守孤军,汉帝国是有些犹豫的。新皇帝初即位,需要动用帝国的力量去救援远在千里之外的数百人吗?

《后汉书·卷十九·耿弇列传第九》:初,关宠上书求救,时肃宗新即位,乃诏公卿会议。司空第五伦以为不宜救。司徒鲍昱议曰:“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后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又二部兵人裁各数十,匈奴围之,历旬不下,是其寡弱尽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将精骑二千,多其幡帜,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极之兵,必不敢当,四十日间,足还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余人,建初元年正月,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城,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人,驼、驴、马、牛、羊三万七千头,北虏惊走,车师复降。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汉帝国权力核心的态度是暧昧的。而最终救援的援兵至多也只有七千人,在建初元年正月汇合柳中城再出击匈奴。如果计算这其中的时间的话,已经过去了一年时间了。耿恭的孤军能支撑多久呢?而有关这一段是《后汉书耿弇列传》中最精彩的一段:

《资治通鉴·卷四十六》:会关宠已殁,谒者王蒙等欲引兵还;耿恭军吏范羌,时在军中,固请迎恭。诸将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馀,军仅能至。城中夜闻兵马声,以为虏来,大惊。羌遥呼曰:“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城中皆称万岁。开门,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随俱归。虏兵追之,且战且行。吏士素饥困,发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随路死没,三月至玉门,唯馀十三人,衣屦穿决,形容枯槁。中郎将郑众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前后杀伤丑虏数百千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宜蒙显爵,以厉将帅。”恭至雒阳,拜骑都尉。

在于匈奴的对阵中,耿恭没有困守金蒲城,面的二万余人的匈奴军队,耿恭选择了距离金蒲城较近的蔬勒城。疏勒城易守难攻可以弥补人手不足的问题。而在耿恭没有想到的是在此竟然坚持了进一年有余。对于有没有援兵,耿恭也是没有预期的。

到了公元76年正月,这是正是冬季。柳中城的关宠已经阵亡。在偌大的西域中,汉军力量可能仅剩疏勒城中的耿恭一支,而这支军队也仅仅只有数百人而已。朝廷派出的援兵王蒙已经对此心知肚明了。不过如果还需要在深入西域腹地,将被围困的耿恭救出。这一点在军事行动上是属于不理智的行为。耿恭之前的部将范羌固求之,得到两千人士兵。范羌率领两千人再次孤军深入疏勒城,掩着风雪救援耿恭。在后撤的路上他们是且战且退。而他们救援的耿恭一部只剩下二十六人。从疏勒城一路撤退到玉门关时,耿恭的部署还剩余一十三人。这一十三人中,史书中留有姓名的有四人:耿恭、范羌、石修、张封。从疏勒城到玉门关的距离应该在一千里以上。

从上述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得知,在公元75年和公元76年之间,发生在西域的这些故事中,天山以南的西域都护陈睦在政变中被击杀,友军关宠也困在柳中城,不久后就全军覆没。实际上,除了耿恭与二十几个部下死守的疏勒,整个西域巨大的空间,已经没有汉帝国的立足之地。汉帝国的边疆再一次的被压缩在玉门关前逡巡不进。

历史的编撰者常常是在帝国的中土记录着帝国发生着的一切。帝国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的故事不会只是单纯的发生。而且对于历史的阅读者而言,如果要想清晰的了解帝国的陈年往事,往往还不能将历史记述中的豪言壮语当作是信史一般看待。但是就耿恭的这个故事中“吏士素饥困,发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随路死没,三月至玉门,唯馀十三人,衣屦穿决,形容枯槁”这寥寥数语的记录,已经非常接近真实了。从正月到三月,这支后撤的军队一边战斗一边后撤,足足行进了一个月有余。而历史书中比较少笔墨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是怎么吃饭的,他们是怎样逃跑的,他们是怎么且战且退的。只有他们才知道在这条路上他们经历了什么!

有关中土世界的记录往往是温润的,不似边疆记录这般来得严酷和冰冷。但是中土世界的温润,就是依赖在绵延的边疆线上那些拼尽全力抵抗的人。

这样的故事如果要讲述起来,不应该是“扬我大汉天威”的口气!它只是一个有关于求生、活着归来的故事!我们在历史阅读时那些细小的描述中,反而可能是最真实的现场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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