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从对自然万物的欣赏中展开审美历程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花鸟虫鱼，都是审美对象。通过观察，人类发现了万物生长，四时变化，日月运行，这种种现象都蕴藏着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秩序和美感。早期人类经历了向自然学习，向动物模仿，到逐渐深入社会生活领域去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历程。审美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
随着社会历史实践的发展，人类的审美领域、审美视野逐渐扩大，审美活动从最初的自然界，向人类社会层次递进，审美对话也朝着纵深的方向不断拓展和蔓延。通过对自然美的欣赏，人类认识到自己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之间，并不是简单的认识与被认识关系，还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一面。在中国古代，这种蕴含于自然审美之中的主客体互动，成为一个标志性文化印签。
根据审美对话中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可以把中国古人对自然美的欣赏，大致区分为致用、比德和畅神三个发展阶段。它们正好从三个方面侧面反应了人类发展进程各阶段的特点和主要任务。
致用
当代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指出：“在起源阶段，美与用总是统一的。从石器时代起，自然事物就已出现于艺术品（主要是手工艺品如生产工具、斗争工具、生活日用品、装饰品之类），而这些在艺术品中出现的自然事物，总是与作者所属部落的生产方式或职业有关。”具体而言，渔猎民族的艺术经常会与渔猎生活有关，而生活在陆地上的群族，一般会在洞穴墙壁上绘出各种狩猎场景。
在我国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中，新石器时代的人面鱼纹盆尤其引人注目。人面图案的旁侧，往往画着单只大鱼，或一张网纹。这种神秘色彩的人面纹，透露出半坡氏族公社的某种原始信仰。这种绘画中所展示的人与鱼的密切联系，体现出半瓶坡人对鱼的崇拜、欣赏和某种向往。
狩猎时代的欧洲原始人，即使置身花卉丛生的环境也大多会视而不见，因为比起花卉来，这些动物和他们的生活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们在洞穴中着意描绘的只是野牛、野猪、古象等狩猎对象。可以说，是实用的、功利的原因决定了人类在自然美领域首先关注到动物，然后才是植物。
比德
所谓“比德”，就是以自然景物的某些特征来比拟、象征人的道德情操，这和我国古代的思维认知体系密不可分。中国古人是用归类取象法这种方式来认知事物的，归类取象就是在审美认知对象的特征属性上找到与人相关的因素，以一一对应的关系来映射人的相关特征。比如“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就是以玉之柔美温润，比喻君子的道德情操。
比较成熟的比德自然审美观，形成于春秋时代，文学鼻祖《诗经》是最先使用赋比兴手法的代表作。客观来讲，比德是儒家学说在审美领域的具体表现，它将儒家思想核心中的“仁政”、“礼教”的部分渗透到了自然山水审美活动中。《诗经》名篇《关雎》、《蒹葭》、《采薇》、《硕鼠》，在托物起兴和托物言志方面，将比德的审美理念体现得淋漓尽致。屈原在其《离骚》中也曾广泛使用比德的手法，以香草喻君子，以萧艾喻小人，以瑰丽的想象开创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
再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例，众所周知的花中四君子，就是在对梅兰竹菊的生长环境及形态特征做了抽象概括之后，赋予其人类社会精神领域所特有的属性。在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上，国人一直都以松柏喻坚贞，以兰竹喻清高。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他的《爱莲说》中，以莲之清雅脱俗为比，抒发了自己高洁恬淡的志趣。
畅神
所谓“畅神”，指自然景物本身的美可以使欣赏者心旷神怡，心神畅漾。与“比德”所不同，它专注于对审美对象本身的欣赏，不要求用自然景物来比附道德情操。正所谓“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这是一种外在对象与审美主体之间由静入动的过程。自然事物以纯然的状态展露，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以身心愉悦、内心感动作为回应，这便是畅神的独魅力。
“畅神说”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切地说，出现在晋宋时期，这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息息相关。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后，汉族的统治政权偏安江左，门阀世族也被迫南渡。人口流动，社会动荡，加上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很多人抱着浓厚的“出世”思想。这时候佛教刚传到中国不久，就因地制宜地盛行起来，士大夫阶级整天清谈佛老并以此为风雅。他们以“清高”自诩，追求“出世”，所以“畅神”更多反映出审美主体清静无为，纵情山水的意趣。
《世说新语》以大量篇幅记载了魏晋士风，其中有位叫支遁的名士，非常喜欢鹤。有人送他两只小鹤，小鹤羽翼丰满后想飞走。支遁怕它们飞走，就剪掉它们的翅膀。鹤飞不起来，有垂头懊丧之意。支遁见了说：“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于是把它们的翅膀养好了，放飞而去。晋人将这种超脱的、自由的精神推己及物，所以能把“胸襟像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