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竭尽所能

在我和妹妹上学的问题上，父亲并没有因为我们是女孩子而重男轻女。父亲一直支持我读完了高中，妹妹也上到了初中。

我上小学的时候，外祖母还在世，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就在我上学的前一年，刚满十六岁的二哥被迫中途辍学，回家当了一名民办教师，跟父亲和大哥大嫂一起，担负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已满八岁的我，完全可以帮助家里干活了，父亲却决定让我上学读书。

我从小性格懦弱，做事笨手笨脚。听说我去上学，左邻右舍都不看好。一位堂嫂甚至当着许多人的面说我，她要是能读进去书，狗头上都能长出角来。可不管别人说什么，都没有动摇父亲送我上学的决心。就这样，我背上了母亲亲手给我缝的粗布书包，走进了学堂。

上了小学后，我学习刻苦，成绩优秀，经常受到学校的奖励。父亲对我的学习更加重视了，为了不耽搁我的学习，家里的活，他宁愿自己多干，也要留出充足的时间让我学习。那时，每天到了掌灯时分，住在附近的堂哥们，都喜欢到家里跟父亲聊天。有时候被他们的话题吸引，我忘记了写作业，却不知不觉睡着了。半夜醒来，才发现作业写了一半，就哭着不肯睡觉。父亲不顾疲劳，在昏黄的煤油灯下，陪着我写完作业，才能休息。

升入初中后，学校离家五里路。每天不到六点，我就要从家里出发，到学校上早操。家里没有钟表，父亲每天靠观察天上的星星，为我掌握上学的时间。遇到天阴下雨的时候，父亲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时间。有一次，由于父亲判断失误，我上学走得太早了。一路上，不见一个同学，周围一片寂静，伸手不见五指，我骑着自行车行走在石子路上，心里害怕极了。上坡的时候，为了避免自行车发出声音引来狼或其他动物，我将自行车扛在肩上爬坡。到了学校门口，我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整个人近乎虚脱。父亲睡了一觉，天还没有亮，才发现他把时间搞错了。从这以后，父亲更加谨慎了，每天起来看好几次的星星。妹妹上初中后，父亲也是这样给她掌握上学时间的。父亲白天干活十分辛苦，为了我和妹妹，晚上却不能睡个安稳觉。

我上初二那年，母亲生了一场大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父亲一个人忙里忙外，非常辛苦。大哥大嫂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承担了照顾母亲的重任。在家里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父亲从来没有产生让我和妹妹退学的念头。就连邻居堂哥都看不过眼，几次劝说父亲，让我或者妹妹退学回家，父亲对于他的好心劝说置之不理。在父亲的心里，不管多苦多难，也要让自己的两个女儿把书读下去。

上高中时，学校离家远，我成了一名住校生。宿舍是学校租用农民的废弃窑洞，没有床板，学生在地上打地铺。父亲了解情况后，徒步三十多里路程，到学校附近找了一个远房亲戚，安排我借住在他们家。由于亲戚家离学校比较远，我在亲戚家借住了一周后，觉得上学不方便，搬进了学校宿舍。父亲担心我冬天受冻，亲手用麻袋和麦草缝了一个大草包，让我带到学校，铺在地上隔潮。夏天的时候，我每周从家里背到学校的干粮，三天后就开始发霉长毛了，父亲担心我吃坏身体，他想在周内为我送一次干粮。可从家里到学校，靠步行太费时间了，父亲想学自行车。年过六旬的父亲，在生产队里的大场里，学了三天自行车，最终因为他那条受过伤的胳膊使不上劲，而不得不放弃。

在父亲的影响下，家人们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我上小学时，二哥已经在学校当老师了。我的学习用品，从不需要父母操心。二哥把教案写剩下的纸张裁剪后，装订成大小不等的本子，在本皮上用隶体毛笔字写上我的姓名。我上三年级开始写毛笔字的时候，大哥和二哥每人给我买了一个墨盒，令班上的同学羡慕不已。

在上我高中的两年时间里，两个哥哥每周都给我一元钱零花钱。大哥把自己唯一的狗皮褥子从单位带回来，让我带到了学校取暖。每个星期天，大嫂都要利用生产队出工休息的时间，给我烙一周的干粮。家里人吃的是粗粮和黑面，为了不让我吃发霉的馍，大哥和大嫂还允许我带一些白面，用煤油炉子煮面条吃。

周末往返学校，和我一起上学的伙伴，来回都靠的步行。而我，大多数时间都有家里人接送。周六下午放学，二哥从他工作的学校，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接我回家；星期天下午，妹妹骑自行车送我去学校。

然而，高中毕业后，我连续两年参加升学考试，虽然预选成绩达到了分数线，但是正式参加考试，却都名落孙山。

1981年报考师范，与录取分数线仅仅相差一厘分数。这一年，我是以民办教师的身份参加考试的。前一年高考落选以后，包括父亲在内，家里没有一个人指责我。当二哥帮助我当上民办教师后，父亲又开始支持我投入到新一轮的复习中。

当时，县聘民办教师每月工资只有十二元。而我属于队聘民办教师，一分钱工资都没有。实行包产到户以后，连工分计酬这一项也没有了。当队请民办教师唯一的好处，就是国家允许参加师范录取考试。

这一年，已满十八岁的我，唯一给家里做的贡献，就是每天早上去学校上课前，担满一大缸水。麦收时节，正是考试前复习最紧张的时候。全家人都在麦田里出力流汗，我却在题海里鏖战。

如果在一般家庭里，当嫂子的肯定第一个不答应。可大嫂不仅没有一句怨言，还倾其全力帮助我。我刚当上民办教师那年冬天，大嫂看到我的脚有冻伤，晚上在煤油灯下为我做了一双棉鞋，这件事我至今想起来都十分感动。

参加初选考试前，我投入到了紧张的复习之中。每天下午放学，我在学校复习到很晚才回家。一天下午，大嫂到我任教的学校附近办事，她知道我下午还没有吃饭，就从家里带了两个刚出锅的包子，送到了学校。当她看到偌大的学校只有我一个人，无不担忧地对我说：“你一个女孩子留在学校不安全，从明天开始，你放学就回到家里，找个安静的地方复习吧，家里的活不用你干。”

大嫂既要干地里的活，又要忙家务，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我已长大成人，却不能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村里好几个人都为她鸣不平。大嫂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她对那些人说：只要妹子有奔头，我决不会扯她的后腿。

这一年，全家人都寄希望在我的身上，四月份参加预选考试，在全乡上百名参加考试的民办教师中，我考了第一名。可在七月份正式参加考试的时候，我却与录取分数线差一厘而与师范失之交臂。我同意绝望极了，觉得自己无法面对家里人为我的付出，几天几夜米粒未进。父亲看到我这样，生气地对我说道：“你的考试成绩只差了一厘，说明你学得还是不好，为什么不多考一厘呢？大（父亲）这一辈子，如果遇事像你这样，不知死过多少回了。你还这么年轻，后面有的是机会。”在父亲严厉的批评教育下，我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正是由这一厘分数牵线，成就了我的终身大事。对象是一名中学教师，他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刚刚一年。由于他擅长理科，刚好和偏文科的我形成互补。结婚以后，在丈夫的耐心辅导下，我的数理化三门功课进步非常大。

到了第二年，正当我满怀信心地准备迎接考试的时候，师范招生政策突然变化，凡是35岁以下连续三年以上教龄的民办教师，才可以报考师范。我的年龄否合条件，可教龄还不到两年，没有资格参加考试。

到了1983年，我参加预选和正式考试，都是一路绿灯。我考上了师范，婆家和娘家两家人都皆大欢喜。可是，又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当时，我的儿子才满半岁，如果给他断奶，一是老公工资微薄，买不起奶粉；二是看到他那胖乎乎的可爱模样，我们夫妻俩都不忍心。就在我们左右为难的时候，父亲为我做出了决定。当时，妹妹上完初中刚回到家中，父亲征得大哥和大嫂的同意后，让妹妹跟我一起去学校，帮我带孩子。

当时，母亲病情十分严重，身边根本离不开人，妹妹每天负责照顾母亲。但为了支持我上学，父亲让妹妹跟着我去了两百多公里之外的师范。就在我们离开家不久，父亲带着母亲在县医院住院治疗。在那段日子里，为了照顾行为不受控制母亲，父亲和哥嫂们所受的艰难，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

为了给我带孩子，不满十七岁的妹妹跟着我受了很多苦。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住的民房四面透风，到了冬天，房子冷得就像冰窖。唯一取暖的地方就是烧热的土炕，妹妹用被子把儿子包的严严实实，孩子身上一点冻伤都没有，而妹妹的脸和手脚被冻伤了好几处。当孩子感冒发烧时，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妹妹从早到晚，一个人照顾孩子，非常辛苦。

到了第二学期，儿子已满周岁，我果断给他断了奶，把他留在了年过七旬的公公和婆婆身边。婆婆本来身体就不好，但她一心想亲自照顾大自己最小的孙儿。可是，开学刚一周，婆婆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

婆婆的葬礼结束后，大多数亲戚都离开了。在家里农活那么忙的情况下，父亲却继续留在我的婆家。他担心孩子没人照顾，我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这次上学机会。后来，当他看到老公的四姐主动提出帮我们照看孩子的时候，才放心的离开了。

知女莫若父，其实我已经打算放弃学业。学校本来只给我准了五天丧假，我在家里待了十天。后来，父亲对我说过，他当时已经在心里做好了打算，如果实在想不出办法，他就把孩子抱回去家去。

正因为父亲竭尽所能的支持，哥嫂及妹妹无怨无悔的付出，加之我的刻苦努力，才成就了我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