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春节，我第一次与何先生回到他的故乡——江苏省常熟市古里镇。小镇人少车少，环境清幽，四处乡土的朴质气息混着泥土扑面而来。
车驶过了“铜剑北街”、“铁琴花园”，向目的地行进。与大多数中国乡村命名直抒胸臆的方式不同，这些名字听上去颇散着些文气。一问才知，这来自镇上的一座“铁琴铜剑楼”。
铁琴铜剑楼，始建于清朝乾隆末年，与山东聊城海源阁、归安陆氏皕宋楼、钱塘江丁氏八千卷楼合成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
200年间，由古里瞿氏一族五代传承，为中华文明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字资料。
据文献记载，自汉代到清末，大约有130万种书籍，但流传至今的不足10万种，其中绝大多数是靠历代私人藏书家递藏而得以流传。书籍，作为文化的载体，对文明的传递和思想的延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书籍的流传，古代大家的经典著作后人如何得知，前人经验如何泽被后世？
照理说，中国最早发明了纸张和印刷术，一切制作书籍的条件皆已具备，书籍应该大量印刷、广为流传，为何这数字少的有点寒碜？
带着疑问，我迫不及待的想去当年的藏书阁寻访一番，不巧正遇闭馆。唯有带着惋惜之情踏上回宁之路。
这一别，就是一年。
再来小镇时，第二十个世界读书日刚过。
铁琴铜剑楼纪念馆门前广场的空地上，一圈彩旗迎风翻飞。“读书、藏书、刻书、护书、献书“，彩旗上印的十个字，概括了瞿家二百余年的藏书历程。不远处新修的仿古回廊里，端坐着十来个小学生，正聚精会神的听老师讲述藏书楼的历史。
来古里的路上，我读完了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关于天一阁的章节，对自己之前的疑问有了解答。
百万种书余下不到十分之一，究其原因，有朝廷焚书（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和清朝的文字狱大家应该不陌生）、有战乱毁书（逃难的人烧书，占领者也烧书）、水火吞书（明代文渊阁大火，将皇家图书烧个精光）等等。
一本柔弱轻薄的书，要留存下来是多么不易。扑向它的灾难，一个比一个凶险！
古代更有私家藏书“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藏家无三代”的说法。连显赫的皇家面对藏书有时都无能为力，何况个人有限的能力，更使藏书之路步履维艰。
像天一阁、铁琴铜剑楼之类的私人藏书楼因何得以留存？余秋雨老师看到的是一种民间藏书家的人格力量，是希冀中华文明延续的的伟大意愿，通过他们体现了出来。
而我想说的是，人格力量不是一蹴而就，文化环境的侵染在这其中助力良多。
早在春秋时期，虞山青年言偃千里迢迢，北上拜师孔子，成为孔子的七十二贤弟子之一，被尊为言子。他学成归来，传播孔学，道启东南，人们称他“南方夫子”；
盛唐时期，草圣张旭任常熟县尉，给这个原本平淡无奇的小镇带来了惊喜。作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他对于书法的痴醉癫狂，不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狂草，还开启了小镇的书学之风。常熟古镇上还保存着洗砚池、醉尉街的古迹和传说；
元季四大家之首黄公望也是常熟人，虽然他长期浪迹山河之间，但《富春山居图》中不难看出虞山的神韵；
明末清初，常熟还产生了均以“虞山”命名的琴派、诗派、画派和印派。
如此之多的艺术形式，让这个小镇的藏书之事蔚然成风。到了明代中后期，常熟更成为了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吴晗在《江苏藏书家史略》序言中写道：
“以苏省之藏书家而论，则常熟、金陵、维扬、吴县四地始终为历代重心。”
我再次走近这个院落，带着崇敬和不安。
这座四进的藏书楼幽静、雅致，不仅展示了瞿家藏书、护书、献书的历程，还有瞿氏所藏“铁琴”与“铜剑”。
琴，是情怀；剑，是气魄。
二者相辅相成，成就了这座铁琴铜剑楼。
崇敬，是爱书人对书仰视的目光，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祈愿；不安，来源于心底的一丝惶恐：究其一生，能读多少书，能多少次与大师进行神交，“百无一用是书生”，如何用短暂的一生，完成无尽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