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铁琴铜剑楼有感

二零一五年春节,我第一次与何先生回到他的故乡——江苏省常熟市古里镇。小镇人少车少,环境清幽,四处乡土的朴质气息混着泥土扑面而来。

车驶过了“铜剑北街”、“铁琴花园”,向目的地行进。与大多数中国乡村命名直抒胸臆的方式不同,这些名字听上去颇散着些文气。一问才知,这来自镇上的一座“铁琴铜剑楼”。

铁琴铜剑楼,始建于清朝乾隆末年,与山东聊城海源阁、归安陆氏皕宋楼、钱塘江丁氏八千卷楼合成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

200年间,由古里瞿氏一族五代传承,为中华文明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字资料。

据文献记载,自汉代到清末,大约有130万种书籍,但流传至今的不足10万种,其中绝大多数是靠历代私人藏书家递藏而得以流传。书籍,作为文化的载体,对文明的传递和思想的延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书籍的流传,古代大家的经典著作后人如何得知,前人经验如何泽被后世?

照理说,中国最早发明了纸张和印刷术,一切制作书籍的条件皆已具备,书籍应该大量印刷、广为流传,为何这数字少的有点寒碜?

带着疑问,我迫不及待的想去当年的藏书阁寻访一番,不巧正遇闭馆。唯有带着惋惜之情踏上回宁之路。

这一别,就是一年。


再来小镇时,第二十个世界读书日刚过。

铁琴铜剑楼纪念馆门前广场的空地上,一圈彩旗迎风翻飞。“读书、藏书、刻书、护书、献书“,彩旗上印的十个字,概括了瞿家二百余年的藏书历程。不远处新修的仿古回廊里,端坐着十来个小学生,正聚精会神的听老师讲述藏书楼的历史。

来古里的路上,我读完了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关于天一阁的章节,对自己之前的疑问有了解答。

百万种书余下不到十分之一,究其原因,有朝廷焚书(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和清朝的文字狱大家应该不陌生)、有战乱毁书(逃难的人烧书,占领者也烧书)、水火吞书(明代文渊阁大火,将皇家图书烧个精光)等等。

一本柔弱轻薄的书,要留存下来是多么不易。扑向它的灾难,一个比一个凶险!

古代更有私家藏书“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藏家无三代”的说法。连显赫的皇家面对藏书有时都无能为力,何况个人有限的能力,更使藏书之路步履维艰。


像天一阁、铁琴铜剑楼之类的私人藏书楼因何得以留存?余秋雨老师看到的是一种民间藏书家的人格力量,是希冀中华文明延续的的伟大意愿,通过他们体现了出来。

而我想说的是,人格力量不是一蹴而就,文化环境的侵染在这其中助力良多。

早在春秋时期,虞山青年言偃千里迢迢,北上拜师孔子,成为孔子的七十二贤弟子之一,被尊为言子。他学成归来,传播孔学,道启东南,人们称他“南方夫子”;

盛唐时期,草圣张旭任常熟县尉,给这个原本平淡无奇的小镇带来了惊喜。作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他对于书法的痴醉癫狂,不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狂草,还开启了小镇的书学之风。常熟古镇上还保存着洗砚池、醉尉街的古迹和传说;

元季四大家之首黄公望也是常熟人,虽然他长期浪迹山河之间,但《富春山居图》中不难看出虞山的神韵;

明末清初,常熟还产生了均以“虞山”命名的琴派、诗派、画派和印派。

如此之多的艺术形式,让这个小镇的藏书之事蔚然成风。到了明代中后期,常熟更成为了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吴晗在《江苏藏书家史略》序言中写道:

“以苏省之藏书家而论,则常熟、金陵、维扬、吴县四地始终为历代重心。”


我再次走近这个院落,带着崇敬和不安。

这座四进的藏书楼幽静、雅致,不仅展示了瞿家藏书、护书、献书的历程,还有瞿氏所藏“铁琴”与“铜剑”。

琴,是情怀;剑,是气魄。

二者相辅相成,成就了这座铁琴铜剑楼。

崇敬,是爱书人对书仰视的目光,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祈愿;不安,来源于心底的一丝惶恐:究其一生,能读多少书,能多少次与大师进行神交,“百无一用是书生”,如何用短暂的一生,完成无尽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