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忧愁史

陶晓鹏

2018.6.29于上海

我的忧愁是上大学开始的,小学、初中、高中想法单纯,就是认真学习,获得好分数,进入好大学,其它事一概不操心,当时自己确实成绩很好,相比预定的目标,绰绰有余,因而没有忧愁过。

到了大学,非常好的大学,父母老师认为的能够保证一生欢愉的好大学,其实只是忧愁的开始。“人生识字忧患始”,确切的是,人生思考忧患始。我开始思考将来做什么?人不可能一辈子都在读书,总要毕业,总要选择职业,可是什么职业适合自己呢?当然,也主要出于私心,什么样的职业既能满足个人抱负,又相对自由轻松,且报酬也不低?因此,就开始忧愁了,一面学习,一面思考个人抱负(如果不满足于仅仅糊口还算抱负),一面观察自己,发现自己的特点,这个过程其实很痛苦,“识人易、识己难”。一面根据自己志向的变动调整学习的内容和方式,同时也根据自己学习的结果调整自己的志向,这是一个双向调整的过程。一面担心自己抱负太小,辜负了自己和旁人的期望,不断树立更高的目标,不断向自己的学习能力挑战;另一面发现自己的学习能力似乎赶不上抱负的要求,只好不断调低抱负和理想。总之,非常多的犹豫和彷徨,坚持和放弃,激励和不甘。

就这样,在忧愁中,半推半就、稀里糊涂中上了研究生,依然缺乏自己的明确想法。我真的热爱科学研究吗?我真的能够一生专心于一个狭小的科学问题吗?这时候的忧愁还多了一个,身体的荷尔蒙高涨,处于人生的最高峰,同学朋友中找女朋友的越来越多,我也开始考虑了,也开始忧虑了,又需要认识自己,这其实是一场交易,我的分量是多少?条件越好的女孩,当然越容易受到我的喜爱,可是她的要求就越高,我能达到她的要求吗?因此,又需要,一方面努力提高自己,另一方面不断调整自己的需求。又是一场不断尝试、失败、调整、再尝试、再失败、再调整的反复进行的过程。

上了研究生,近距离观察到了所谓“纯净”的科学界,它绝不是“世外桃源”,其中也有许多我从小鄙夷的“阴暗龌龊”,科学真理是纯洁而伟大的,但是追求科学真理的途中混杂了多少“复杂而猥琐”的人物。同时,我也怀疑了,我是否具备不带任何虚假立身科学世界的能力?于是,我选择了离开学校“象牙塔”,去企业工作。我可以从学校逃到企业,可以从北京逃到广州,正如曾经从重庆逃到北京,我无法逃避的,仍然是——忧愁。到了企业,我发现自己是彻彻底底的螺丝钉,我最好没有专业知识以外的见识,我最好没有七情六欲,我最好就是一台计算机,高速地、无差错地完成上级的任务。这又是我的新忧愁,同常人一样,我发现真正让我感动的,体会到“为人”的乐趣的是在文学、音乐等艺术领域,我不知道何时我才能更自由、充分地欣赏这些我所爱。同时,我再次看到了人世的“基本定律”,像我这样缺乏根基,又做不到“低眉顺眼”的普通百姓,在当时环境,基本注定永远是坚守在最普通位置的螺丝钉。

在企业工作期间,我还感受到了,弥漫周围所有人中的“赤裸裸”显露的忧虑。在大学时,老师们因为要为师,为表率,现在说法是传递正能力,不能不给学生展露欢快、美好的面貌,他们的忧愁是不能流露的。同学们则刚刚进入“忧愁界”,还不知道如何向别人展露忧愁,还不知忧愁的深浅,也竭力掩饰。而在企业,上至老总,中到中层干部,下及底层员工,忧愁是普遍而深入的,无须掩饰也无法掩饰,我清楚记得,当时无论何人何时何地,无论人多人少,大家只有一个话题,就是“忧愁”,甚至不用开口,忧愁永远写满在所有人的脸上和神情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科长,他当时约30多岁,他已经丧失了笑的能力,偶尔有的笑都是勉强挤出的一点点。我曾经因为工作,长时间和他相处,他所谈都是忧愁,他的工作,他的家庭,他的孩子的学习,以及我们正在开发的系统,甚至未来系统的落实应用,等等。其实我明白,能够说出口的是他心中最浅的忧愁,在他的叹息中,在他无声的眉头中,才是真正的忧愁。从那时起,我慢慢意识到,成人的最大标志是“会忧愁”,且“会传递忧愁”。

一次偶然的出差来到上海,从飞机着陆的一瞬间,我就感受到了一个不同于我曾经去过的众多中国城市,我隐隐感觉到了这个城市的气质和我的性格有更多的契合,那一霎我决心到上海去。我后来终于来到了上海,重新进入了学校,进入了求学生涯的最后阶段,我深知将来我再无逃避的时间和借口了,我很快就必须稳定下来,长期谋生了。我更忧愁了,我也习惯忧愁了。博士期间,我仍然没有找到研究的兴奋点,最大的忧愁是,日益增长的研究难度与自身有限的能力之间的矛盾,我无法解决这个矛盾,我只能将将就就地应付着,尽自己最大所能,但知道这样很难有大的成果。那时有一首流行歌曲,我只记得开头的两句,“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著我......”这两句非常符合我当时的心情。我那时想,我从广州逃到上海,忧愁仍然如影随形,我这次一定要逃得远一些,终于我来到了万里之外的美国。但很快“旧愁未解,新愁又添”,我常常陷入极端的孤独和矛盾之中,由于语言问题,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无声世界,在实验室、在公交车站、在商场、在任何地方,耳边声音四起,但都与我无关,都是无意义的自然噪声,我是这个世界无知的旁观者。科研的忧愁依然存在,我所在的领域,面对人类智力探索的一些终极问题,我沮丧于无法看到解决的希望,跟风虚伪的修修补补我没有兴趣,在我看来,许多那样的做法不是科学研究,只是委身糊口,比一些奸商直截了当地出卖信义换取钱利更不齿。

本着对上海的喜爱,我重新回到复旦,做教师,然后有家有孩子。我觉得自己终于彻底理解了当年企业工作时遇到的科长,无时无刻的忧愁。自己是“进亦忧,退亦忧”,身边的成功人士亦忧,失败者亦忧,家长忧,小孩也忧,理科院系的忧,文科院系的忧,经管院系的忧,本科生忧,研究生忧,上课期间忧,寒暑假期间也忧。路遇寒暄、会场报告、节日聚会、毕业典礼,哪一张绽放的笑容不是旋即收敛,哪一句问候的话语不是一闪而过,回归深深的忧愁中,莫名的忧愁。我终于扒开大学象牙塔中虚饰的面纱,与社会中其它地方无异,这里也是忧虑赤裸裸出没的地方。

好吧,就让忧愁来吧,既然无法逃避。看看中国文学中有多少忧,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杜甫:“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有心者完全可以写出煌煌大观的中国忧愁史。那么我的忧愁史呢?范仲淹云:“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我相信他其实不过是用“望梅止渴”法欺骗自己和同路人,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哪有“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到海枯石烂,才有“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那一天。其实,比范仲淹早得多的孟子早有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战战兢兢,不敢乐啊。我的忧愁史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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