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晓鹏
2018.6.29于上海
我的忧愁是上大学开始的，小学、初中、高中想法单纯，就是认真学习，获得好分数，进入好大学，其它事一概不操心，当时自己确实成绩很好，相比预定的目标，绰绰有余，因而没有忧愁过。
到了大学，非常好的大学，父母老师认为的能够保证一生欢愉的好大学，其实只是忧愁的开始。“人生识字忧患始”，确切的是，人生思考忧患始。我开始思考将来做什么？人不可能一辈子都在读书，总要毕业，总要选择职业，可是什么职业适合自己呢？当然，也主要出于私心，什么样的职业既能满足个人抱负，又相对自由轻松，且报酬也不低？因此，就开始忧愁了，一面学习，一面思考个人抱负（如果不满足于仅仅糊口还算抱负），一面观察自己，发现自己的特点，这个过程其实很痛苦，“识人易、识己难”。一面根据自己志向的变动调整学习的内容和方式，同时也根据自己学习的结果调整自己的志向，这是一个双向调整的过程。一面担心自己抱负太小，辜负了自己和旁人的期望，不断树立更高的目标，不断向自己的学习能力挑战；另一面发现自己的学习能力似乎赶不上抱负的要求，只好不断调低抱负和理想。总之，非常多的犹豫和彷徨，坚持和放弃，激励和不甘。
就这样，在忧愁中，半推半就、稀里糊涂中上了研究生，依然缺乏自己的明确想法。我真的热爱科学研究吗？我真的能够一生专心于一个狭小的科学问题吗？这时候的忧愁还多了一个，身体的荷尔蒙高涨，处于人生的最高峰，同学朋友中找女朋友的越来越多，我也开始考虑了，也开始忧虑了，又需要认识自己，这其实是一场交易，我的分量是多少？条件越好的女孩，当然越容易受到我的喜爱，可是她的要求就越高，我能达到她的要求吗？因此，又需要，一方面努力提高自己，另一方面不断调整自己的需求。又是一场不断尝试、失败、调整、再尝试、再失败、再调整的反复进行的过程。
上了研究生，近距离观察到了所谓“纯净”的科学界，它绝不是“世外桃源”，其中也有许多我从小鄙夷的“阴暗龌龊”，科学真理是纯洁而伟大的，但是追求科学真理的途中混杂了多少“复杂而猥琐”的人物。同时，我也怀疑了，我是否具备不带任何虚假立身科学世界的能力？于是，我选择了离开学校“象牙塔”，去企业工作。我可以从学校逃到企业，可以从北京逃到广州，正如曾经从重庆逃到北京，我无法逃避的，仍然是——忧愁。到了企业，我发现自己是彻彻底底的螺丝钉，我最好没有专业知识以外的见识，我最好没有七情六欲，我最好就是一台计算机，高速地、无差错地完成上级的任务。这又是我的新忧愁，同常人一样，我发现真正让我感动的，体会到“为人”的乐趣的是在文学、音乐等艺术领域，我不知道何时我才能更自由、充分地欣赏这些我所爱。同时，我再次看到了人世的“基本定律”，像我这样缺乏根基，又做不到“低眉顺眼”的普通百姓，在当时环境，基本注定永远是坚守在最普通位置的螺丝钉。
在企业工作期间，我还感受到了，弥漫周围所有人中的“赤裸裸”显露的忧虑。在大学时，老师们因为要为师，为表率，现在说法是传递正能力，不能不给学生展露欢快、美好的面貌，他们的忧愁是不能流露的。同学们则刚刚进入“忧愁界”，还不知道如何向别人展露忧愁，还不知忧愁的深浅，也竭力掩饰。而在企业，上至老总，中到中层干部，下及底层员工，忧愁是普遍而深入的，无须掩饰也无法掩饰，我清楚记得，当时无论何人何时何地，无论人多人少，大家只有一个话题，就是“忧愁”，甚至不用开口，忧愁永远写满在所有人的脸上和神情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科长，他当时约30多岁，他已经丧失了笑的能力，偶尔有的笑都是勉强挤出的一点点。我曾经因为工作，长时间和他相处，他所谈都是忧愁，他的工作，他的家庭，他的孩子的学习，以及我们正在开发的系统，甚至未来系统的落实应用，等等。其实我明白，能够说出口的是他心中最浅的忧愁，在他的叹息中，在他无声的眉头中，才是真正的忧愁。从那时起，我慢慢意识到，成人的最大标志是“会忧愁”，且“会传递忧愁”。
一次偶然的出差来到上海，从飞机着陆的一瞬间，我就感受到了一个不同于我曾经去过的众多中国城市，我隐隐感觉到了这个城市的气质和我的性格有更多的契合，那一霎我决心到上海去。我后来终于来到了上海，重新进入了学校，进入了求学生涯的最后阶段，我深知将来我再无逃避的时间和借口了，我很快就必须稳定下来，长期谋生了。我更忧愁了，我也习惯忧愁了。博士期间，我仍然没有找到研究的兴奋点，最大的忧愁是，日益增长的研究难度与自身有限的能力之间的矛盾，我无法解决这个矛盾，我只能将将就就地应付着，尽自己最大所能，但知道这样很难有大的成果。那时有一首流行歌曲，我只记得开头的两句，“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著我......”这两句非常符合我当时的心情。我那时想，我从广州逃到上海，忧愁仍然如影随形，我这次一定要逃得远一些，终于我来到了万里之外的美国。但很快“旧愁未解，新愁又添”，我常常陷入极端的孤独和矛盾之中，由于语言问题，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无声世界，在实验室、在公交车站、在商场、在任何地方，耳边声音四起，但都与我无关，都是无意义的自然噪声，我是这个世界无知的旁观者。科研的忧愁依然存在，我所在的领域，面对人类智力探索的一些终极问题，我沮丧于无法看到解决的希望，跟风虚伪的修修补补我没有兴趣，在我看来，许多那样的做法不是科学研究，只是委身糊口，比一些奸商直截了当地出卖信义换取钱利更不齿。
本着对上海的喜爱，我重新回到复旦，做教师，然后有家有孩子。我觉得自己终于彻底理解了当年企业工作时遇到的科长，无时无刻的忧愁。自己是“进亦忧，退亦忧”，身边的成功人士亦忧，失败者亦忧，家长忧，小孩也忧，理科院系的忧，文科院系的忧，经管院系的忧，本科生忧，研究生忧，上课期间忧，寒暑假期间也忧。路遇寒暄、会场报告、节日聚会、毕业典礼，哪一张绽放的笑容不是旋即收敛，哪一句问候的话语不是一闪而过，回归深深的忧愁中，莫名的忧愁。我终于扒开大学象牙塔中虚饰的面纱，与社会中其它地方无异，这里也是忧虑赤裸裸出没的地方。
好吧，就让忧愁来吧，既然无法逃避。看看中国文学中有多少忧，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李白：“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杜甫：“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有心者完全可以写出煌煌大观的中国忧愁史。那么我的忧愁史呢？范仲淹云：“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我相信他其实不过是用“望梅止渴”法欺骗自己和同路人，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哪有“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到海枯石烂，才有“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那一天。其实，比范仲淹早得多的孟子早有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战战兢兢，不敢乐啊。我的忧愁史还将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