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系列是某视频讲稿）
很荣幸能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后妃。后妃话题性很强，《甄嬛传》《芈月传》啥的很受追捧，可我讲的不同，我基本没有虚构，她们的故事都来源于正史。故事没有虚构，我个人的看法和判断却还是有的，见仁见智，大家想的完全可以和我想的不同。当然正史里有没有虚构，那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去管他，反正我讲的后妃故事都来自于历代正史《后妃传》。
开篇先说说什么是正史。正史的说法最早见于南朝梁代，正式确定这一名称是在清朝。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确定从《史记》至《明史》的24部官修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并确定凡不经过皇帝批准的史书不得列入其中。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将《新元史》列为正史，合称二十五史。史学界还有将《清史稿》加上，称“二十六史”的说法。
正史的特征是：第一、它以纪传体为主要著史体裁。这种体裁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通过记叙人物的活动来反映历史事件，能够很好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富有较强的文学性。一般记录帝王事迹的篇章称为本纪，记载其他人物事迹的部分称之为列传，所以这一体裁就被命名为“纪传体”。这种体裁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后为历代史官所沿用，影响所及，古代几乎整个东亚的官修史书都采用这一体例，这也成了东亚史书共同的特点。
正史以纪传体为主要体裁的特点，使我们看到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个事件的罗列，还能感受到历史人物的个性和他的一些传奇故事。这使我们的历史既有厚重的真实性，又有生动的故事性，很多史实的记录甚至成了小说、戏剧的故事源头，比如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就取材于《三国志》，比如元代白朴的戏剧名作《梧桐雨》就取材于《旧唐书》和《新唐书》里关于唐明皇、杨贵妃、安禄山等人的故事。这些故事至今仍在传播、改编、演义，一次一次地印成书籍、搬上荧屏。
正史的第二个特征是政府主导——就是所谓官修。官修意味着正史的作者们都是历代史官，撰写史书相当于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所有的考察和文献资料都有朝廷提供人力物力和资金保证。史官往往也是团队作战，比如《新唐书》的作者署名的就有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梅尧臣等，未署名的应该更多。这样的作者团队，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能力毋庸置疑，都是科举的佼佼者、每个朝代的文化精英。比如，明清两代的史官一般都来源于翰林院——而翰林院的门槛是名列前茅的进士，一般进士还进不去。因此，他们是朝廷优中选优的结果，不仅史学深厚而且文采飞扬。
但是，政府主导也有弊端：那就是写什么、怎么写要顾及政府立场，下笔就不能率性而为，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所以，正史的真实性是要打折扣的。好在，我国史官有一个“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就是历史是什么样就怎样写，不隐讳、不夸大、不屈服于淫威、实事求是。这方面有很多故事，比如崔杼弑君的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权倾一时的齐国大夫崔杼杀害了齐前庄公，史官如实将这一史实做了记录。崔杼大怒，立即杀了史官。第二个史官在第一个史官的尸体面前仍然如实做了记录，崔杼又杀了他。第三个史官前来，还是写了“崔杼弑君”，崔杼被史官们的精神所震慑，没有杀第三个史官。第三个史官出门之后遇到另外一个匆匆赶来的史官，这位史官说：我听说崔杼杀了两个史官，料想你也不能幸免，所以我过来准备接你的班，你放心，你死后还有我，这段历史有我们在，真相就不会湮灭。这就是古代史官可歌可泣的气节和核心价值观。为了迎合朝廷而随意篡改历史的做法，大多数史官们是不齿为之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我国正史往往是由后一个朝代的史官撰写前朝的历史，比如，纳入正史的、记录宋齐梁陈等南朝历史的《南史》就是由唐朝李延寿所著的，这样也就规避了很多朝廷与史官的矛盾。
以上我们简单地介绍了什么是“正史”，那么，还得说一下与此相对应的“野史”。野史指的是古代私家编撰的史书，是作者的个人行为。它的优点是立场相对自由，视野比较开阔——比如，清康熙年间浙江巨富庄廷龙以重金购得明人所著的《明史》并请人刊刻。因为该书里面有些反满的内容，这就成了著名的文字狱，庄廷龙的史书被彻底销毁、涉案70余人均被株连处死。这部野史如果流传下来，相信对研究明清的历史有一些帮助，这是野史的价值。野史的缺点是良莠不齐，有些内容荒诞不经、道听途说，而且能够流传下来的也不多。
如果研究历史，当然正史和野史都具有参考价值，但如果我们只是想对一个时代做一般地了解，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以正史为基本依据，这些话说在前面，算是我讲后妃的一个说明。目的是，区别现在流行文化中充斥着的戏说历史、架空历史，我认为戏说和架空历史都是不负责任的历史虚无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