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午，来了两个大夫和两个护士，其中一位大夫是女的，60多岁，专治这种病，大家都叫她主任。她先看了看我的腿，让我一曲一伸，上下活动，她又拿小椎敲打膝盖，让我使劲攥她的手。最后，还要我闭上眼睛，用右手的食指冲着自己的鼻尖指几下。我按要求做起来，伸出食指，冲着自己的鼻子尖指过去。指了几次，没有一次是准的，不是鼻梁就是脸。我看了看大夫，意思是说，再多指也是这样，很不好意思。但想不到，大家都露出满意的微笑，嘴里还不停地说：“有进步，有进步......”她和我的主治医生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就带着护士走了出去。屋里只留下张大夫。刚才，他一直站在旁边，没说话。他凑到床边：“你有毅力，能坚持，将来能康复。”他换了一种语气，像是随便说说：“下一步，更多的康复训练，一附院有场地，器械也多，他们对这种病的训练有一套，你可以试一试。”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能这么说，也是考虑再三，很不容易了。

       我当天就办好了转院手续。我坐着轮椅，到大夫值班室，和他们告别，感谢他们救我一命。

        6月14日我转到天津中医大学一附院。病房在住院大楼的5层，紧对电梯房，电梯上下不停，嗡嗡作响，但远离其他病房，生活比较自由。妻子把家里的两幅画拿来挂在病房的墙上。这两幅画都是她一年前画的，是写意牡丹，一直挂在客厅的。她又拿来两盆鲜花，一盆放在正面的桌子上，一盆摆在茶几上。我这么做，是想时时提醒自己：这是病房，也是家。

        过去，一进病房，很容易产生一种恐惧感，有如掉进忧愁和压抑的旋涡，多是悲痛和叹息，忧生哀死的消极情绪。要改变这种状况，先从病房布置开始，让病房变得祥和宽松，有一个随遇而安，坦然面对的气氛，有一个积极治疗疾病的环境。没想到，这小小的点缀，竟受到众人的夸奖：“一进来，就觉得像个家，给人一种乐观精神，有一种奋进的力量。”还有的说：“看来你是想长期扎下去……这里可不是沙家浜……”从人们的赞誉中，我多了一份战胜疾病的信心。

        下午，一位年轻的女大夫走了进来。她自报家门，说自己是营养师。她询问了我的病情、饮食习惯、盐糖的摄入量以及吸烟、喝酒的情况。她边问边记，在小本子上写了好几页。我心想，医院又不是饭店，要营养师干什么，她能看病吗？她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几句话就把我问住了：你得这种病是怎么造成的？它的元凶是什么？动脉硬化指得是什么？它与饮食习惯有什么关系？她还问我盐、糖每日摄入量的标准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我是一片茫然，只能摇摇头。她一一解释了上述几个问题，末了说：“我们营养师就是这方面的大夫，专把这一关……”说到这里，她站起身来：“我把这些都打印出来，一会儿给你送过来。”不到一小时，她就送来了。上面有姓名、年龄，有形成脑梗塞的主要诱因，有科学膳食的建议和参考数量。还针对我的饮食习惯，提出了具体要求：一周吃3-4个鸡蛋，一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6克，尽量控制油炸食品，做到低盐、低糖、低脂肪，多喝水等。看着这份建议我想了很多，要是早知道这些该多好啊，越想越觉得这方面的知识早该普及，这方面的人才早该培养，可是过去，我作为教育部门的头头，对学校增设此类专业反映冷漠，多次提出疑问：学生能学到什么知识呢？学生毕业后社会上有人要吗？我自己问自己，早知道这些，还会有那么多疑问吗？

        转院后，又加了拔罐、高压氧舱、血液治疗。在所有治疗方法中，针灸的时间最长，足足扎了两个月。针灸，是这家医院最拿手的，也是最有名的。过去，一看见这种针我就害怕，心里琢磨这么长的针，扎到肉里去，能不疼么？得了这种病，针灸必不可少。扎了这么长时间，还发怵，一说扎针，就紧张。尽管大夫多次说：“不要紧张，一点也不疼。”但怎么说也不管用，还是哆嗦，记得第一次扎针时，腿就不由自主地颠起来，上下抖动，越抖越厉害，无法控制。这时候，我才理解什么叫“身不由己”。大夫看到这种情况，对家人说：“不用管，一会儿就好。”果然，过了一会儿就好了。开始阶段，主要是扎头部、上肢、下肢，还有手和脚，浑身上下都是针。我从扎针开始就闭上眼睛，直到起针后才睁开。针灸挺管事，扎针前，头部和右半身像箍了一层铁皮，整天感觉又紧又硬，扎了一段，铁皮觉得没了，像卸了重载轻松多了。

        现在，轮到扎舌头了。因为舌头弯曲了，吃东西不正常，说话也慢。扎这个部位，必须稳、准、狠，一针一拔，要求快，手头利索，技术高明。给我扎舌头的是针灸科的副主任。她待人和善，对病人热情。她看看我的舌头，自言自语，又像是告诉我：“可以扎……可以扎，扎了就能好……”我问了一句：“扎多长时间？”“一个疗程。”我知道她指的一个疗程，就是14天。她又问我：“怕疼吗？”我勉强笑了笑。心想，怕疼管什么用，过去不是常说发昏当不了死，蒙混过不了关。有了这种准备，倒变得轻松了。我对大夫说：“我不怕疼，只要你敢扎就行。”她也笑了。于是，我按她的口号，嘴一张一合，舌头一伸一缩，她一扎一拔。十几个来回，满嘴都是血。没有多久，我的舌头直了，可以大声读报，还能朗诵、唱歌。尤其是看见电话，再不用畏惧了，出现了新的状态，成了“三步曲”。第一步：不打不接。只要屋里就我自己，电话铃响半天，我也不敢接。第二步：只接不打。因为接电话省事，就“四个字”：“喂！找谁啊？”很快就把话筒递给别人。第三步：可接可打。舌头治好了，话也见多，打电话，接电话都自如了。

        病房里没有器械，没有场地，能不能进行康复锻炼？我的回答：完全可以。我利用屋里的床铺，桌子，门框和椅子，进行康复活动，为自己编制了一套病房康复法。这办法简便易行，省钱省事，行之有效，很适合我这类病人的需要。我想，只要我尽最大可能去利用它，只要我不停步就有希望，就不会在消极悲观中浪费光阴。�

        按床铺。背着床铺蹲下身子，双手背过去摁着床边，一蹲一起，上下活动。每次做七八个，持续5分钟。练习上下蹲起，既能增强关节的灵活性，又能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增长腿部的力量。注意，不要过快过猛，免得身体负担过重。

        推桌子。双手握住桌子边，冲着墙用力推，肘关节和腕关节来回活动。主要促使大臂与小臂的分解，增加胸部力量。注意：做到有序、有度、有量。

        扒门框。患肢高高举起，仅仅扒住门框的上方，另一只手扶着门框，平稳站住，一次站立一分钟。目的是恢复平衡功能，促进全身的血液流动。注意，扶住门框，防止摔倒。

        握椅子。双手握住椅子背，向前躬身，肘关节来回活动，拉动两臂曲伸。目的是增强上肢的柔韧性。注意，椅子要牢固，防止损伤。

        在这些项目中，对我说来，最难的算扒门框。又要一只手扒住门框，又要站稳，还得持久，实在太难办到。开头，扒一会儿，手就滑下来，再上去，还是不行，只能用毛巾捆住手。样子虽然不好看，但挺管事。练了些日子，就有劲了。医生看见了也很高兴，一再嘱咐，说这不是一般的体育锻炼，一定要与治疗和康复结合起来，锻炼的次数和运动量，必须根据自己的病情，因人而异，体现个人特点。听了这些话，我更有信心了。在医护人员的指导和支持下，这个病房已经变成我的健身房。

        这种训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像孩子一样，很多事情都要从头学起、从头练起，自己都觉得可笑，但没有别的办法，只得从头开始。我用筷子都不会了，不是夹不住，就是掉筷子，只好用勺。一天吃晚饭时，妻子说今天到餐厅吃。我明白她的用意，一来是吃晚饭，二来也是个锻炼。妻子推轮椅上了电梯，下了电梯就是餐厅，餐厅内摆着七八张桌子。到这里来的多是病人，有自己来的，也有坐着轮椅来的。妻子花4元买了两碗面汤，我左右开弓，右手拿着勺，左手拿着筷子。见此情景妻子逗着说：“这才叫中西结合呢。”我向四周看了看，见没人注意我，便将面条放在勺里，一点点吃起来。吃了一会儿，妻子又提出，让我双手换一下，右手拿筷子，左手拿勺，而且明确规定：喝汤时，再用勺。我换了一下，左手将筷子戳齐后交给了右手。才使了几下，一只筷子就掉了。妻子把筷子拾起来，擦了擦，递给我。我恨不得快点结束这顿晚饭，但怎么也快不起来，一碗面汤吃了半小时。我们走时，餐厅的人已经很少了。

        7月1日，甩掉了轮椅。甩掉轮椅虽小，但象征的意义大，我兴奋地像发布重要消息：我的脚又活了，又能走路了。

        我明白，苦练走路的日子开始了。我走出了病房，向楼道的另一头望去，觉得脚下的路又远又长。我扶着墙，脚擦着地面，慢慢挪动脚步，走过一个病房又走过一个病房。走累了，就依着暖气歇一会儿，再一点点向前走。尽管两腿发软，摇摇晃晃，随时都有跌倒的可能，但我还是想多走一段，哪怕是10米，5米，1米。走起路来，虽然总是一脚高一脚低、一脚快一脚慢，颤颤巍巍，走得很慢很慢，但毕竟是没有轮椅，没有别人搀扶，是自己走过来的，我迈出了康复中的重要一步。主治医生看见了，她充满期望地鼓励说：“你真行！就这么走下去，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走起路来，才发现脚侧翻的毛病很厉害。为了矫正脚侧翻，妻子做了个小沙袋，她把小沙袋放在门口，我将右脚踏在上边，左脚踩地，扶着门框，直挺挺地站立起来，一次站立3分钟，每天多次重复，练习把脚放平，学习平衡。

        记得，开始练习上下楼梯时，自己都觉得哭笑不得。我一手扶着楼梯，一手扶着墙，前边一个人接着，后边有一个人保护，但心里仍不放心，觉得楼梯又高又陡，生怕一头栽下去。刚下第一个台阶，又退了回来，转了一圈，唱了支歌，歇一会儿，目的是给自己壮壮胆、打打气。我挺了挺胸，扬了扬手，学着运动员的样子，朝着楼梯走去，刚下去，又退了回来。第三次，我什么都没说，下了台阶，一直下到楼底。很顺利，很成功，根本用不着喊口号，唱歌。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我能从一楼上到五楼的病房。上下楼梯，变得如此经常，如此自然，我感到，自己的坚持和毅力得到了回报。

        许大夫给我按摩。这是位年轻的大夫，三十多岁，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干这一行，小有名气，医院还派他到过俄罗斯开诊所。在我住院的三个月里，他天天给我按摩，我们成了朋友，从单位、家庭状况到子女教育，无所不谈。他说话慢条斯理，但很诙谐幽默，有时逗得你笑出声来，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

        他第一天按摩时，就让你感到轻松，他郑重地告诉我两件事：“一是这种按摩不会伤筋动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二是上边的吊灯不会掉下来，你只管躺着，不必操心。”听他这么一说，我才知道，不光我胆小，别的病人也有这么想的。我这么一比，心里踏实了，笑着看了看他。他不笑，说完就干了起来。从头到脚，浑身上下，连手指、脚趾都按摩。他一边按摩一边对我讲：不管多好的按摩，终归是外加的、被动的，更关键是靠自己，最好是自己练，这种练是任何按摩都无法替代的。没过多久，我们就熟悉了，他还根据我的病情，制订了一套康复训练方案，并鼓励我力求做到：积极主动，不怕重复，咬牙坚持。接着，他讲述这个方案的具体内容：一是练分解。练习大臂和小臂的分解，大腿和小腿的分解，不能像个直棍子，大的带小的，直来直去。二是练肌肉。没有肌肉就没有力量。要想增强力量，就要增强肌肉。这种病的可怕，就在于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让肌肉萎缩、消失退化，僵硬无力。三是练平衡。能不能平衡，全在脑子，它就是指挥部，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头脑支配，因此说练平衡就是要健脑，健脑还可以使其他功能的恢复相伴而行。他还告诉我，下午可以到健身房去练，那里场地大、器械多，专供病人使用，还有专门人员护理。他随地做了几个示范动作，说明哪些器械是增长肌肉的，哪些是专练上肢的，哪些是专练下肢的，以及先练什么后练什么，特别嘱咐我不要过猛，一定按要求去做，他边说边做，宛如体育老师在给学生上课。

        更可贵的是他在按摩中，还会做病人的思想工作，他在按摩中，发现病人有一点进步，哪怕是细小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替病人高兴喜悦。有一次，按摩完后我下地穿鞋，他附下身子，看我系鞋带的动作，然后说：“这么高难的动作你都会，真了不起。”天哪，系鞋带也成了“高难”动作。他明白，这个极普通的小事，对我说来就是“高难”，听了他的赞扬，受到鼓舞。我才知道，病人也需要表扬，也需要鼓励，哪怕是微小点滴的肯定，都觉得美滋滋的，对明天，对未来，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健身房在医院大楼的一层，是由大礼堂改的，大门上方，写着“康复之家”。门口放着两张按摩床，四周有二十多件器械，有拉力器、胁木、腰背按摩器、脚侧翻纠正板、手臂摇动盘等，东面是舞台，舞台的对面是面大镜子，前边放着一付双杠，中间有木制的楼梯、手插板、握力器和体育垫子。有专门人员根据病情，帮你选择器械，教你如何使用，如何掌握运动量以及注意事项。开头，由专门人员做了几个示范动作，让你跟着做。他们知道，来得都是病人，不方便、不灵巧，需要周到、细致。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每天下午都来，成了必修科目。开头，是坐着轮椅来，需要妻子的搀扶，需要工作人员手把手的指导。7月1日，我甩掉了轮椅，来这里就更方便了，天天一小时，每次练七八样。为了矫正脚侧翻，我站在脚蹬板上，手扶铁架，面对墙壁，一站就是十几分钟，直到腿脚酸疼才下来。我还扶着胁木，上下蹲起，一气数到十才停止。一会儿，手握轮盘的把手，摇动大臂，来回转圈，一会儿又攥着拉力器的绳子……我还跪在垫子上，对着镜子矫正姿势，周围的人看见这种情况，风趣地问：“这是给谁跪着啊？”我认真地回答：“给自己跪着。”有时，在健身房练习走圈，起初，只能走小圈，后来，围着四周可以走大圈了。为了增加腿部力量，我练起了正步走，头几步站不稳，走不直，弯弯扭扭，但我仍然是那样的认真，一步一步走下去。健身房是个好地方，它帮助了我，它告诉我许多康复训练的办法和道理。

        得了这种病，进行康复训练，就必须过好以下四个关卡：一是克服懒，自己就愿躺着，一切由别人伺候；二是克服怕疼，有时疼得直叫，掉汗珠子，但要想以后不疼，今天再疼也需要咬牙忍耐；三是克服害羞，觉得自己连小孩子都不如，简单的事情也要从头学起；四是克服等待心理，总觉得以后会好起来的，把希望放在以后的日子。不去掉这些障碍，再好的场地，再多的器械，也是白费。练与不练，是两个结局；坚持与放弃，是两种收效。要想办法使这种外加的、勉强的、被动的“要我练”，逐渐变成自身的、积极的、主动的“我要练”。把“练”看作是病人的一种“配合”，看作是治疗的一部分。但必须明白，这里没有突飞猛进，别指望今天跟昨天大不一样，不会有奇迹发生，只有忍耐与坚持。这就是我从健身房里得到的另一种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