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当电台里的歌曲汇成了父亲的主题，忍不住又想起了陈奕迅的《单车》。
这是我曾经在KTV的保留曲目，当随着音乐唱完最后一句带着嘶吼的“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或野”，总会忍不住眼泪盈眶。而这感动，相对于温暖，更多的是几分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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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车》收录于专辑《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中，发行于2001年4月13日，作词人黄伟文。
大多数人被歌里描写的深沉而又无言的父爱所感动着，但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黄伟文在作词时，表达的并非歌颂，而是对父亲缺失的控诉。
黄伟文在2004年接受《东周刊》的采访，曾经特地解释过这首歌的原意:
“直到小四那一年，爸爸带我去海滩，多得他那辆电单车，爷俩才有人生的第一次拥抱，唯一一个令彼此都不难为情的拥抱机会，可惜那台电单车入秋前就卖掉了，而那年夏天特别短。”
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难以消解的遗憾和失落。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形象大概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高大威武，也没有那般不怒自威，习惯于寡言少语，对子女的疼爱也都藏在心里，从不宣之于口。
他不会像美国电影里的父亲，浑身撒满北美的阳光，把宝贝我爱你挂在嘴边，把亲亲抱抱当做家常便饭。
他甚至很少跟你有推心置腹的交流。你也许知道他为了家庭，在外面饱经风雨、尝遍冷暖，但他像一块沉默坚硬的石头不愿意多说；他也应该知道你的那些成长烦恼、少年心事，但他又像极了一颗遥远的星星，照过来的光也是冷冷的。
而从孩子的视角来看，总希望大人可以把感情直接表达出来，否则你不肯讲，我就有理由相信你不爱我，就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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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父亲的吝啬一直耿耿于怀，于是长大后就写了单车这首歌，再讲一次，是投诉，不是歌颂。的确是点给全世界父亲收听的，却不全是善意的。”黄伟文如是说。
既然词作者的原意是控诉父亲的失职，那么歌词中必然有一些不全是善意的“反话”。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 ，一切一切都是为我而做。”当孩子哭诉没有感受到父亲的关爱时，十有八九会得到这么充满愠怒的回答，“你每天吃的住的用的玩的，都是谁挣来的？”这个回答似乎准确而充分，但在孩子天真的眼睛里，一次简单的陪伴相对于物质，能提供更多的温暖。
“为何这么伟大 如此感觉不到。”评论家李敬泽讲过，“自70后起，在文学书写中，父亲就失踪了，不是去了远方就是面目模糊，他不再是被尊敬、畏惧、审视、反抗的对象，他直接被屏蔽，被搁置在一团模糊的阴影里。”孩童时期在问，青少年时期在问，甚至到了中年回首往事时，也会忍不住地问，我知道父爱是伟大的，但要找一些真真切切感受到父亲的记忆，却陷入一片茫然。
“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父亲们不习惯于表达，但这种漠视了陪伴和交流的爱真的好么？
“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或野。”从出格的造型，犀利的词作，争议性的话题，黄伟文不算“坏人”也算十足的“怪人”了，而父亲是否像歌里所写的，宽容认可了他的“狂或野”呢。
黄伟文本人是这样说的，“我写的歌词，或许半个香港都唱过，然而，出道十年，写了九百首歌，我的爸爸妈妈，甚至弟弟，从来未亲口赞过一句好。所以我只能更努力更努力的写，希望除了爸爸妈妈以外的所有人都喜欢，我真的别无选择了。”孩子紧紧贴着父亲的后背，再不舍这短暂的温情，终究还是要下车，一个人走进人生的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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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歌之所以能感人至深，还是在于共鸣。
我写过很多文章关于母亲，但极少写父亲。我不赞同他在成长中的缺席、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对子女人生的独断专行，总怕写着写着就写成了控诉。
印象里为数不多的亲密，源于高中时候的一场病。
高一的夏天，因为一次意外的流鼻血进了医院做检查。四线小城市的庸医诊断我有心脏疾病，需要立刻安装心脏起搏器，否则有生命危险。
身上插满仪器，又惊又吓地在医院躺了几天。病床前，第一次看到父亲毫不掩饰的眼泪，接着他不顾医生劝阻，办了出院手续，把我带到了北京求医。
临走前，庸医说:“你把人带走得先签个字，路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负责任。”
父亲丢下一句，“放心，不用你们管，我们自己承担。”
北京就诊的半个月，成为了我和父亲独处的最长一段时间。相比身体，我似乎更担心的是，怎么跟父亲度过这漫长而尴尬的时间。
而这段时间出奇的愉快。
父亲租了张看护的小床，每天就守在我病床边，排队缴费、取药打水一手包办，每天换着法子带我去吃各种好吃的。
白天做完各项检查，晚上就出去找饭馆，吃完再散步回来。道路两边的树木很高很密，我们一路上说很多的话，似乎几年都没说过这么多。
当一次次向医生确认完“没事，不需要进行药物或手术治疗”，父亲的脸上，终于绽开如释重负的笑。
无助的情况下，父亲就像一座巍峨的高山，让人感到安全和踏实。多像歌里所写的，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膀，谁要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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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控诉”成了“歌颂”，黄伟文称为“美丽的误会”。
也许事实本该如此，对于父亲的控诉，基本上都是要被驳回的。
然而在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还是多一些拥抱和倾诉，不要把温情只留给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