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路过德兴馆，想到好久没去了，因为工作地点换了的关系。现在别的店吃的上海汤面，觉得味道还是差很多，一下子思绪被带到了十年以前，想起很多人事，趁还记得住，稍微记一下。没有中心思想，只有流水账，没被点到名的大概看了不会觉得有意思。不过比较起来，现在嘉里城的伙食，比起以前真的是LOW多了。

记忆会模糊，如有人事乱套，请指正，大概不会改。

张江软件园

最早工作在张江软件园，吃饭的记忆都是在食堂。有的时候甚至三餐都是。有时候晚上在食堂点菜，但我只记得椒盐排条了，肥胖的种子大概在这里埋下。后来，做上海汽车项目时经常到曹杨路，项目经理过来探班，会请大家吃对面的荣腾鱼乡。那时候还不会吃辣，所以并没有其他同事那种特别爽的感觉，但第一次吃到沸腾鱼还是感觉很新鲜，更大的疑问是太浪费油了。那时候觉得项目经理只会来请夜宵，现在会觉得，即使如此，她隔三差五的出现对于整个团队和项目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香港中环

到了摩根，头半年在香港。刚开始跟着菜总混。年轻人总是不现实，下午六点觉得六点半能走，最后经常搞到九点多。这时候吃得最多的就是美心或大家乐，有时候作（不是错别字）得比较晚时，连美心都关了。每天晚上吃的晚，又整天烧腊，肥胖的种子终于生根发芽，才开始爆发（不信可以看我工作一年时的照片）。但是，那时候我可是没有一点危机感。因为有时候下班得早点，我们可以到中环的翠华吃饭，菜总经常会点那个量最多的套餐，还外加单点。相比之下，我丝毫没有觉察到晚吃肥胖这个问题，因为菜总一如既往地瘦。

后来菜总先回上海，我跟着丹妮和LU混。这时候就不大家乐了，档次明显上去了，具体什么餐饮我也忘了，只吃得中环上的那家越南餐馆。为什么会记得这个呢？吃到最后，LU有一句话为证，“我说整天怎么跟你们混高大上，一个是有perdiem的，一个是富婆”。当然是开玩笑，古往今来，应该没有一个公司或人是因为吃而穷吧。

中信泰富

回到上海，刚开始在中信泰富，培总菜总带我飞，去得最多的应该是北京西路一个美食广场，具体什么店不记得了，但只记得经常吃辣的。不知道那时候怎么就不拒绝吃辣呢？可能是年轻不敢反抗吧。到了后期，还要主动吃辣，输人不输阵啊，说咱揭阳人就喜欢吃辣。于是揭阳，中国辣都之名在这几个人的小团体里已经成为共识。反正从中信泰富吃到外滩中心，我已经比较能吃辣了。但是在这个阶段，仅仅是能吃而已，吃了之后肚子里还会感觉烫，还远未发展到喜欢吃的程度。

还记得中信泰富边上有家川菜馆吧，别的没啥特别，唯一就是刷卡出来的名字是瑶池桑拿。某个同事是不是因为这个回家跪过搓衣板？

那时候还记得经常和财务的MM们一起吃饭。那时候是如此地接近，现在感觉隔着高山和大海。代表性的餐饮应该是屋企汤馆吧。（这个不大会去瑶池桑拿）。

外滩中心

这段时间是加班最多，所以吃得也最多。不过也是比较精彩的，因为这时候来了个神级人物，丁校长带我们花天酒地，而且那时候大家都还阔着呢。那时候的大部分记忆，居然大都和校长有关。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顶着烈日，校长非要吃渝信川菜，带着我们从外滩中心打的到南京路（虽说咱辣都的，自己也做不出这样的事）。还有去红朝吃饭，有一天上菜实在太慢，吃到一半校长一声令下，不付钱走了。校长和培总果然是见过世面，非常淡定，我是很怕被人打的。结果老板还真追出来了，喊了一句，你们这几个人以后都不要来了。我们怕被认出来，至少一年没有涉足红潮（这种理解，简称“拗断”）。这件事，对我们还是造成了心理影响的。有一段时间，面对不靠谱的餐馆，我们也不是都愤而斥之，会先讨论三个问题：“真的要拗断吗？拗得断吗？拗完还有没有得吃？”。当然，校长不会有心理负担。他给我们讲了他拒付上海阿叔的故事，但是他就不会拗断，之后照常敢去吃。

中福世福汇里面的日本餐馆也是校长喜欢带我们去的餐厅。他不来的时候，我们会去港乐，澳门茶餐厅，德兴，振鼎鸡，还有黄鱼面。这家黄鱼面有点特色，就是老板非常多事。点了个黄鱼面，有人想放酱油，他会冲过来阻止，说我家的黄鱼面就是鲜，不需要放酱油的。记不太清了，好像曹总就说不太敢去，有压力。

山东路上还有很多小馆。有一家很普通的家常菜，菜总吃了觉得惊为天人，第二天周末还要特意打车再过来吃他家的香葱跑蛋。不幸的是，这家店最后也拗断了。

其实别的店还有很多，年轻人精力好，也能走得很远去吃个午饭。西到来福士，东到外滩都玩过。

浦东嘉里城

还没到解密期，以后再叙。

我原本以为，加班吃过的餐厅，想起来会有很多不同的感觉，其实不是。套用谭总今天的一句话，“最终能记住的，还是美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