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传媒志》的公号推送了关于纪录片《归途列车》的一篇文章，当时就激动得不能自已。
这么久了，终于有比较主流的媒体发声，从专业的角度来推介这个撕开花好月圆的粉饰，记录缓慢而又平静的中国式悲剧的纪录片。
看了文末的阅读量以后，心又凉了半截。这么久了，大家喜闻乐见的似乎永远不是这种题材。
我第一次看这部纪录片是2014年的春节，翻出当时写的东西，仍然如鲠在喉。当时年纪小，难免絮絮叨叨，但愿能不辜负那些真实的故事。
27年前，四川回龙村的张昌华夫妇，为了能给下一代提供更好的经济条件，忍痛将1岁的女儿托付给七旬的外婆，双双成为广州一家服装加工厂的工人，开始了他们长达二十余年的“农民工”生涯。
导演范立欣亲自到各大工厂调研，最终将镜头对准了这对朴实、沉默、隐忍的夫妇，并以二人2006、2007、2008三年春节返乡为背景，拍摄这部纪录片。
排队10小时后被告知票已售罄的中年男人的哀叹声，因拥挤踩踏而导致呼吸困难的姐妹的求救声，被人流冲散的年轻妈妈急于寻找女儿的哭喊声，警察、武警官兵声嘶力竭的劝诫、警告、呵斥声，共同组成了广州火车站的春运画面。
2008年春节期间，湖南暴雪导致铁路运输系统瘫痪，六十余万人滞留广州火车站，几日几夜等不到一趟回家的列车，这一年的春运，几乎成为所有人的噩梦。
失去理智的男人对着武警怒号“今天你不让我进去，明天站在这里的就是你！”在人群中晕厥的姑娘被武警抬到休息区，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救救我妹妹，她还在里面。”被挤出人群的女人哭了几秒钟后马上又冲进了人群，对于她来说，迟一秒钟失去的是一年一次的回家机会。
张昌华夫妇辗转一周，终于买到了两张硬座票，两天火车，外加轮渡，汽车，到家时已经是年三十。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悲的是，扛着摄像机在火车站人潮中拍摄的摄制组，被精神几近崩溃的群众误认为报道“春运有序进行”的记者，险遭围殴的摄制组，最后在武警的保护下才冲出了人群。
面对时代的悲哀，谁都无能为力。
农民工的春运故事，是《归途列车》的主题之一。范立欣通过一对夫妻的返乡，试图窥探着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家庭境遇和生存状况。对于所有的农民工来说，蜗居一整年的打工宿舍从来都不是家，他们必须回到与他们休戚相关的人的身边，去寻找期盼了一年的温暖。
人口迁徙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传统文化中对于团圆的与现实中生存压力的矛盾，是背井离乡和春运的根源，也是这个故事中的第一层悲剧。
和“农民工”一起出现的词语，通常是“留守儿童”。
张昌华的女儿张琴、儿子张洋从小由外婆带大，他希望能通过自己和妻子的努力和隐忍，让一双儿女可以接受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是他们无法料想，女儿在漫长的独自成长的时间里，早已逐渐脱离了父辈为其规划好的人生路线。
2007年，对父母的怨恨战胜了对家庭温暖的渴望，16岁的张琴选择辍学打工，成为了父母最不愿意看到“第二代农民工”。
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儿童读书——考取大学改变命运，是很多农村家庭的生活常态，一生以出卖廉价劳动力为生的父辈们无暇考虑物质和精神双重给养的重要性，埋头苦干的他们忽略了，年近八旬的外婆能否承担起对孩子养和育的责任，隔代抚养给下一代会带来哪些人格和学业上的缺陷，以及进入青春期的女儿和迈入少年期的儿子能够理解父母长期缺位的畸形生活状态。
所以才有了影片高潮的那一幕，女儿张琴指责父母“你们根本无心要带我们，就是有心地在说”，有了除夕夜和父亲大打出手，摄制组介入才最终调停的家庭矛盾。在一年仅有的一次团圆日，两代的矛盾终于在十多年的积压中爆发。
16岁的张琴要到外面去看看，她用自身的放纵报复父母在她成长过程中的疏离，用最残忍的方式打破了父母心中渴望知识改变命运的痴想，她甚至不在乎，出去看看的方式是成为二代农民工。
让我觉得最难过的是两个镜头。
张琴一个人在外公坟前，哭着说“我一点都不想见我爸妈，我和他们关系一点都不好。”
这个女孩子敏感而孱弱，或许是对从小抚养自己长大的爷爷过度思念，或许是怨恨母亲抛下襁褓中的她追随父亲的脚步外出打工，也或许是窘迫于父女间深深的隔阂，她在坟前哭的泣不成声，呜咽声里是满满的孤独、自责、怨恨和不知所措。
另一幕是在张琴和父母争吵独自南下打工后，母亲在破旧的寺庙里对着佛像三叩首，她说：“神啊，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但是求你救救我的女儿。”
中国的农村家庭为工业化和加入世界潮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时代给他们的回赠却是微薄的工资和分崩离析的情感生活。这是千千万万个农民工家庭常见的形态与固定走向，也是中国GDP持续走高的背后一个个被掩藏的苦难因子。
影片的高明之处是并没有空洞地去记录一场迁徙，或是曲高和寡地讲述农民工的存在与命运，以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经济变革，而是在宏大的事件中着手最小的叙述，寻找呵护“中国制造”神话的背后的双手和灵魂。
也有人质疑《归途列车》的存在，叫嚣着为什么要拍这些“让人不高兴的事”。一个只看得到花好月圆的民族是没有生气的，我们不能只关注改革开放以来飞速增长的GDP和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只看到城市的喧嚣繁荣和富人的高档安逸，却忽视了那些只能躲在经济增长的末端，为经济的变革贡献着百分点，用一个月二十九个工作日来谋求一份低廉生存资本的农民工群体。
而当后代不得不因为经济的贫瘠和家庭教育的缺失再一次成为整个城市机器运转的零件时，这已然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
可是在现实的铁幕前，命运的夹缝里，好像也只有这些虚弱的影像和文字，能为这个国家的爱与伤留下印记。
范立欣说，我们的时代需要真实，如果这样的故事不被知道，不被记录，不被传达，那么那些生命的逝去，就会变得无足轻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