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直到事情过去三天了，我的耳边还能听到刘姐那晚的哭声，那是不同于我从小到大，听过的任何一种哭声，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最接近于小时候听过的一种声音。
那时我还小，我妈说家里发现了老鼠洞。我爸就从老鼠洞里，掏出了五、六只拇指大的幼老鼠，直接扔进了马桶里，拿水冲走了。最后把老鼠洞也封死了。
到了半夜，有声音从门外传进来，那种声音很扭曲，也很诡异。总之听起来很绝望，完全没有生命感。
我爸值夜班，我妈也不敢出门看，一直搂着我，等到我爸早上回来。
我爸一进门就说，一只母老鼠死到我家门口了，应该是昨晚小老鼠们的妈妈。木门上全是它咬过、抓过的痕迹，估计是累死到门口了。嘴角和爪子上全都是血。
母老鼠被我爸清理了，但那晚门外的声音，始终无法从我的脑中被清理。就如木门上，母老鼠留下的一条条痕迹，一看就让我浑身发怵。
二十年过去了，那个声音，成了我最恐惧的东西。如果说我的心是我家那扇木门的话，那个声音就像母老鼠划过的痕迹。我每看一眼，听一遍，都能扑捉到血腥和死亡。
刘姐三天前的哭声，虽然音质和分贝不同，但听起来和那个声音，本质是相同的，都是灵魂逐渐被撕碎的感觉。
我起床吃了两片安眠药，又回到床上。连续三天，我都是这样，只要一闭眼，就能看到刘姐三天前死在公寓楼下的画面。她死亡的姿势并不优雅，从我家五楼的窗户向下看，像极了被冻死在雪地里的大青蛙。
（二）
我们居住在日本的一座小城市。可能因为临海，一到冬天，鹅毛般的雪花总被粗鲁的海风劫持，悬在我们的头顶，拼命的挣扎，上不了天，也落不了地，那样子很是痛苦。
再配上耳边海浪巨大的声音，尤其撞击暗礁时，震耳欲聋的破碎声，总让我整夜失眠。
我在失眠的夜里，总会很想我的老家。
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比这里还要落后。但那里的冬天不寒冷，没有挣扎的雪，没有冰冷的海，更没有刺骨的风。
去年这里的雪没有今年的大，大年三十的晚上，刘姐做了火锅，还特意跑上楼叫了我下去吃。那晚刘姐喝了很多酒，一个人干光了一整瓶二锅头，我老公喝吐了，她都还没醉。
印象最深的是她右手拿着酒瓶子，左手掐着腰，就站在厕所外，堵着我老公。
她边看着我老公吐，边笑着大声嚷嚷：“你们男方的爷们儿不够爷啊，咋还不如我们东北的娘儿们能喝呢？都咋整的？吐完继续喝啊，倒了你放心，我能给你扛回去。瞧瞧你们南方人的小身板，一个个瘦得跟马杆似的……”
我特别爱听刘姐说话，带着东北腔的普通话，她一张口，我总能想起小沈阳。
她的嗓门超级大，还爱在走廊上煲电话粥。重要的是她声如洪钟，我在五楼都能听到她的说话声。
同公寓的日本住户忍无可忍时，会开门用日语斥责她。刘姐虽然日语说不了几句，但她就用中文怼，“都没事在这儿吵吵啥？有本事你们鬼子说人话！一个个八嘎牙路的！谁再吵吵我就削死谁！”
每次听到她怼日本人时，我的嘴巴就本能得想抽，想忍住不笑都难。特别是听到她的惯用句“一个个八嘎牙路的”，我总能捂着肚子，笑上大半天。
我在日本很少笑，尤其是得抑郁症这两年。所以我老公总说，没事你就多去三楼坐坐，都是中国人，好交流。刘姐这人，虽然文化程度低，但人真的嘎嘎的，特别敞亮。”
我老公总爱学刘姐说话，慢慢学会了不少东北话，比如“嘎嘎滴”，“敞亮”。他总说东北人各个随口一说就是二人转，让人不笑都难。
对于刘姐的人品，我们都无可置疑。只要她一休息，就会做各种好吃的，忙活上大半天，做上一大堆，再挨个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去她家吃。一会儿是东北大饺子，一会儿是韭菜盒子。
她知道我不爱凑热闹，就每次端着碗，跑到五楼给我送。每次吃大姐送来的东西，我都能吃出幸福感，我总能想起我妈。
她和我妈年纪相仿，也都心宽体胖，胖到只能穿男士服装。她们还都挚爱金色系，总说这颜色显富贵。
她们这体型，穿着土豪金，走在大街上，远远看去，就是滚动着的金元宝。
我即使不带眼镜，也总能在人群里，一眼就能认出刘姐，然后我还没开口叫她，就看到那只大金元宝，飞快地向我滚了过来。
（三）
刘姐看着没心没肺，神经大条，其实命挺苦。
她说算命的说过，她这命格里无七宫，是天煞星转世，一生克夫克子，注定孤老到死。
我笑她这么乐观一个人，不该总迷信认命。
她说你还真别不信，真的还挺准。
她第一次给我讲全了她的过往，从出生讲到现在。她童年的我听完就忘了，只记得婚后她的两个老公。
第一个老公是个工人，得癌症死了。死的前一年，出去喝完酒，开车还撞死了人，家里的存款全赔给对方了。但对方不依不饶，后期的住院费，家里唯一的房子也贱卖了。
我说，“是不是遇上碰瓷的了，早知道还不如撞死他算了，这也太烦人了。”
大姐说，“就是碰瓷，咱也不能造那孽啊，什么都没命珍贵。真把他故意怼死了，咱夜里也不能睡着觉啊，该多闹心。”
她后来还说出事时，刚好他老公也查出了癌症。娘家人让她赶紧离婚，说一个癌症还不消停，死前还要把她给拖累死。现在她离了，还能保住些钱。
她说她那时也很纠结。她老公也说让她离，但她还是硬撑到了最后。
我问她，“为什么啊，离了你也能照顾他啊。”
她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提高嗓门说，“咱做人也不能太不地道了。再说了，我这大儿子不还在眼前瞅着呢。我这当妈的，总要给孩子留个好形象，是不是？”
她看我没回应，又继续说，“我发现你们这些文化人，还有时真挺有意思。你还问我为啥，要是你，你也不能离啊。咱这可都是正儿八经的人。”
我从不认为我正儿八经，但她这么一说完，我就感觉，以后不能再不正儿八经了。
她又说第二年，她老公就病死了。她欠了一屁股外债。朋友们就给她支了招，让她通过中介公司，跟一个日本老头结了婚。她把儿子留在国内，五年前来到了日本。
但他们语言无法沟通，也压根没有感情基础，老头对她动不动就发火，严重时还动过几次手。居然还给她规定了各种条条框框，比如：晚上六点后不许出门，生活费要AA制等等。
不然她换签证时，就不给她出更新证明。（签证要定时更新，更新失败就只能回国。）
她和老头总吵架，我跑去安慰过几次。
我会劝她说：“大姐，不行就回国算了，别在这儿强熬了。”
她总是说，“等我把账一存够就回去，就不说欠的几十万吧，起码也要把中介费的6万块钱本钱，要挣回来吧。我儿子也要用钱，以后还要给他娶媳妇。在我们东北那小县城，年轻点的姑娘都饿跑了，再没有个房子，就得一辈子打光棍，白瞎了我这么好一个大儿子。”
她总是讲到他儿子，说多帅多好看。一讲就讲个没完，什么大高个、脸细白，就是性格特内向，不爱吱声，像孩子他爸。
真正见到她儿子时，是在前年的年底。我去她家还盘子时，给我开门的是一个白净的少年。他长相温润秀气，一点没有刘姐的基因。
他从门口接完盘子，只说了句：“我妈出去了。”，说完一转身，就把门给关上了。
我还没反应完，屋里就传来日本老头的辱骂声。老头用日语一直在骂，把门外的我都骂愣了，愣了可能有十几分钟。
老头大概是在骂，他来了不去工作，也不去上学，像废人一样呆在屋里，就知道上网。吃他家的，用他家的，还不知道出去挣钱，让他赶紧滚回中国去，日本没有这样的废物。
我只听到老头的怒吼声，却听不到那少年任何回应的声音，他真的不像他妈，他妈即使只用中文，也能骂到老头闭上嘴。
我做完思想斗争后，又一次敲了他的门，开门的还是他，他满脸红到发紫，用质疑的眼神瞪着我。
我忙解释说，“要不你到我家吧，我家就在五楼，等你妈回来，你再跟她下来。”
“不用。”他一说完，又一次把我关在了门外。
我有些说不出的担心，赶紧拿出手机，给刘姐打电话，打通了但她没接。我又给她的工厂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厂里很忙，工作时间不许通电话。
（四）
我回到家后，心里七上八下，只能给我老公打电话，居然他也没接。我这才想起来，他跟我说过，日本的公司很严，在工作时间，所有人都不许通私人电话。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愚蠢，和中国、日本的社会都脱轨。我来日本后，只做全职主妇。（由于签证和老公收入的限制，不能出去工作。）
我在家里一呆，就呆了七年。呆得连脑子，也都生出了锈。
我老公的工作很忙，基本早上八点出去，晚上十点才回来。我的身体不太好，我们没有要孩子。
终日我就看着窗外，白天看着白云，晚上看着星星，过得不知今夕何夕。
偶尔我会在纸上乱涂乱画。我本是美术学院毕业，只是画得高不成低不就，最后就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专业成了兴趣，再到后来，连兴趣也成了纯发泄。
老公总是说，他越来看不懂我画的是什么了。
其实我也越来越不懂他，他的品味，他的想法，他的思维模式。
想想这七年来，我们虽然每天见面，但话越来越少，除了必要的沟通，即使在节假日，我们躺在床上，也是一个人拿着手机，另一个人抱着平板。
我经常觉得，人生真的好无聊啊……
刘姐经常说我，她要是我，她早回国了，不会呆在这破地方，过着老年人的生活，天天混吃等死。要她闲在家里七年，她定能闲疯。
她说的没错，在我们周围的华人，基本都是像她这样的年龄，40岁到60岁。像我这样，不到30岁的人，都会选择去东京、大阪那样的城市，大城市机会多，也有生命力。
日本和中国差不多，一线城市适合打拼，四线五线城市适合养老。我们这里被誉为日本最理想养老城市，我不知道该悲伤，还是该自豪。
我不是不想离开，但我有必须留在这里的理由。我老公比我大了快二十岁，他本来就喜欢安静，又加上中年危机意识，他说他就是死，他都要死在这里。
他既害怕失去工作，又怕和小年轻们平起平坐，拿着新人一样的工资。他更怕这时跑回国，当一个大龄的“三无海龟”。
他说他从山里走到今天，他真的努力了。也拼尽了他所有的力气和勇气。起码在这座小城市里，他有一个管理人的身份，拿着足够我们生活的工资。
只要再过三年，他就能在海边买上一栋二手独院，和我看着海， 厮守到老。我们就坐在落地窗前，看着窗外的潮来潮去，再养上几条小肥柴，即便没有孩子，我们家庭也很美满。
我想了很久，我呆在这里，应该主要是为了成全他。
我的父母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那时我刚美院毕业，还在外地找工作。我老公请假陪着我回了我老家，帮我打理了父母的丧事，然后他也没回去，一直在老家陪着我，陪我走过了我人生最黑暗的那段日子。
那时的我，每天就只躺在床上，不吃也不喝，干蹬着眼，盯着墙上我们家唯一的那张全家福。
那还是我刚考上大学，去外地上学的前一天，我爸硬拉着我和我妈去照相馆拍的。
半年后我暑假一回来，看到我爸又把它放大了，拿相框裱装完，就挂在床正对面的墙上。我说，“干嘛放这么大，看着像油画一样。”
我爸说，“主要是因为你妈。她总半夜想你，一想就得哭，所以把我哭烦了。我干脆就放大到她女儿这么高，让你妈一睁开眼，就能看到你站在她面前，别说，后来还真不咋哭了，就是这照片一大，瞅着挺邪性。”
可能真的是邪性，我越看那照片就越吃不下去饭。我老公就拿着勺子，一口一口往我的嘴里喂米汤。他陪我三个多月，陪得连工作都最后陪丢了。
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很想结婚，我很害怕这世界，从此就剩下我一个人。
他就在我说完后，当场跟我求婚了。说以后他就是我的亲人，可以把他当爸妈，当朋友，当兄妹。
因为他这句话，我走出了家门。出门直接拉他去了民政局，当天就扯了结婚证。
从那天起，我就知道，我会跟着他走，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他找了一家新公司，但公司要求他去日本工作。他很纠结，一脸担忧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日本生活。他说他有点想去，但我要是不想去，我们就不去。
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甚至没考虑到我的问题，我压根不会日语，我们要去的日本城市也很落后。那里不仅华人少得可怜，也没有学习日语的机构，更没有我工作的机会。
来日本后的这七年，我过得孤独又空虚，像极了日本新闻里，经常会报道的留守主妇。
抑郁、焦躁、失眠、绝望。
我的朋友算下来，似乎也只有刘姐，我来到日本后我才发现，我其实并不善于交际。
（四）
那天直到晚上，我才接到了刘姐的电话。
她说没什么大事。她儿子来有一段时间了，老头基本天天都嘟囔。他儿子可能是因为她离家好几年了，性格变得越来越内向。就是跟亲妈，也基本不说话。也不愿意跟别人接触，一天就对着电脑打游戏，她看着也着急上火，还不敢太说。她一出去，家里就老头和她儿子，老头又爱喝酒，难免会磕磕碰碰，这也没有办法。
我说你儿子要不就来我家，我也一个人，他可以在我家上网。
刘姐对我摆摆手，说她家孩子倔得很。她也说过，但死活不愿出去。她也弄不懂了，现在的孩子，咋会是这怪性格。
我老公回来时，已经快零点了。他说他们公司在弄新产品，这段时间特别忙，问我打电话找他有什么事。
我已经没有再说的欲望了。骗他说是我手误，不小心拨错了。他听完后也没生怀疑，因为我这几年，很少会给他白天打电话。
他洗完澡后，我们就睡了。梦里我看到刘姐、我、还有那个少年。
我们三个手拉着手，在海滩上跳舞，我们头上的月亮很圆，脚下的海水越来越多，从脚底到腰间，再到胸口....无声无息地将我们一点点淹没......我们豪无意识，只是牵着手，在月下的海里不停地跳着舞....
把我叫醒的人是我老公，我从看到他的脸，到从那个梦里跳出来，再到看清了他的脸，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他说看我手舞足蹈，头上一直在冒冷汗，呼吸也很急促，担心我是不是生病了。
我说我没事，只是做了个梦，有点让人窒息的梦。
他说没生病就好，那就继续睡吧。明天要赶早。
说完他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我也紧紧抱着他的腰，再睡着时，竟然一夜无梦。
我再醒来时，他已经走了。我抬起双手，觉得怀里空空，顺手就拿起他的枕头，抱在怀里。继续闭上眼睛，直到傍晚的闹铃响起。
这是下午七点的固定闹铃，我会离开公寓的时间。
我和所有的主妇一样，去采购晚饭的食材。一边在特价区里挑捡着打折品，一边构思着晚餐的菜谱，这是我最有生命力的时光，我也特别受用。
即便我老公总加班，不能回来陪我吃晚饭，我也会尽量做得丰富。看起来很有仪式感，再顺手拍个照片，存到我qq的空间。
我讨厌看上去惨兮兮，清汤寡水的饭菜，那样一个人吃饭的时间，会不自觉地陷入难过。
刘姐的儿子来后，我就很少再见到刘姐，也很少再听见她打电话的声音。我想看到她，又怕她儿子会烦感，我失去了我唯一的朋友。
又去看病的时候，医生说我的抑郁症加重了。
（五）
在一天晚饭的时间，我又听到了刘姐骂骂咧咧的声音，我赶紧跑下三楼，满心愉悦地问她怎么了。
她说日本老头喝醉酒，把酒瓶子砸到了她儿子的头上。
我建议她送孩子去东京，去念那里的语言学校。毕竟在这个小城市，华人本来就很难存活，更何况没有技能，还一句日语不会的孩子。
刘姐说那边学费太贵了，光房租都是她一个月的工资，她实在是供不起，孩子说他想回国。
“那就让孩子回去吧，别把他耽误了。”我说。
刘姐说，“我也想过，但高中毕业，回去流浪社会，又能干啥？学坏了我更闹心。”
各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也不好再多说。
更何况，我自身的问题，我都还没有解决，活得也是水深火热。
从酒瓶事件起，刘姐和日本老头的矛盾，越演越烈。我听到刘姐咆哮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也一次比一次长。
但除了她上来诉说，我很少再下去插手。
无法调和的矛盾，就是再插手，也终是徒劳。
（六）
上周的傍晚，我听到了刘姐的哭声，那哭声很大，震得整栋楼都好像在哭。这次的哭声也和以往的咆哮不同，没有任何咒骂，只是单纯的哭声。
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批件外衣，跑了下去。
下到三楼时，我震惊了。
整个楼道都围满了人，有的拿着手机在拍，有的蹲在地上呕吐。
我挤进去，看见刘姐穿着墨绿色的棉衣，坐在走廊上，张着大嘴巴，嗷嗷仰天痛哭。
我连忙蹲下去，问她到底怎么了。
她好像没看到我，也没听到我说话，只是在机械性得在持续哭的动作。
她身后是虚掩着的门。我站起来一推，我叫出了声音。
她儿子就坐在玄关处，和她只隔着一扇门。面色惨白，毫无半分血色，浑身都在发抖。
我再往后看，本能得惨叫了起来。
她儿子身后的榻榻米上，是一大片的鲜红，然后我闻到了一股腥臭，冲击着我身上的每一根神经。
我退了出来，关上了门。然后集中精力，才听清了周围嘈杂的日语：
“就里面那个孩子把山田杀了。”
“山田老婆没在家...”
“中国人太恐怖了...”
我的胃里顿时开始翻滚，我捂着嘴赶紧往楼上跑。我跑到楼梯口时，我也开始呕吐，各种嘈杂的声音，在我的耳边萦绕，我的血液都快要凝固了。
我感到头晕目眩，耳边的声音越来越模糊……
（七）
当我再醒来时，看到躺在自己的床上，一转脸对上了我老公的脸，我感觉无比安心。
我老公说我昨天晕倒了，被警察送了回来。
我听到警察两个字，反应了半天。才又想起那一幕，但仍觉得那是一场噩梦。
我老公又说，刘姐和他儿子都被警察带走了，日本老头被她儿子捅了二十八刀，估计会判无期。
我听着他的话，只觉得浑身发冷。他给我嘴里塞了几粒药，说我高烧了一整夜，让我别想了。他请了两天假，就在家陪着我。
我点点头，接过他手里的水杯，一口气全喝了下去，然后️又闭着眼躺下。我头痛跟炸开了一样，我拼命让自己的大脑放空。
黑暗中，我感到我老公，时不时拿毛巾帮我擦眼睛，听他在耳边说，“没事了，老公在呢，想哭就大声哭出来，别憋着。”
我感到很起来，我感觉我没有哭啊....但又确实能感到，有热的东西从我的眼角在滑落。
我想告诉我老公，我其实没想哭，我感觉我没事。但我发现，我居然连发声的力气都没有，只是觉得我的头，越来越疼，疼得我很想撞墙。
连续几天我都没有出门，几乎都躺在床上。
我跟我老公说，如果刘姐有消息的话，一定要告诉我，我实在不敢再去三楼。
（八）
四天后的晚上，我老公半夜才回来。他说刘姐回来了，他刚去慰问过了。有很多华人都在她家，他们会轮流陪刘姐过夜。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大事，让我不要太担心，先暂时别下去了，把身体养好再去。
我是没打算下去，但那晚我又失眠了。吃了药也睡不着。最后还是起了身。
在客厅徘徊了很久，居然鬼使神差，徘徊到了三楼。
三楼的走廊特阴森，我赶紧用力拍刘姐家门。给我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男子，我并不认识那人，他说他是刘姐工厂的同事。
我说我是刘姐的邻居，想问下刘姐怎么样了。
中年男子让我进去，我有点紧张。但又没勇气，这时独自再走回五楼。
我进去以后，看到客厅里坐着好几个人，他们都没有睡，但都很静默，没有人说话。
那种安静，让我连招呼都打不出来。
我左右看一圈，没有看到刘姐。有个女人指指卧室的门，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应该是说刘姐在里面。
我走过去推了下门，门是反锁着的。我轻敲了敲门，试着叫了两声刘姐，里面没有人回应。
我没有再勉强敲门，靠着门坐在榻榻米上。
和所有人的一样，只是睁着眼，低着脑袋，干干坐着，也不出声。
过了很久，我听到屋内有奇怪的声音，是一种极其扭曲的呜咽声。声音不算大，但撞击着我的耳膜，拉扯着我的灵魂。
这声音唤醒了我的儿时，拉回了我最恐怖的记忆，我突然发现，这呜咽的声音，像极了那晚门外母老鼠的声音。
我跳了起来，想再次敲门。中年男子制止了我，我走向了离门最远的地方，蜷缩着身体，又坐了下去。我用手把耳朵堵上，可还能听到那个声音。
那个呜咽声，一直在房间里持续，和我们的静默，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就仿佛那呜咽声越波动，我们就越静默。
最后我连我自己的呼吸声，都彻底被那声音淹没了。
我只是感觉，我们今夜都会被淹死，被梦里的月下的那海水淹死。
我不记得后来，我是怎么又回到了五楼，只记得进门时，客厅的窗帘没有拉，玻璃外是漫天的大雪，洋洋洒洒，像极了我父母出殡时，漫天飘在空中的冥纸。
我挨着我老公躺下，从后面抱着他。
后半夜时，我们被嘈杂的脚步声震醒，我迷迷糊糊听到我老公说，“你睡吧，我去看看外边怎么了，怎么会这么吵。”
我的头依然很痛，我闭着眼睛，轻嗯了声。
我记得上次这么吵，是附近的房子失火了，大家都跑去看热闹。
我不懂日本人为何睡梦中都这么爱看热闹，也不懂我老公为何上次也跑出去看，但我没有跑去看，也听完觉得很无聊。
我觉得抑郁症的人，都很清楚自己的灵魂出现了问题。比如我自己，我很清楚我有病症，但我无法自愈，又抗拒治疗。所以才会活得很辛苦，也活的方式非正常。
但很多类似我老公的人，看起来是正常人，他们也认为自己身心健康。但我总觉得他们的灵魂也有隐形的病症，只是那病症，是不同于我们的另一种病症而已。但他们不愿意面对，更不会觉得自己非正常。
这是他们和我们最大的不同，我经常都弄不懂，到底我们和他们，谁更清醒。
（九）
我闭着眼等了他很久，他还是没有回来。楼道好不容易恢复了安静，耳边却️又传来了海风的呼啸声。
这海风总是阴晴不定，说来就来，十分任性。会把窗户吹得吱吱作响，感觉随时会催毁整座木楼，甚至是我们的生命。
我好怀念我爸妈的那座旧楼，那是铁骨的建筑，越起风的日子，我们就睡得越安稳，睡得越安稳，我就越有安全感。
我很想我的铁骨房间，也很想我妈铺的床，又软又暖，我从不会失眠，也不会有窒息的梦。这里的冬天越凄凉，我就越想我温暖的南方。
一个小时都过去了，我老公还是没有回来，我忍不住打开灯，坐了起来。离开被子的瞬间，冷得我直哆嗦，越走近窗户，越冷得厉害。
我拉开窗帘，看楼下很亮，站着很多人，密密麻麻一大片，像儿时姥姥院子里，聚堆开会的蚂蚁。
我去电脑桌前取了眼镜，带上后又返回窗户，这次我打开窗户，探出去头，想看个清楚。
海风夹杂着雪花，打在我的脸上，也落在了我的睫毛上。近景远景都是白色，映得我的眼珠疼。终于我在白色的最中央，看到了一只四脚的大青蛙，穿着刘姐那件墨绿色的棉衣，趴在雪地里，一动不动。
若不是它周边氤氲着鲜红色，像雪地里盛开出一大片彼岸花，我一定会认为，那只青蛙不是死于坠落，而是死于寒冷。
这里真的太过于冷了，每种生物都有被冻死的可能，今天是只青蛙，明天或许就是只灵魂。
不管是青蛙，还是灵魂，都来自于另一个世界。即便拼命去迎合这里的气候，想要彻底融入到这里，但都要面临被冻死的威胁，因为这里是负温度下的另一种人间。
（十）
我最后离开这里时，只拿了一个背包，东京的天气并不冷，我不需要棉衣。
我申请了那里的一所厨师学校，报得是西洋制果专业。
我对我老公说，两年后，我就回来。我想在这里开一家华人蛋糕店，只做甜味的蛋糕。
我会在蛋糕上画上我们中国的山，我们中国的水。我还要画龙、画凤，画牡丹。
我学好了，就开班收学徒，只收华人，材料费给我出就行。
等他们学会了，我们就开一条中华甜品街。大家强强联手，红遍全日本。还可以像淘宝那样，卖罐头蛋糕，罐子上印上我们的五星红旗，插遍整个霓虹国。
东京离这里并不远，开车来回也只要九个小时，以前我总认为东京遥不可及。
老公说他一个月去东京看我两次。让我好好学，每天记得把我的作业，拍个图给他看。
我说没问题，还可以把帅哥美女都拍给你看。
他说我这才没几天，仿佛又回到了九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模样。
那年我才21岁，还是美院大二的学生。我们大学办了画展，但偏偏天气不给力，又是狂风又是暴雨。来的客人特别少，我就和同学跑到校门口拉客。我老公就是那天，硬是在马路上，被穿着雨衣的我，拖进了我们学校，拖进了画展厅。
他说他记得很清楚，那天我的脸皮特厚，笑得特奸，他明明知道有诈，却还是被我拖上了贼船。
因为他无法抗拒的是，一个站在暴风雨中，为梦想而拼搏的姑娘，况且这姑娘还长得还不赖，虽然他也知道，本质上就是个拉皮条的。
我被他的话逗得哈哈大笑，笑得胃都快抽了。
我记得在我父母死前，来日本之前，我们每天都会笑到胃抽筋。
他那时还说过，我不许嫌弃他脸上的皱纹。因为是和我一起笑得越来越深，那是我们快乐的年轮。
我遗忘了七年的东西，莫名地全都想起来了。
老公说这七年，他总觉得我活在自己的梦魇之中，他一直小心翼翼，每天都像捧着一只随时会破裂的玻璃瓶。
他总觉是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无法给我幸福。
我想了下，特意把答案告诉他，我是感觉自己一睡就睡了七年。但还好是那晚窗外的海风，把我突然就那么吹醒了。
我就像是冬季里，躲在洞里冬眠的青蛙，因为太惧怕着外边的寒冷，才选择一睡不醒。
在梦里怀念着小时候的温池塘，怀念着没有成人时美好时光，因为我从未经人事，也总是拒绝成长。
我已然错过了七个暖春，但还好是睡醒了。我决定走出洞外，去迎接第八个春天。
这是一只青蛙的新生，也是一只青蛙的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