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与中东,“厚此薄彼”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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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灾难发生以后,人群中自是一片震惊、愤怒、恐惧、悲哀……而在所有这些情绪背后,有一种冷峻而尖锐的声音幽幽地传来:

“这样的惨剧在中东几乎天天发生,怎么不见你们那么关心?”

在这个振聋发聩的诘问反衬之下,所有局外人的双手合十、烛光摇曳,似乎一下子全都成了幼稚无聊的“刻奇”,成了媚俗虚伪的“圣母”表演。而提出这个诘问的人,则无疑在众人面前展现出自己更开阔的视野,更深刻的见识,更博大的胸怀。

不错,这样的诘问者中,有不少人堪称见多识广,思想也不可谓不敏锐。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每每在热点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迅速找到最独特的视角,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

然而我想说,这种看似强有力的诘问,反而映射出这些诘问者比他们所不齿的“圣母”们还要“圣母”的内心世界。他们恰恰有可能是真正的“超级圣母”。

“你们怎么只关心巴黎,不关心中东?”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两个地方不论怎样地血流成河,都同样的不值得我们这些局外人去关心。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人类的共情心理或者说同理心存在的价值。这种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倒也算是磊落坦然。当然,也就不需要我在这里多费唇舌了。

而这种诘问的第二种潜台词则是“超级圣母”式的:众生平等,既然人们如此关心巴黎,也就应该同样地关心中东。反过来,如果不去关注世界其他地方的苦难,现在对巴黎的关注只能说明人们的虚伪与媚俗。

这种论调当然不是第一次在对类似的讨论中出现了。说实话,当初乍一听这句话,我的确也被它唬住,甚至略有惭愧地按着这个思路反省了一下自己。可是,渐渐地,等我咂摸过味儿来,就越来越觉得这种论调很有问题。

在讨论人们对西方和中东的“厚此薄彼”是否真的需要指责之前,先问另一个问题:什么情况下我们才会去批评一个人?

显然,只有当我们觉得一个人在个方面应该做得更好,而且有能力做得更好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批评、指责他做得不够好。否则,一切不就成了毫无意义的呓语?

“超级圣母”指责人们厚此薄彼,也就意味着他们认为人们应该而且可以做得更好,那就是:我们应该对所有人的苦难一视同仁

这就是超级圣母们的政治正确——虽然一贯傲骄的他们从来是对政治正确嗤之以鼻的。

而我则和他们恰恰相反。我坚定地认为,世间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一视同仁的“兼爱”。至少,像我一样的普通人是永远不可能对所有人的苦难一视同仁的。

我不是说,法国人就比中东人更值得同情。苦难面前,人人平等。我只是想说,对旁观者而言,做不到一碗水端平地付出关注与同情心,并不是什么需受责备的事。

首先,最直接也最容易理解的原因就是,我们获取信息的来源是不对称的。

排除掉政治干涉新闻自由,人为控制新闻内容的情况,即使在新闻充分自由的社会,依然不可能对世界上的事情均衡报导。因为,对于置身事外的人来说,无论再残酷的新闻,本质依然还是娱乐。而世界就是不公平的,知道法国的人就是比知道叙利亚的人多得多;你家对门大妈很可能刚从老佛爷百货买了好几个包包回来,可是她家可能上下各数十八辈都没人知道大马士革钢刀有多牛逼。新闻终究还是生意。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社会,无论从哪个角度入手,法国的新闻价值就是比叙利亚高。而哪里平时的新闻多,人们就对哪里越熟悉.而越熟悉的地方出了事,人们自然就越关心。这听起来虽然一点也不温情,但我不觉得这里有什么道德问题。

当我们把信息的来源从媒体和新闻扩充到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自然就会接受:只要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对他人的感情就一定会有亲疏远近之分。一个人的父母去世,和一个素无来往的远房亲戚去世,对内心的触动能一样?巴黎人的生活方式,和大马士革人的生活方式,哪一种跟我们这些在网上指点江山的人的生活更接近?说白了,人的感情就那么多,真不够给那么多人分的。除非你真是光环护体的大圣大贤,否则的话,真要做到一视同仁,结果只能是处处冷漠,个个绝情。

另外,即使是一个对巴黎和对中东了解程度完全一致的人,和平状态下的巴黎突遭袭击依然会比战乱已久的中东频频死人更吸引眼球。因为有一种痛苦的无奈,它的名字叫作“麻木”。正因为痛苦会让人麻木,才会有“久病床头无孝子”。人的情感不仅在空间上难以做到平均分配,甚至在时间上也难以做到。没有哪个孝子在父母刚刚病倒的时候不尽心竭力,然而,在十年八年的卧床不起之后呢?多年侍奉卧病父母的人常常得到赞扬,这恰恰证明这件事有多么不易。至亲尚如此,远方的人们战火连天,又能持续地让人们牵挂多久呢?

这些都是难以更改的人性。它当然不完美,但我对它本来就没什么苛求。道德这种事,从来只可律己,不可律人。

而错误地高估人性,一厢情愿地为人类设定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道德高标,然后因为这样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而痛心疾首,继而愤世嫉俗,最后被“愚蠢的大众”挤到一旁,只能时不时塞上几句充满优越感的阴阳怪气,大概就是某些“超级圣母”的现状了。

历史反复证明,物质上的平均主义只能导致普遍贫穷。而“兼爱”这种精神上的平均主义一样只会导致普遍地冷酷无情。这种平均主义式的“博爱”,也就是作为超级圣母”们和我们熟悉的欧洲左派“圣母”们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至于原产中国的“超级圣母”,我甚至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这种情结可能就是源于我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他们心灵深处烙上的“思想钢印”。

我也向往一个公平善意、处处温情脉脉的世界,但我不会因此就对这个世界自作多情。残酷与不公本就是世界的常态。这样的信念并非悲观,而是正视。我热爱生活,不是因为世界会正朝着我喜欢的方向越变越好,而是因为这世界的坏并不因我所处的时间空间而有什么特殊——这就足够让我安心的了。我不会因为看到本就虚妄的愿景不能实现而哀声叹气,更不会因此去指摘别人——哪怕我自己真的可以做到同样地关心法国和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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