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胡适曾患急性肾炎，国内的名西医俞凤宾对此有简明记载："胡适之先生，患肾脏病，尿中含蛋白质，腿部肿痛，在京中延西医诊治无效......“
在西医搞不定的情况下，胡适请来了在京的名中医陆仲安来看。陆仲安的医术在北京乃第三把交椅，1925年在北京的孙文已癌症晚期，协和医院无能为力，改请中医治疗，这个中医便是陆仲安。此人下药爱下重剂，反对者笑他“蒙古医生”。剂量有多大？普通药罐根本装不下，得用砂锅煮药。胡适回忆道：“......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俞凤宾则回忆药方如下：
“生绵芪四两 潞党参三两
炒于术六钱 杭白芍三钱
山萸肉六钱 川牛膝三钱
法半夏三钱 酒炒苓三钱
云伏苓三钱 福泽泻三钱
宣木瓜三钱 生姜二片
炙甘草二钱
此系民国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初诊，治至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止之药方。“
用药期间，节制饮食，多吃鱼肚，要清炖不放盐，总之要淡吃，据说难以下咽，不过病最終是好了的。
这一下胡适不但保住了命，陆仲安亦因治好了当世名人而名声更亮，到1930年胡适（当时隐居上海）再请他上门治病时，陆氏已是坐着汽车过来了。说胡适隐居是不错的，他在1929年连续发文呼吁国民党行宪政，被各地党部吁请“通缉“。尽管通缉令未下，但实在不知会否被暗杀，因此胡适一家躲在上海极司斐尔路49号甲。那时胡适极少与外人碰面，也没人敢来见他。但陆仲安几乎一有召唤就赶着上门给他看病，还经常顺便给胡家的厨子、女佣、学生诊疗，也算很够义气的了。
奇怪的是胡适日后似乎甚少透露自己的患病经历，外间逐渐出现了谣言。有人说他得过糖尿病，被陆仲安用黄芪治好，有人则打听到是得肾炎给治好。不管肾炎还是糖尿病，急性肾炎还是慢性肾炎，总之就是写信向胡打听药方。胡适对这段经历竟矢口否认：
“我一生从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陆仲安是一位颇读古医方的中医，我同他颇相熟。曾见他治愈朋友的急性肾脏炎，药方中用黄芪四两，党参三两，於术八钱。（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的，急性肾脏炎，则西医也能疗）但我从没有听见陆君说他有治糖尿病的方子......”（1954年）
又曾讲过：“急性肾脏炎，我的朋友中有人患过，或用西法，或用中药，均得治愈......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为中医治好，－－其实都不足信。”（1961年）他矢口不提自己患过病。然而出卖胡适的还是他自己，其1921年5月24日的日记写道：
“出城，......又送四件衣料去谢陆仲安医生（此君即治愈我的病的医生）。”
对胡适说慌之事，罗尔纲认为，都是因胡适主张“充分世界化”，主张科学。对于不科学的中医，胡适不應成为帮其宣传的“代言人”，故对自己被中医治愈之事一声不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