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大清咸同年间，因为处于镇压太平天国的特殊时期，给许多身处底层的小人物提供了上升通道。在戡乱时期，长官们看重的是你这个人能不能冲锋陷阵，能不能攻城拔寨，至于什么经济学问、什么道德文章之类，who care？

于是乎，一个秀才也可以凭借带兵打了几场胜仗，一跃升为巡抚；一个强盗也能够因为带着手下弟兄投诚，摇身变成总兵。总之，拜太平军所赐，许多从前连做梦都不敢想像能做官的人，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都顶戴加身了。

然而风险与机遇并存，福利越多，责任越大。地方官员必须负有守土之责，即“城在人在、城亡人亡”。一旦管辖的城池被攻破，自己这条老命也差不多交待了。大抵命运分为以下三类：一是被攻入城中的太平军杀死；二是自裁殉国；三是弃城逃亡，后被清政府捉拿归案、明正典刑。

古人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亡的价值是可以被物化衡量的。如果选择第一种死法，会比较痛苦，而且捞不到什么名誉；第三种就更糟，属于畏罪潜逃，身首异处不说，还要遗臭万年，让子孙后代蒙羞。相比较而言，还是第二种死法比较经济合算，不仅可以从容选择死亡方式，死后还能被宣传为忠臣烈士大力嘉奖，让高堂欣慰、妻子荣耀、子女走出去面上也有光彩，实在是不二之选。

然则，好死不如赖活着，有没有不死的路呢？

我们说，这条路还是有的，只不过通过的人数比较少。今天就来向读者介绍两位幸运儿。

这对难兄难弟正好一文一武，文的叫做李克勤，是嘉定县代县长；武的叫做熊兆周，官拜副将，二人共同驻守嘉定县城。天不凑巧，此时正有大股太平军围攻县城。嘉定守城官军自四月十九日至二十八日昼夜巡防，目不交睫，劳苦万状。

眼看城池不保，亏得英法两国援军及时赶到，他们利用火力优势，突破包围冲入城中。但是外国援军的人数也不多，寡不敌众，再加上城中补给断绝，难以坚守。于是英法两国指挥官一致拍板，决定“让城别走”，俗称“跑路”。

岂料李克勤和熊兆周这哥俩坚决反对。理由也很简单，他们没有收到上级调令，此时如果带兵出城，属于弃城而逃，该判死刑。与其做逃犯被处死，不如当烈士被追悼。于是哥俩不仅自己要当钉子户，还想说服洋人留守。

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英法两国友人们在上海打仗，只是为了赚点工资，并没有为了两国间伟大友谊而献身的崇高觉悟。再说中国的法律也管不到他们，于是照撤不误，同时还十分好心，顺带派人强拽起两位大人和守城的清勇们一起出城了。

就这样，太平军占领了嘉定，洋大人、李大人以及熊大人等一干大人则保住了脑袋。但是我们知道，清朝是讲法律的，李、熊二人逃过了太平军的屠刀，能躲得过法律的制裁吗？

能！因为有人出面说情，而且还是洋人。嘉定失陷后不久的五月初一日，英、法两国提督、领事一起来到李鸿章军营面谈，他们解释说“嘉定贼众兵单，久被围困，饷运隔绝，恐致吃亏，是以径将中外各兵撤回保守上海。”

李鸿章听罢，表示“我国军法森严，有进无退，守城官兵岂能轻撤？”英法提督等人则“复再四央求，谓此皆西兵之咎，实与该文武无涉，请勿加罪。”

既然有洋人出面说情，李鸿章乐得做顺水人情，下令李、熊率领退出之兵驻守法华，扼守沪西要道。不但没有追责，反而继续保留其兵权。并在给朝廷的奏报中详细写明了李、熊二人被洋人挟制出城、事后洋人登门求情等事情的始末，最后还向朝廷建议“贵州定广协副将熊兆周、署嘉定县知县李克勤均有防守专责，虽有外国兵头强拉出城，与擅自撤退逃避者有间。惟城池被陷，究有应得之咎，可否请旨从宽即予革职？”

封疆大吏的建议，朝廷一般不会轻易驳回，何况其中情形委实情有可原。李、熊二人的性命算是保住了，虽然官职被革除，但能保全首脑便已是意外之喜。因此，不能不说，二人是幸运儿。

不过，话又说回来。此事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笔者作出大胆的猜想：李、熊二人能保住脑袋，是因为李鸿章想保他们，并进而推测，此二人或是李鸿章亲信，或是其欲市恩拉拢之人。须知道，奏折是死的，写奏折的人却是活的。彼时嘉定城中的情形，除了当事人之外，有谁得见？虽说事后有洋人出来证明其事，又焉知不是出自李鸿章暗示，请洋人出面，配合着演唱一出双簧？

至于所谓西人“再四央求”，则不过是为了照顾皇上太后和军机重臣们的一点民族自尊心而已，纯属信口捏造。试想：西人何必要为了两个“芝麻绿豆官”再四央求呢？更何况半推半就其实就是愿意，或许李克勤、熊兆周二人被洋人挟制出城时，正是所谓的“口嫌体正直”，亦未可知！

再看李鸿章对他们二人的处置，虽然上奏建议朝廷革除二人官职，但是实际仍然保留兵权，准其“戴罪立功”。等将来收复一二城池，再上奏天听，将战功好好夸饰一番，很快便能够官复原职的！

当然，这一切都是笔者的分析推测。由于笔者目前掌握的史料有限，姑且存疑待考。未知各位读者以为然否？

注：图片来源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