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学时，英语老师是长得最漂亮的，回答问题也是最拙劣的。
“老师，完型第四题为什么选C？B哪儿不对了？”“对啊，我也选的B！”“老师这题是不是答案错了！”“老师你看48页，课本上那道题就选的B！”
“……答案不会错，这种用法也是可以的，你们记住就行了。”
“那下次再遇到这样的题到底选哪个啊？”
“……如果有类似的题你们还先以课本为主吧。”
“老师这您就不对了啊，明明这题就是出错了，再给我加一分吧。”“就是，加一分我就进前十了。”
“高考肯定不会出这么模棱两可的题，再说，真正学的好的同学也不差这一分两分。”老师一本正经地用黑板擦敲桌子。
“一分两分？老师，您这一句话，两大操场人没了！”
于是，我们开始畅想高考，开始讨论人生，欢乐的半节课，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混过去了。
当然，这并不是英语老师的错。生活本来就是模棱两可的，不仅有ABCD，甚至还有WXYZ。
每个选项都有每个选项存在的道理，有的用来被挑选，有的用来被排除，而更多选项则是静静待在一边，不怀好意地迷惑你。
面对如此繁杂的人生，对自己负责已是不易，而为孩子负责，就更是难上加难。
做母亲之后，我原本就左右为难的人生变得更加摇摆了。我一方面担心因为自己的缺位或失职让孩子误入歧途，另一方面则又加倍恐惧自己的武断会给孩子挖下更大的坑。
在和肉卷的日常对话中，我时常暗自疑惑，我应该说这样的话吗？我应该引导她做那样的选择吗？我的命令到底是客观正确的选择，还是包裹着个人色彩的偏见？
生活不是单调函数，也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唯一解。同样一道生活命题，我的解是“饭后禁食”，肉卷的解则是“睡前吃饼干”；我的解是“写完作业再玩”，肉卷的解则是“玩完再写作业”，我的解是“保持洁净”，肉卷的解则是“永不洗澡”……
既然知道肉卷总有一天会背着我偷偷写下自己的答案，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挣扎和对抗又有什么意义呢？
心理学博士奥德丽·瑞克（Audrey Ricker）和卡洛琳·克劳德（Carolyn Crowder）最终缓解了我的焦虑，她们在《孩子动不动就哭闹怎么办？》一书中写道：
“有时候，他们（父母）可能会怀疑自己所做的选择究竟对不对，但总的来说，他们知道自己是家里的大人，他们爱孩子，想给他最好的；而且他们会为自己做的决定负责到底，因为他们知道孩子需要得到他们的指导、耐心与爱，直到孩子成长为能对自己负责任的大人。”
这意味着父母需要坚定自己的爱和信念，并将它零损耗传递到孩子身上。当我们内心的能量足够充盈时，任何错误和误解都可以被扭转，任何谎言和悲伤也都可以被遗忘。
在青少年小说《特别的女生萨哈拉》中，就描述了这样一个情形：班主任波迪小姐为了给学生们解释“诚实”，讲述了美国前总统乔治·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
“乔治应该说谎，反正她妈妈没法证明树是他砍的。”故事讲毕，一个名叫瑞秋的女孩说。
“她不用证明，她是他妈妈！你用不着跟你自己的妈妈证明你做过的每一件事，因为她早晚会知道。”波迪小姐回应。
“这个故事没有意义。”另一个名叫拉菲尔的孩子说，“乔治砍了一棵树，被发现了，然后他就成了总统？”
“他不是‘被发现了’，而是他有一个机会说实话，并且他抓住了这个机会。我们不断地在讲这个故事，就是因为乔治·华盛顿是一个诚实的人，而美国人民需要一个诚实的人来当总统。”
“可是这个故事本来就是假的。”
“有的时候真实需要想象。即使这不是一个关于诚实的真实故事，那也是一个关于人们渴望诚实的故事。”
……
这是一场简单与复杂的对抗，是一场确定与不确定的对抗，也是一场怀疑与坚持的对抗。尽管波迪小姐颇有种“舌战群儒”的架势，但场外的人依然看得胆战心惊。
孩子是最智慧的发问者，同时也是最严苛的审判官。他们会提出最尖锐、最两难的问题，却拒绝接受敷衍懒散的、模棱两可的答案。
在他们面前，父母和老师都是一样的脆弱无力。每一次与孩子的对话都是一着险棋，稍有不慎，全盘皆输。
高明的父母和老师则是游刃有余的棋手，不仅能够掌控全局，更有绝处逢生的技艺。
波迪小姐就是如此。
她自己大概也没想到，就在“诚实”讨论课之后不久，她竟然当着全班学生的面，“身先士卒”地撒了一个谎。
事情是这样的。波迪小姐班里的留级生德里被公认为有控制力问题，需要接受学校的特殊教育。而当教导老师碧丝小姐准备将德里从班里接走时，却被波迪小姐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波迪小姐先是谎称，她有一张关于德里特殊教育的字条。然后便在桌上开始翻找起来。
所有同学都看得出来，她只是把桌上的东西重新摆了一遍，根本没在找东西。
随后，她便撒了第二个谎，笃定地说是被碧丝小姐拿走了。
碧丝小姐虽然一头雾水，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毕竟，要不是学校安排，谁会愿意与这些难搞的学生打交道呢。
为了证明自己的谎言，波迪小姐不得不“勇敢”地撒下了第三个谎：德里的妈妈和校长都已经知道德里不需要进行特殊教育的消息，如果碧丝小姐不相信，可以去找他们确认。
碧丝小姐走后，波迪小姐无力地瘫倒在椅子上。她说谎了，言行不一了，而且是当着孩子的面。强迫正直的人说谎，一点也不比让骗子说真话更容易。波迪小姐不仅需要沿着谎言的轮廓微调自己的世界观，更重要的是，她需要给孩子们一个交代。
但事实上，波迪小姐什么都没做，就得到了全班同学的认可。
通往爱的道路很多，不只有光明才能对抗黑暗，也不只有真话才能对抗谎言。
在《特别的女生萨哈拉》中， 波迪小姐显然已经超越了教师的范畴，上升为孩子们的心灵导师。与其它作品中标杆式的教师角色相同，她也在致力于为学生们创造一个真实而多彩的世界。
她带孩子读诗，让他们感受文字的力量；她带孩子参观各类建筑，让他们了解文化多样性和审美差异；她带孩子写日记，让他们有机会与自我对话；她给孩子讲寓言故事，教他们从别人的经验中领悟人生；她带孩子讲述自己的名字，让他们从名字中追踪父母的希冀……
最重要的是，波迪小姐明确地让大家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可选项，尊重他人的选择则是最基本的素养。她可以选择教孩子们读诗，孩子们也同样可以选择把诗歌丢掉。反过来，德里可以对她使用不文明的字眼，波迪小姐也完全可以选择回骂过去。
当孩子们拥有开阔的眼界、高远的格局和一个可选择的人生时，他们自然会开始思考更为深刻的问题。他们关心的不再是老师说谎这样一个狭隘的事实，而是会进一步思考老师为什么要说谎？说谎的后果是什么？什么样的谎言是可以被接受的？以及等等。
自此，孩子和大人便开始有了平等对话的机会。我们不用在非黑即白的二分法边缘徘徊，而是可以迈向更模糊的边界，去面对更加棘手的生活难题。
那时，生而为人，才算是有了实实在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