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当着孩子的面,正儿八经地圆一个谎

我上学时,英语老师是长得最漂亮的,回答问题也是最拙劣的。

“老师,完型第四题为什么选C?B哪儿不对了?”“对啊,我也选的B!”“老师这题是不是答案错了!”“老师你看48页,课本上那道题就选的B!”

“……答案不会错,这种用法也是可以的,你们记住就行了。”

“那下次再遇到这样的题到底选哪个啊?”

“……如果有类似的题你们还先以课本为主吧。”

“老师这您就不对了啊,明明这题就是出错了,再给我加一分吧。”“就是,加一分我就进前十了。”

“高考肯定不会出这么模棱两可的题,再说,真正学的好的同学也不差这一分两分。”老师一本正经地用黑板擦敲桌子。

“一分两分?老师,您这一句话,两大操场人没了!”

于是,我们开始畅想高考,开始讨论人生,欢乐的半节课,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混过去了。

当然,这并不是英语老师的错。生活本来就是模棱两可的,不仅有ABCD,甚至还有WXYZ。

每个选项都有每个选项存在的道理,有的用来被挑选,有的用来被排除,而更多选项则是静静待在一边,不怀好意地迷惑你。

面对如此繁杂的人生,对自己负责已是不易,而为孩子负责,就更是难上加难。

做母亲之后,我原本就左右为难的人生变得更加摇摆了。我一方面担心因为自己的缺位或失职让孩子误入歧途,另一方面则又加倍恐惧自己的武断会给孩子挖下更大的坑。

在和肉卷的日常对话中,我时常暗自疑惑,我应该说这样的话吗?我应该引导她做那样的选择吗?我的命令到底是客观正确的选择,还是包裹着个人色彩的偏见?

生活不是单调函数,也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唯一解。同样一道生活命题,我的解是“饭后禁食”,肉卷的解则是“睡前吃饼干”;我的解是“写完作业再玩”,肉卷的解则是“玩完再写作业”,我的解是“保持洁净”,肉卷的解则是“永不洗澡”……

既然知道肉卷总有一天会背着我偷偷写下自己的答案,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挣扎和对抗又有什么意义呢?

心理学博士奥德丽·瑞克(Audrey Ricker)和卡洛琳·克劳德(Carolyn Crowder)最终缓解了我的焦虑,她们在《孩子动不动就哭闹怎么办?》一书中写道:

“有时候,他们(父母)可能会怀疑自己所做的选择究竟对不对,但总的来说,他们知道自己是家里的大人,他们爱孩子,想给他最好的;而且他们会为自己做的决定负责到底,因为他们知道孩子需要得到他们的指导、耐心与爱,直到孩子成长为能对自己负责任的大人。”

这意味着父母需要坚定自己的爱和信念,并将它零损耗传递到孩子身上。当我们内心的能量足够充盈时,任何错误和误解都可以被扭转,任何谎言和悲伤也都可以被遗忘。

在青少年小说《特别的女生萨哈拉》中,就描述了这样一个情形:班主任波迪小姐为了给学生们解释“诚实”,讲述了美国前总统乔治·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

“乔治应该说谎,反正她妈妈没法证明树是他砍的。”故事讲毕,一个名叫瑞秋的女孩说。

“她不用证明,她是他妈妈!你用不着跟你自己的妈妈证明你做过的每一件事,因为她早晚会知道。”波迪小姐回应。

“这个故事没有意义。”另一个名叫拉菲尔的孩子说,“乔治砍了一棵树,被发现了,然后他就成了总统?”

“他不是‘被发现了’,而是他有一个机会说实话,并且他抓住了这个机会。我们不断地在讲这个故事,就是因为乔治·华盛顿是一个诚实的人,而美国人民需要一个诚实的人来当总统。”

“可是这个故事本来就是假的。”

“有的时候真实需要想象。即使这不是一个关于诚实的真实故事,那也是一个关于人们渴望诚实的故事。”

……

这是一场简单与复杂的对抗,是一场确定与不确定的对抗,也是一场怀疑与坚持的对抗。尽管波迪小姐颇有种“舌战群儒”的架势,但场外的人依然看得胆战心惊。

孩子是最智慧的发问者,同时也是最严苛的审判官。他们会提出最尖锐、最两难的问题,却拒绝接受敷衍懒散的、模棱两可的答案。

在他们面前,父母和老师都是一样的脆弱无力。每一次与孩子的对话都是一着险棋,稍有不慎,全盘皆输。

高明的父母和老师则是游刃有余的棋手,不仅能够掌控全局,更有绝处逢生的技艺。

波迪小姐就是如此。

她自己大概也没想到,就在“诚实”讨论课之后不久,她竟然当着全班学生的面,“身先士卒”地撒了一个谎。

事情是这样的。波迪小姐班里的留级生德里被公认为有控制力问题,需要接受学校的特殊教育。而当教导老师碧丝小姐准备将德里从班里接走时,却被波迪小姐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波迪小姐先是谎称,她有一张关于德里特殊教育的字条。然后便在桌上开始翻找起来。

所有同学都看得出来,她只是把桌上的东西重新摆了一遍,根本没在找东西。

随后,她便撒了第二个谎,笃定地说是被碧丝小姐拿走了。

碧丝小姐虽然一头雾水,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毕竟,要不是学校安排,谁会愿意与这些难搞的学生打交道呢。

为了证明自己的谎言,波迪小姐不得不“勇敢”地撒下了第三个谎:德里的妈妈和校长都已经知道德里不需要进行特殊教育的消息,如果碧丝小姐不相信,可以去找他们确认。

碧丝小姐走后,波迪小姐无力地瘫倒在椅子上。她说谎了,言行不一了,而且是当着孩子的面。强迫正直的人说谎,一点也不比让骗子说真话更容易。波迪小姐不仅需要沿着谎言的轮廓微调自己的世界观,更重要的是,她需要给孩子们一个交代。

但事实上,波迪小姐什么都没做,就得到了全班同学的认可。

通往爱的道路很多,不只有光明才能对抗黑暗,也不只有真话才能对抗谎言。

在《特别的女生萨哈拉》中, 波迪小姐显然已经超越了教师的范畴,上升为孩子们的心灵导师。与其它作品中标杆式的教师角色相同,她也在致力于为学生们创造一个真实而多彩的世界。

她带孩子读诗,让他们感受文字的力量;她带孩子参观各类建筑,让他们了解文化多样性和审美差异;她带孩子写日记,让他们有机会与自我对话;她给孩子讲寓言故事,教他们从别人的经验中领悟人生;她带孩子讲述自己的名字,让他们从名字中追踪父母的希冀……

最重要的是,波迪小姐明确地让大家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可选项,尊重他人的选择则是最基本的素养。她可以选择教孩子们读诗,孩子们也同样可以选择把诗歌丢掉。反过来,德里可以对她使用不文明的字眼,波迪小姐也完全可以选择回骂过去。

当孩子们拥有开阔的眼界、高远的格局和一个可选择的人生时,他们自然会开始思考更为深刻的问题。他们关心的不再是老师说谎这样一个狭隘的事实,而是会进一步思考老师为什么要说谎?说谎的后果是什么?什么样的谎言是可以被接受的?以及等等。

自此,孩子和大人便开始有了平等对话的机会。我们不用在非黑即白的二分法边缘徘徊,而是可以迈向更模糊的边界,去面对更加棘手的生活难题。

那时,生而为人,才算是有了实实在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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