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宇在推荐谭伯牛的新书时，对书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类，他说：“在我眼里，书是分成两种的，一种是块状的书，一种是线状的书。块状的书，帮我补足大块的知识缺口。而线状的书，帮我在知识板块之间穿针引线，密密缝补，帮我把块状的知识还原为真实的对世界的感知。”
什么意思呢？在写到曾国藩的幕僚许振祎时，文中曾写了这么一则轶事。
晚年到广东任巡抚，他还常向属吏宣讲老领导的轶事，其中有一句，是国藩对书法的意见，知者或鲜，值得一记。他说，“曾文正尝言，作书要似少妇谋杀亲夫”，这话什么意思呢？国藩的解释是：“既美且狠。”
这个细节一出，曾国藩的形象马上立体丰满起来。他平时和周边人闲聊，就和我们身边的一个爱说俏皮话的同事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的曾国藩，才是活的曾国藩。
这是我们在以往的阅读中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曾国藩，也是所谓“线状的书”“帮我把块状的知识还原为真实的对世界的感知”。
不管喜不喜欢历史，大家都在很早的时候就接触过历史，接触过历史书——历史教材总是人人看过的。个中印象无非以下种种：
• 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干了某事。
• 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发生了某事。
• 某事某物有某种意义。
历史教材的这个调调，是有悠久传统的，从先秦时候的《春秋》到宋朝的《资治通鉴》，尤其是《资治通鉴》的影子很浓。这样编写历史书，优点很明显，那就是显得客观公正，非常符合严谨的治史态度；当然缺点也明显，冰冷而又乏味。
似乎但凡“块状”的知识都免不了这样的缺点。历史也好，数学也罢，有趣的书其实真不少，但“有趣”的问题在于，仅仅依靠内容是不够的，写作过程中，还要靠很多技巧，比如在文字的安排上要抖机灵，在这个过程中，抖多少算有趣，抖多少就成了“戏说”呢？这个度很难把握，所以很多有趣的著作往往受到专业人士的批评，比如《明朝那些事儿》，别说专业人士，就算对它推崇备至的普通读者，会觉得教材编写成这样的风格合适？
有一句话说，生活本身比戏剧更富有戏剧性。历史也是时光的指针一顿一顿走过来的，每一次停顿包含的酸甜苦辣都不一样，几千年过去，早就熬成了一锅大杂烩，想在其中找什么料，都有！比如之前举的曾国藩的例子，和我们一直以来存在脑海中的曾国藩是不是不一样？不是那么一本正经高高在上的圣人，多了点烟火气，而对于曾这样的人来说，他的烟火气就是他的有趣之处。
在《牛史·晚清篇》中，有趣的史料很多，比如其中标题为《大英帝国的老朋友》这一篇。首先我觉得这个题目不严谨，“老朋友”三个字应该加引号，看完您再评价我说得在不在理！话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代表与清廷在天津谈判，看到他们的一位老朋友也在会场，不由大怒，不仅拒绝与他交谈，并且声明他若在场，将终止谈判。既然是老朋友，怎么如此翻脸不认人？到底发生了何等不得了的事情，让双方的友谊小船说翻就翻？这得从头说。
这里说的老朋友，是耆英，他在鸦片战争期间先后任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当时，耆英与英国人相处得很融洽，19世纪40年代末期，几名英国商人从中国购买一艘平底帆船驶往伦敦，这艘船被命名为“耆英号”，双方关系可见一斑。这里我们再说几件事：
1. 1843年耆英去访问刚刚割让给英国的香港，港督德庇时与驻港英军司令为他举办了盛大宴会。耆英在会上说：“我以清朝武士的信仰发誓，只要对中国外交还有发言权，两国的和平繁荣将永远是我最大的愿望。”
2. 连续多天的观察后，英国记者如此评价耆英：“耆英和蔼可亲，富有幽默感，高超的外交技巧与良好的教养，几乎无人出其右。他在宴会上谈笑风生，但又极有分寸。”
3. 驻港英军海军司令请耆英吃饭，退席前，耆英“主动唱了一首充满激情的满文歌曲”，次日，耆英设宴答谢英国朋友，“每喝掉一杯酒，他都会敲打手链，大喊一声“好””。双方起立“为英国女王和中国皇帝干杯”完毕，“耆英邀请香港总督唱一首歌，条件就是他自己也唱一首。后来他果然一展歌喉，而且唱得还不错，并跟大家一起鼓掌，以示谢意”。耆大人的热情感染了在座的各位，接下来，香港总督、司令、大法官等多名英方友人“也都表演了歌唱”。真是其乐融融！
双方如此你来我往，之间的友谊已经不能用“小船”来形容，简直就是“巨轮”啊，简直就是“泰坦尼克”啊！然而，即使“泰坦尼克”，也是说翻就翻。十几年后，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查抄总督、驯服与其他衙门的档案，看到一份办理“夷务”的密奏，还有耆大人的档案，这时才发现，耆大人一直在忽悠英国人。
他（耆英）在奏折里传达的英方信息，或是有意误导，或是隐匿不报，且凭空添出不少对英方人士的人身攻击，尤其要命的是，关于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一事，他曾当面对英方承诺了日期，而在给皇帝的报告里他却一字不提。
英国人这才发现，耆英“仍然只是一个保守、强硬乃至恶毒的清朝官员”。
在历史教材里我们可是很难读到这么精彩纷呈的史料，扩写一下，简直能当一篇横跨两次国际战争、前后绵延十几年的历史小说来读。对耆英“热情、幽默且喜欢唱歌”的外交家形象，惊不惊喜？对他表面“和蔼可亲”内里“阴险恶毒”的做派，意不意外？
耆英下场挺惨的，1858年5月，在英国人的逼迫下，清文宗下旨赐耆英自尽，“暂且安慰他那些受到伤害的英国朋友”。我们是该骂他阴险狠毒、咎由自取呢？还是该感叹他的那些“英国朋友”太天真太单纯呢？
历史的有趣之处恰在于此，就像我们常用的那个比喻，“夹缝”，处在夹缝中的人做了什么？为什么那么做？我们看到的是全部吗？如若不是，还有什么？
你会发现，我们知道的越多，越是无法对某些人某些事作出简单的评价，多出来的那些史料，总是逼着我们去寻找更多，去思考更多。就像罗振宇说的，“没有块状的书，我们的视野无法拓展。没有线状的书，把块状的知识穿针引线勾连起更丰富的维度，我们的视野就不真实。”
谭伯牛一头钻入故纸堆，穷十年之功，给我们梳理出一本《牛史·晚清篇》，实在值得好好咂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