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四十分，我和北北，父亲一起走到三楼，拐一个弯，就看到了手术室。

父亲看起来并不怎么紧张，相反，我看到“手术室”这三个字，心里倒是泛起一阵凉意。母亲更是紧张得很，她腿脚不怎么方便，就让她在四楼病房里了。

我今天才知道，手术室有好几道区域，我们最初所到的一个门内，只是病员换衣服和鞋子的地方，这里不需要消毒，只有一个护工一样的人，为父亲带上了一个蓝色的一次性手术帽。我悄悄拉紧了父亲的手，不愿松开，仿佛将要做手术的是我，而不是我父亲。

父亲用另一只手轻轻拍打着我的手背，将鞋子换了，脱了穿在外面的毛衣一并交给我，北北在一旁和他的同事们说话，问着手术的具体事宜，而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静静地眼睁睁地看着父亲一步步随着护士向里走去，直到再也看不见父亲，直到那一道道的门将我关在外面。

之后的两个钟头，我都陪伴在母亲身边，母亲时而坐起，时而站在病房外张望，嘴里一直念着，“几点了，进去多长时间了？”我坐在那里和母亲说话，让她现在好好休息，要不然父亲一会出来，又没有精力照顾父亲了。母亲终于听话地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试图让自己睡着，可是怎么可能安心地熟睡呢？

快要七点的时候，小侄女跑着进来，大声说：“奶奶，爷爷出手术室了，快，就要来了！”母亲随即扔下手里的事情，快步走到门外，我也紧随其后，果然，一名护工推着父亲朝这边走来，北北走在床的一侧。

走近了，走近了，我扶着微微颤抖的母亲，看着父亲向我们靠近，他躺在那里，眼睛微眯着，脸色苍白，感觉很痛苦。“麻药劲还没过呢！”护工说着，将车子推进了房间，父亲身上插了好几根管子，脚边放着两大袋冲洗液，右手上挂着水。

好几个人合力将父亲抱到了床上，不能用枕头，护士忙着装上能自动定时测量心跳，血压的仪器，“在肾里拿出石头后，还要放管子进去，不断的冲洗，防止里面有残留的小石块”。“六个小时之内不能吃东西”小护士边忙边关照我们，母亲连连答应着。

过了好一阵，护士终于忙完了，房间里安静下来，我们都围在父亲身边，母亲坐在床头的小凳子上，看着手术后的父亲，眼里噙着泪花。

“妈妈，过一夜，到明天爸爸就会舒服一些了。”北北是医生，他说的话一定是对的，母亲终于慢慢放松了下来。

看着病床上的父亲，正在被各种管子插着的一动也不能动的父亲，我不禁有些恍惚。

我还记得，那年八岁，父亲远在邮城水利局上班，我和北北还有母亲还住在老家三垛镇西三街的老宅里。父亲每到星期五就会骑自行车从邮城往家赶。那么远的路，父亲从不畏惧，因为他要回去看望他的妻儿。每次骑到家时，天色都已经很晚了。

在那一天，我知道父亲要回来，就会早早地跑到大路边等，傻傻地等，等父亲的车铃声响起，等他叫我一声“方晴”，等他来不及下车，就把我抱在怀里。可是往往这一等就是好几个钟头，那时候路上还没有路灯，我却不害怕，借着点点星光，努力看着前方，母亲有时拗不过我，只好陪着我一起等。

长大后才知道，那时最想念父亲的其实是母亲。而我想念的只不过是父亲皮包里的那一两块大白兔奶糖。

我和北北都上了高中，母亲在堤防管理所食堂工作。母亲的工作时间都是在别人吃饭的时候，因此，家里的午饭就只有父亲来做了。父亲每天早早起床，要去菜场买菜，下班后回来还要做许许多多的家务，才能让我们这两个正长身体的高中生吃上可口的饭菜。

做着做着，父亲居然还学会了换着花样，他做菜的样子有板有眼，一丝不苟。显然父亲不仅喜欢上了烹饪，还认真地进行了研究。

父亲是做会计工作，每到年底，特别是过年前的十来天，是父亲特别忙碌的日子，我每次在睡梦中醒来，都会看到昏暗的灯光下，父亲辛苦加班的身影。他戴着一副眼镜，手里握着一支笔，桌子上放着一大本要抄录的帐本，旁边还有一大杯母亲为他泡好的浓茶，特别冷时，再充一个热水袋，就这样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夜，每次完成单位的做帐，父亲都要毫不例外地得一次重感冒。

父亲也很自律，因为肾结石在某一天的夜里曾经发作过一次，因此从那时起，他通过从医生那里或者通过读书看报得知要忌口，许多东西都不能再吃，这一忌就是二十几年，期间结石从未发作过。

父亲做什么事都很认真，严格要求自己，我居然没有学到其中的一二。

如今，二十几年过去了，时间无情地夺走了父亲的青春，让他从一个风华正茂，身强力壮的青年渐渐变成了谨小慎微，弱不禁风的老人。

医生说：父亲肾里的石头必须要取出来了，否则将会坏掉一个肾。

我们不敢大意，手术很成功，父亲的身体在不断地恢复当中，我记得手术前几日他还和我说，要小毛来吃饭，公公做好吃的给他。

如今，小毛虽埋头迎接大考，他还是一进门就问我，“公公手术做得怎么样了？”我想，父亲，还是等你好利索了，小毛也该考完试了，到那时，你们爷孙俩就成天在一起乐乐呵呵的开心每一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