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风云06 商鞅强力推行变法的智慧与手腕

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资治通鉴》第二卷

魏国相府,哀风愁云,老公叔痤躺在塌上,正在与死神做拔河比赛,呼吸急促而困难。他之所以撑着一口气不肯就死,是因为他还在等一个人,要交代一件大事。

(图:商鞅原名卫鞅/公孙鞅)

公叔痤所要等的这个人就是魏国国王魏惠王,魏惠王当时刚刚上台不久,大小事务对公叔痤多有倚靠,如今公叔痤大病不起,自然要来探望。

魏惠王来到相府,瞧见公叔痤躺在榻上,像个破风箱,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便问道:“如果您不幸去世,国家大事如何来处置?”公叔痤说:“我府内有个中庶子,叫公孙鞅,此子年纪虽轻,却有奇才,希望国君把国家交给他来治理!”

魏惠王听罢,默然不语。公叔痤见状,又说:“如果国君您不采纳我的建议而重用公孙鞅,那就要杀掉他,不要让他到别的国家去。”

魏惠王离开相府,对左右近臣说:“公叔痤病入膏肓,真是太可怜了。他一会儿让我把国家交给公孙鞅去治理,一会儿又劝我杀了他,岂不是糊涂了吗?”

公叔痤对魏惠王提到的公孙鞅,出生于公元前395年,死于公元前338年。因为公孙鞅来自卫国,所以也有人叫他卫鞅。后来,秦孝公把商地封给公孙鞅,人们才改叫他为商鞅。

等魏惠王离去后,公叔痤又召见公孙鞅,道歉说:“我必须先忠于君上,然后才能照顾属下;所以先建议惠王杀你,现在又告诉你,你赶快逃走吧!”

公孙鞅听了这话,真是既好气又好笑。公叔痤这个好好先生,既对魏惠王尽了忠,又对公孙鞅尽了义,都已经是快死的人了,还想着如何两头讨好、两头不得罪。

遗憾的是,魏惠王和公孙鞅都不准备领情。魏惠王不领情是因为愚蠢,公孙鞅不领情则是因为看透了魏惠王的愚蠢。

所以,公孙鞅摇头说:“国君不能听从你的意见任用我,又怎么可能听从你的意见来杀我呢?”因此,公孙鞅没有马上逃出魏国,魏惠王也没有对公孙鞅怎么样。

公元前362年,秦国的秦献公去世,他的儿子嬴渠梁(秦孝公)继位。

此时秦国所处的情况是,黄河、崤山以东有六个强国,淮河、泗水流域十几个小国林立,楚国、魏国与秦国接壤。魏国筑有一道长城,从郑县沿着洛水直到上郡;楚国自汉中向南占有巴郡、黔中等地。各国都把秦国当作未开化的夷族,予以鄙视,不准秦国参加中原各诸侯国的会议盟誓。

排外情绪历来有之!泱泱“中国”只有在被“外来者”揍疼了,才会睁眼看世界。自以为中心的“中国”思想,对中国的发展进步历来祸害不小。

嬴渠梁正是受到这种排外观念的刺激,决心要发愤图强,整顿国家,修明政治,让秦国强大起来。

(图:秦孝公·嬴渠梁)

嬴渠梁当时才21岁,却雄心勃勃。为了达到心中的目的,他向天下发出了招聘人才的告示,说:“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一个国家希望由弱变强,最关键的是人才。嬴渠梁目光如炬,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诚意招贤纳士,很不简单!

但真正吸引公孙鞅的,是嬴渠梁所说的“奇计强秦”这四字。“奇计强秦”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弯道超越”,弱者想要赶超强者,如果亦步亦趋,只能是永无出头之日,所以需有“奇计”,不走寻常路。嬴渠梁能看到这一点,不仅不简单,而且很了不起。

于是,公孙鞅只身前往秦国。

在当时的几大诸侯国中,秦国可算是最为贫穷落后的国家,公孙鞅又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所以刚开始很不适应。更令公孙鞅沮丧的是,他无法马上面见嬴渠梁。后来,公孙鞅只好通过景监这个内宫太监,才得以见到嬴渠梁。

后世对公孙鞅通过太监景监得见嬴渠梁颇有微词。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历朝历代,不要说通过太监,就是通过后宫的关系往上爬的人也不在少数。自古成大事者多务实而不拘小节,何况公孙鞅当时的情况也不容许讲究这许多。如果他被虚名所困,被细枝末节所束缚,他就无法见到嬴渠梁,还谈什么成就大事业?

事实上,嬴渠梁的秉性与公孙鞅相似,他也是个务实而不讲究虚名的人。

公孙鞅第一次见到嬴渠梁,试图以的王道来说服他,结果嬴渠梁毫无兴趣,听得哈欠连连,根本听不下去;第二次公孙鞅再见嬴渠梁,试图以霸道之术说动他,嬴渠梁还是无精打采,心不在焉。

经过这两次试探,公孙鞅大概了解了嬴渠梁的为人,于是拿出他的看家本事,说出变法图强的办法。嬴渠梁果然听得津津有味,与公孙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公元前359年,公孙鞅准备开始实行变法改革,但秦国的贵族都不赞同,于是公孙鞅与秦国的贵族之间发生了一次辩论。

公孙鞅说:“对下层人,不能和他们商议开创的计划,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讲论至高道德的人,与凡夫俗子没有共同语言,要建成大业也不能去与众人商议。所以圣贤之人只要能够强国,就不必拘泥于旧传统。”

大夫甘龙(秦国贵族代表)反驳说:“你说得不对,按照旧章来治理,才能使官员熟悉规矩而百姓安定不乱。”

公孙鞅说:“普通人只知道安于旧习,学者往往陷于所知范围不能自拔。这两种人,让他们做官守法可以,但不能和他们商讨旧章之外开创大业的事。聪明的人制订法规政策,愚笨的人只会受制于人;贤德的人因时而变,无能的人才死守成法。”

公孙鞅的意思很清楚:其一、真理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有效决策无需人多,人多则嘴杂;其二、做大事不能受制于愚蠢的人,因为愚蠢的人缺乏远见,目光短浅又喜欢安于现状,不希望变法,所以,我们要做聪明之人、做贤德之人;其三、秦国想要富国强兵,不再受制于人,就必须实行变法,打破旧有的思维习惯和利益体系。

嬴渠梁显然听懂了公孙鞅的意思,赞成道:“说得好!”并马上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让他制定变法的法令。

(图:徙木为信)

法令已详细制订但尚未公布,公孙鞅担心百姓不相信变法,就在国都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如果有人能把木杆拿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金。

从南门搬一根木杆去北门就能得到十金,这抵得上老百姓几年辛勤劳动的收入,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老百姓们都觉得此事不可信,所以没人动手去搬。

公孙鞅于是提高了赏金,说:“能搬过去的,赏五十金。”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走出来。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半信半疑地把木杆搬往北门,后面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民众。

当他把木杆搬到北门,公孙鞅果然立刻赏给他五十金。百姓因而相信秦国政府的公信力,相信公孙鞅的变法政令。

这就是历史上“徙木为信”的故事。

徙木为信,历来被看作是公孙鞅讲诚信的证据。其实,公孙鞅并不看重个人诚信问题,他所以这么做,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民众相信政府,相信政府的公信力,进而让民众相信,政府接下来的变法措施是真实可靠的,是说到做到的。所以,徙木为信其实是公孙鞅为了变法而特意搞出来的一次宣传造势,或者说是公孙鞅为了变法而导演的一场政治秀。

变法法令颁布一年后,秦国百姓前往国都控诉新法使民不便的数以千计。甚至连秦国太子赢驷也无视变法的措施,触犯了法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组织纪律的维护,变法政令的贯彻落实,都需要执法者公正严明,不能厚此薄彼。否则上行下效,组织纪律必遭破坏,政令也必定无法贯彻落实。同时,公孙鞅也知道,此刻大家都在看他如何处置太子触犯法律的事件。如果公孙鞅对太子不加以处罚,那么,刚刚在秦国展开的变法就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

变法能否成功在此一举,公孙鞅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向秦国的百姓宣布说:“新法不能顺利施行,就在于上层人士带头违犯。但念在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所以不能施以刑罚,然而太子的老师们没能教导好太子,所以必须替太子受罚。”于是便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嬴渠梁的哥哥)处以刑罚,在太子的另一个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以示惩戒。

第二天,秦国人听到公孙鞅的处理结果,无不信服,从此都小心翼翼地遵从法令。公孙鞅连太子以及太子的老师都处罚了,老百姓谁还敢以身犯法?!

新法施行十年,秦国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百姓勇于为国作战,不敢再行私斗,乡野城镇都得到了治理。

这时,当初那些反对变法,说新法带来诸多不便的人,又来说新法的好。公孙鞅讨厌这些见风使舵的墙头草,说:“这些人都是乱法的刁民!”下令把他们全部驱赶到边疆去。从此以后,秦国老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法令的是非了。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公孙鞅之所以禁止百姓议论法令,原因可能就在于此。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公孙鞅依靠自己过人的智慧与手腕,在秦国强力推行变法,终于获得巨大成功。那么他后来为何又惨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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