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5年期间的纪录片历史，也就是1945年至1960年的纪录片历史。这期间，纪录片领域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电视纪录片的兴起结束了电影纪录片“一枝独秀”的局面。电视纪录片是纪录片家族的“二胎”还是“晚辈”？这个问题有待讨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电视兴起之后，电影纪录片与电视纪录片既相向而行，又两军对垒，这条线索贯穿二战以来的纪录片历史。顺便指出，20世纪末，由于数字纪录片加入，“两军对垒”又变成“三国交战”。从“一枝独秀”到“两军对垒”再到“三国交战”，这条线索贯穿纪录片媒介演变的全部历史（此事暂且按下不表，我们以后还要继续讨论，参见本书第10章《泛纪录片》）。
影视争端表面上看是纪录片媒介之争，实际上涉及战前与战后的意识形态之争、经济理论之争，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争端。本章标题来自法国学者居伊·戈梯埃的文章《法国影视纪录片之争》，这篇文章结尾写道：“电影与电视的区别不在于（而且越来越不在于）媒介的不同，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想象和意识形态基础的机器。电影纪录片拥有记忆和历史，拥有自己的神话和传说，而且得益于无与伦比的‘幽暗大厅的芳香’。电视纪录片参与制造流行文化，戈达尔从前就这个问题说过这样一句话：‘电视制造的是时间而不是作品。’这句辛辣的格言具有长久的意义。”但是戈梯埃紧接着又说：“电影纪录片和电视纪录片有兴趣朝着同一个方向航行，永远不会离开彼此的视野。”
电影纪录片与电视纪录片各自拥有怎样不同的“意识形态基础”？我曾经在《幽暗大厅的芳香》一文中做过简单阐述。在电视普及之前的半个世纪里，电影经历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成长环境。虽然那时许多政治、经济、军事等集团也利用纪录电影为各自集团的利益服务，但是由于电影传播渠道不像电视这样广泛，对纪录电影的控制也就相对宽松一些。电视时代到来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电视在兴起的时候就与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电视开始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面积普及时，正值资本主义经济从自由竞争时期进入跨国垄断阶段，又赶上世界政治格局从“热战”转为“冷战”，由于电视对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影响如此之大，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集团在开始建立电视机构时就对这种新兴传媒施行了严密控制。
电视纪录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步的，与电影纪录片工作者相比，电视纪录片工作者少了一些自我表达上的自由，多了几分适应行业要求的自律：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何时说以及怎样说，都得听从许多人的意见和安排。电视纪录片工作者的自律，更多是迫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而非出于其他原因。政治的压力是明摆着的，经济的压力也是不言自明的，而且随着时代的进展，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以美国为例，各种经济集团在1950年代还只是通过出资的形式对电视节目进行渗透，到了1980年代则干脆通过收购电视公司的方式对电视（当然包括电视纪录片）进行直接操控。
进入电视时代，人们越来越笼罩在“电子雾”中，逐渐远离“幽暗大厅的芳香”。“幽暗大厅”当指电影院，“芳香”可以理解为对电影的赞美。芬香何来？来自光顾影院的人们身上喷洒的香水，来自影院小卖部出售的冰激凌，来自未进影院先知其味的爆米花，来自年轻情侣们互赠的玫瑰，还应该来自热气腾腾的咖啡，世界上第一场电影放映活动是在巴黎一家咖啡馆进行的，那是一个寒冷冬日的夜晚，1895年12月28日，这一天被电影史学家公认为电影的生日（参见本书第1章《视觉文献》），或许更来自观众的内心，来自他们的种种期盼即将得到满足时而发自心底的喜悦……“幽暗大厅的芳香”，透过法国知识分子对于电影的赞美，不难看出他们对电影的偏爱，这种偏爱乃相对于电视而言。
言归正传。让我们从1895年回到1945年。二战后15年的世界纪录片千头万绪，究竟从哪里说起呢？影视争端固然是一条重要线索，但是这条线索发展缓慢，直到1960年才逐渐明朗，形成声势浩大的“真实电影”运动，将20世纪的纪录片历史一分为二，是传统纪录片与现代纪录片的分水岭，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章详细讨论。二战后的纪录片历史从哪里说起呢？此时一个声音萦绕在我耳边：“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由于二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无不满目疮痍、瓦砾遍地，国家需要恢复建设，人民需要平复创伤，就让我们从控诉战争灾难、医治战争创伤的“瓦砾片”说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