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这本书的名字是叫《胜者的迷思》，看到署名，不禁在想，为什么要叫做迷思？迷思体现在哪几个方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迷思？
在通读了全文之后，我得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
这一时期的事件，按照文中的中心思想整理出来，体现了三个方面的“胜者的迷思”。
可以参考我整理的这张图：
一：贫富差异：在罗马这一时期，贫富差异增大，影响到了军队的基础：中产阶级。进一步导致了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情况，是马略通过法案，取消了罗马市民的强制征兵，取而代之的是志愿兵制度才得以解决。
二：公民权：随着战争的进行，以及同化的进行，原有的外来者已经成为了罗马的一员，我们姑且将这部分人叫做“公民权的既得利益者”。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庞大力量的阻碍，同盟国家人民想要获得公民权的愿望一直没有得以解决，直到爆发了罕见的同盟国反罗马战争，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统治阶级才出台法案，给予同盟国人民罗马的公民权。
三：政体结构：罗马从开国之后就奉行，以元老院为主导的，“少数人领导制”下，结合市民大会、执政官之下的三权分立的治国方针。但是，这一问题在太平时期，不容易暴露出问题，一旦到了紧张时期，就得通过“元老院最终劝告”或者任命一个独裁官来解决紧急事件，也就是说灵活性不够，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不够。而这一时期初期的罗马已经开始出现的苗头是元老院的权利削弱，执政官的权利增强。中期的苏拉试图通过政策恢复并巩固元老院的权利。但是因为频繁的战争+复杂的局势使得这种突发事件和紧急事件层出不穷，导致频繁任命独裁官，最终，苏拉一手建立的以元老院为主导的政治结构破碎，转而开始趋向个人集权+市民大会和元老院作为辅助这样的权利结构的演变。
前言：
开篇作者提到了，战败的汉尼拔曾经说过的话语：“无论多么强大的国家，都不可能保持长久的国泰民安。即使没有来自外敌的威胁，也会出现产生于内部的敌人。这就如同人体一样，强健的体魄可以抵御外来疾病的入侵，但是内脏器官的疾患，却会制约身体的健康成长，并使人饱受折磨。”虽然汉尼拔在半个世纪之前说的这段话不是对罗马所说，但是对于这个时期的罗马来说，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共和政体时代末期，是个人主义明显抬头的时期。随着个人主义的抬头，“少数人统治”下的罗马，也就是指在元老院为主导的统治下的罗马，随着时间的累积，一些问题暴露出来了。不是说一下子出现了问题，而是问题在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显现出来的一些苗头让当时的罗马看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刻。
曾经的执政官试图去修复这个体制，提升罗马元老院的权利，苏拉的政治手段都很好，但是如果方向错了，那么每走一步，也就意味着更多的错误。有时候，方向远远比手段更加重要。
正文：
承接上一篇读书笔记的最后，我们只是说到了罗马降服了迦太基，实际上罗马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也就是在公元前149年到公元前146年，因为迦太基方在政治上面的几次幼稚的行为，最后致使这个拥有700年历史的迦太基遭到了彻底3的灭亡，这在罗马的历史上是少见的。在第二次布匿战争过去半个世纪之后，历史走进了公元前147年。
公元前147年是布匿战争的第三年，一个年轻人来到罗马进攻迦太基的阵线上。这个人是应当时的罗马军总司令小西庇阿的邀请，作为特别的客人来到战线上的。年轻人的名字就是：提比利乌斯·森普洛尼乌斯·格拉古。他是本书的第一时期的主角。格拉古兄弟在母亲良好的教育之下长大，不得不说，后来的凯撒也是因为从小受到母亲良好的教育才这么优秀的。所以，母亲的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格拉古上台之前的罗马社会背景：
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后，罗马的执政官开始被几个大的家族包揽。平民阶级和贵族阶级的对立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元老院和非元老院阶级之间的对立却有固化的趋势。同时，因为汉尼拔入侵的这一非常时期，使得之前的元老院的劝告，其性质从原本的建议，几乎变成了决策，这样性质的变化被延续了下来。元老院的权利集中程度令人吃惊。几乎垄断了外交、人是、财政、司法。
同时这一时期，贫富阶级差异化。由于西西里大量优质廉价的谷物进入。大量农民受到冲击。此时因为综合国力的上升，不少农民转行种植橄榄和葡萄。
同时，在公元前150年前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一，战争国债取消。因为之前的战争国债都是按照居民收入的比例去收取的，那么这个政策收益最大的就是富人，越富有，他的收益就越大。于是，可以想象，这个政策给富人产生了更多的富余资金。
第二，骑士阶级扩大。因为元老院阶级不准经商，此时的骑士阶级增多。随着市场的扩大，越来越壮大。也就是简单地说，市场的走好，让原本有资金的人，积累资本的速度远远快于穷人。这个在古今中外似乎都是颠补不破的真理。骑士阶级还负责承包代理征收租税。很多穷人交不起钱，还会像骑士阶级借款。这不就是古代的银行吗。实际上，我们不能认为骑士阶级仅仅就是打仗，他还负责了军需品的采购。总之，元老院阶级想做，而不能做的，骑士阶级都可以做，这就有了政商之间的相互合作。
如果财富超过了自身需要的增长，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考虑投资。最合适的投资对象就是土地，这在古今中外都是通例。加上外来大量的奴隶的涌入，外来奴隶是廉价劳动力，并且，没有罗马市民权，也就意味着不用服兵役。
那么，综合上述几点来看，必定会出现土地资源在富有阶级的集中。而罗马的军事力量是建立在自耕农这类中产阶级之上。这就出现了问题。
总结起来就是：自耕农因为不成规模，种植橄榄、葡萄等作物的成本不划算，因为这样的作物需要成规模。与此同时，他们种植的小麦等常规作物在受到西西里的大量廉价、优质的冲击的情况下，只能向骑士阶级借款。而另外一边，富有阶级大量聚集土地，雇佣廉价劳动力从事橄榄、葡萄等高附加值的作物。使得资本积累速度越来越快。
格拉古兄弟时代（公元前133-120年）——贫富差异问题的提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格拉古以护民官的身份登上了罗马政治的舞台。
格拉古致力于将这样的不平衡消除。出台了很多政策，其核心用意就是限定上层阶级持有土地的上限。格拉古在改革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品质以及为国家尽忠职守的主人翁精神，让人心里由衷的敬佩。但是，这样过于激进的政策也就造成了和元老院阶级的对立。与此同时，自己为了政策可以顺利实施，他拿到了护民官的职位，这个职位是可以直接代表平民阶级行使权力的，但是因为缺乏政治上的智慧，导致自己的根基也不稳。在一次投票的冲突中，格拉古被杀死。在改革的关键时刻，出现了断层。导致这一动乱和冲突持续了百年。直到奥古斯都时期才得以解决。
得到的启发有两点：
1.格拉古的方向是对的，但是看任何事情尤其是历史事件，不能只看初衷。往往很多初衷是好的，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坏的。事情都有一套演变的路径和规则。在涉及到国家层面的政策，要考虑的因素是非常之多的，如果一项政策过于激进，一下子触及到了太多既得利益者，那么施行起来阻力会很大，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不必要的矛盾甚至战乱。格拉古就是犯了这个错。
改革，一定要向后来的“奥古斯都”大帝那样，一次动一小部分，一点一点的进行博弈。双方的对抗一定是温和的，才能长久。最近看到句话：绕指柔化百炼钢，我想是一样的道理。政治家与其说是怎么改革怎么斗争，还不如说是怎么通过巧妙的政治智慧去达成自己的目标，这个很重要。
2.格拉古是以护民官身份上台的，如果在护民官的职位上稳扎稳打，相信十年自后取得执政官的职位是非常有希望的，在这十年，足够让他去想办法和做准备，更好地去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格拉古不具备这样的政治远见，注定无法成为名垂青史的人物。
之后他的弟弟盖乌斯上台， 一些列温和而有效的改革进行，支持率上升。盖乌斯虽然步步为营，但是终究不敌元老院的势力，最后两位都英年早逝。
他们在位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一针见血地提出了罗马当时存在的贫富差异化和市民权的问题，虽然没有有效执行，但是为后来的执政官所注意。并且，在凯撒、奥古斯都时期真正得以贯彻和实行。
两位去世之后，迎来了马略和苏拉时代。
马略和苏拉时代（公元前120-78年）——市民权问题的解决
马略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背景的人，具备强烈的野心，选择了从军，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的道路。战场上表现出众的他，在公元前119年，被选为护民官。通过和当时的二流家族尤里乌斯通婚，在公元前115年得到法务官的职位。马略的军事才华是在五年之后的“朱古达战争”。努米底亚发生动乱，罗马出兵镇压。罗马方派出将军梅特路斯和马略上场，但是因为意见不合，马略决定自己竞选执政官。此时的罗马，军队战斗力已经严重不足。经常苦战，还会有失败。马略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选了执政官。
马略将原来的征兵制，变成了现在的志愿兵制。将以前是征兵制下国家需要支出的士兵经费转化为志愿兵的工资。这一举动就比格拉古的直接从既得利益者身上活生生割肉然好得多：
第一，当时罗马对外战争中，因为军队的素质下降，对于军队改革的呼声很高。
第二，马略的改革没有涉及农地的重新分配。不影响既得利益者。
第三，免去了被迫服兵役的下层人民的困扰，同时，此举让从军的志愿兵形成一种军人的职业，而当时的军队是几乎所有执政官的必经之路，给了他们一个职业，一种尊重。
这也就是智慧：竞争中，你一定要和对方去抢夺某一个东西吗？眼光放远一点，你会发现，你可以不和他竞争，开辟一个新的战场。这样，从某种角度上面来看，就是一种共赢。
马略对于军队制度执行改革，进一步改善了当时军队的情况，但是凡事有好就一定有坏。马略的军事改革带来的坏处就是军队的私有化。人们将马略当成了自己的救世主，同时，军队的私有化意味着个人的集权时代的开始，这也是最后导致罗马“少数人领导制”破碎的一个主要原因。
此时罗马关于公民权的问题：
第一，布匿战争结束之后，以保卫罗马领土、主权为主的保卫战几乎没有了。罗马同盟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
第二，之前的公民权，因为在战争年代，不仅要服兵役，还要缴纳战争国债，比较辛苦，所以别人是不喜欢的。但是现在的公民权，因为罗马实力增加，同时免去了国债，所以对于拉丁同盟的、没有获得公民权的人来说，他们已经很向往。
第三，从马略实行志愿兵制度之后，从罗马公民的角度来看，他们不用强制被服兵役了，因为已经改成了志愿兵制度。而同盟国却依然需要提供兵力。
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不对等。这期间并不是没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而是涉及到罗马的公民权的改革，因为涉及到庞大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问题，既得利益者是原外来者加上原本的罗马市民，所以在当时的罗马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话题，并且，在感受不到问题严重性的时刻，罗马人倾向于稳定不变。
在这种背景之下，护民官德鲁苏斯提出，应该授予整个在意大利的人以罗马公民权。意料之中，遭到了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此时，同盟国家的反罗马情绪已经高涨，在这样的提案遭到了反对之后，同盟国的情绪被点燃。罗马爆发了同盟国的反叛！这在罗马历史上是罕见的！
因此引起重视的的罗马人很聪明，没有陷入战争的泥潭不拔，当时的执政官，也就是凯撒大帝的父亲提出法案《尤里乌斯公民权法》，向元老院提出建议，给到所有同盟国家公民以罗马公民权。于是，这场风波很快就平息了，原来反叛的同盟国家马上回到了罗马阵营。
纵观罗马走到这一时期的历史，可以总结出一个大致的脉络：
1.在公元前367年的《李锡尼法》中，将国家公职的职位向平民阶级开放，从此解决了贵族和平民阶级的矛盾。
2.公元前90年《尤里乌斯公民权法》中，将罗马的公民权赋予了同盟各国国家的公民，从而解决了罗马核心国和同盟国的矛盾。
关于政体：
随后取得执政官身份的是苏拉，借用独裁官的身份开始奉行“少数人领导制”，着重强化了元老院和相关部门的力量。此时的罗马市民普遍认为，罗马地“少数人领导制”，即以罗马元老院团体作为主导的、并存市民大会和执政官的统治模式将是罗马未来长期奉行的统治模式。然而，不符合历史潮流、不和当下情景契合的政策，迟早是要被推翻的。
庞培时代（公元前78-63年）——旧政体的崩溃、新政体的萌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苏拉的离去，一手建立的“少数人领导制”很快破灭了。原因是因为公元前1世纪罗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苏拉一手建立的制度所能解决的。
简单地说，在面临紧急事件的时候， 不得不任命独裁官，那么独裁官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于少数人领导制的冲突！后续因为战乱，给予了29岁的庞培以“绝对指挥权”这是苏拉一手辛辛苦苦建立的体系的崩塌的第一步。
在接下来因为庞培和罗马第一首富的结盟，让原本权利就被削弱的元老院更加虚弱了。
这两个人和苏拉的区别就在于，苏拉是个善恶分明的人，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目标，为了达到这个政治目标，他清楚不能太过在意选票，如果不能坚持己见，稍有懈怠，顺从所谓的“民意”，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改革就会半途而废。而庞培和克拉苏则不同。
苏拉具备领袖的几乎全部气质，只是在预见性方面有所欠缺。
随后的罗马经过肃清海盗和本都之间的战争。可以预见的是，此时罗马“少数人领导制”已经崩塌，凭借战争，庞培再次当选，也就意味着元老院的势力越来越弱。罗马平定了亚美尼亚和叙利亚。至此，因米特拉达梯作乱而使罗马烦恼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小亚细亚地区，终于安定下来。
结语：
关于开篇提到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只是针对于贫富差距的问题，通过志愿兵的征兵策略，解决了因为贫富差距问题导致的军队征兵困难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罗马联盟的反叛发生之后，得到了有效地思考和被迫的解决。
第三个问题，随后的苏拉致力于恢复“少数人领导”，但是违背了历史的发展，很快被颠覆，同时因为军队的“私人化”更是加速了这样的进程。
感悟：
读书最重要的不是你知道了你以前不知道的事情，而是你通过阅读的输入+整理+思考变成你的输出，当你有了输出之后，再用你的输出去和作者进行对话、质疑和再理解，这个过程你得到的思考和感悟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现在的信息时代，你想知道一件事情很简单，百度。但是你想要具备洞察和批判的能力，这就不是百度能够给你的，因为这种能力，是没有办法通过简单的记忆和输入就能够得到的，一定要经过一个化繁为简，升华提炼才能够获得。
在这三周的读书笔记中，因为写的东西是要发出来给大家看的，所以每次都会很认真地去思考和总结。这样的习惯很好，因为思考和总结的过程中，你会有意识地去和作者对话，同时也和自己旧的认知对话。这一对话的过程就是你将书本的知识内化成为你自己的知识的过程。会经历痛苦，但是，做完了之后你会很清晰，收获颇丰。如果对这个方法感兴趣的，可以推荐你们一本书，叫做《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样的读书方法是从这本书里面学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