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为每位病人创造不同的治疗
在当前的心理治疗研究中有一个巨大的矛盾之处。因为研究者需要比较不同的治疗方法(例如药物疗法和另一种治疗方法)，所以必须提供“标准化”的治疗，也就是说为研究项目中的所有被试提供统—的治疗，这样以后其他的研究者和治疗师才能够对这个研究的结果进行重复(就像是检验新药效果时采用统一的标准一样，所有的被试接受相同纯度同等效力的药物，对于以后的被试可以提供完全相同的药物)。但是正是标准化减少了治疗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和这个问题共存的是，许多心理治疗研究采用经验较少的治疗师或者学生治疗师，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样的研究与现实情况之间只存在微弱关系。
考虑一下有经验治疗师的任务。他们必须与病人建立关系，这个关系的特征是真诚、无条件积极关注和自发性。他们必须敦促病人以其“紧要点”开始每次治疗，并且当病人的重要问题在治疗中得以展现时，必须在更深的层次上对其进行探索。什么样的问题呢?可能是一些对治疗师的感受；或者是一些作为前一次治疗结果出现的问题；或者是在治疗之前做的梦。我的观点是，治疗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关系是动态的，是永恒变化的；体验有一个连续的顺序，对这个过程需要进行检验。
从其最核心来看，治疗的过程应该是自发的、流动的，总会进入无法预期的新领域。如果要把治疗变成一套公式，可以让没有经验的、没有受到良好培训的治疗师(或者电脑)提供一个统一的治疗过程的话，那么整个治疗已经被扭曲了。由医疗保健运动所引发的真实警告之一是对于标准程序式治疗的依赖。这种治疗要求治疗师遵从一个预先设定的顺序，事先计划好每周需要谈论的话题和做的练习。
在荣格(Jung)的自传里，他描写了对每个病人的独特内心世界和语言的欣赏。这种独特性要求治疗师为每一位病人开创一种新的治疗语言。可能我对这一点有所夸大，但是我认为目前心理治疗的危机是过于严肃、治疗师的自发性受到过多损害。心理治疗需要一场激烈的变革。我们可能需要走得更远：治疗师必须努力为每位病人创造不同的治疗。
治疗师必须传递给每位病人的是：他们共同的、最大的任务是一起建立关系，让这个关系本身成为改变的媒介。在一个速成课程中教授这样的技能有着极端的困难。最重要的是，治疗师必须准备好“走”到病人“走”到的地方，尽其所能在关系中建立安全感和信任。我试图为每一位病人“量身度造”治疗，为每位病人寻找最好的治疗方法。我认为根据病人的特点不断改进治疗的过程既不是治疗的基本工作也不是治疗的序曲，而是治疗最核心的工作。这些话即使对短程治疗的病人来说也同样有效，但是主要适用于那些能够负担(或者有能力进行)开放式治疗的病人。
我试图避免采用事先已经构建好的技术，尽力让我的选择出自治疗情境当时的要求。我相信技术只有在产生于治疗师和病人每时每刻都有所不同的互动中才最为有效。每当我向我督导的治疗师建议一些干预方法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试图把这些干预方法在下次治疗的时候塞进去，而且这样做之后通常会起到反效果。于是我学会了在给予反馈之前先要说明：“请不要在下次治疗的时候尝试这种方法，但是在这种情境下我可能会说……”我的看法是每次治疗充满了大大小小的即时自发反应或者技术，不可能事先计划好。
当然了，对于治疗新手和老手来说，技术的含义有所不同。一个人在学习弹钢琴的时候需要技巧，但是如果一个人想要做音乐的话，他或她最终都需要超越已经学到的技术、信任自己的自发反应。
例如，一个经历了一系列丧失的病人在一次治疗的时候十分绝望，因为她刚刚听说了自己父亲的死讯。几个月前丈夫的过世已经使她十分悲痛了，她简直不能忍受自己想到要飞回父母的家参加丧礼，也不能想到如何看到自己父亲的坟墓就立在自己兄弟的坟墓旁边(很年轻就去世了)，同时，她不能够处理不去参加父亲的丧礼所带来的负罪感。在平时她是一个资源异常丰富、有力量的人，经常会批评我或者其他试图为她把事情“摆平”的人。但是现在她需要从我这里得到些东西，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一些可以降低负罪感的东西。我的反应是让她不要去参加丧礼。但是我把下次治疗的时间安排在了举行丧礼的时刻，整次治疗都用在了对她父亲的回忆之上。两年后，在结束治疗的时候，她向我描述了这次治疗对她的帮助有多大。
另一个来访者不堪生活的重压，在一次治疗中，她几乎不能讲话，只是双臂环抱着自己，身体微微颤动。我感到一股强烈的冲动要去安慰她，拥抱她，告诉她一切都会过去的。我打消了拥抱她的想法，因为她曾经被继父性虐待过，因此我必须要尤其注意保持我们之间关系的安全感。在治疗结束的时候，我按捺不住，提出要改变下次治疗的时间，以方便她的日程。通常她不得不打断工作来见我，这一次我提出在早上，也就是她上班之前进行治疗。
这个干预并没有带来我所预想的安慰，但是仍是有效的。别忘了基本的治疗原则是治疗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可以作为治疗的材料。在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境中，病人感到怀疑和受到威胁。她相信我并不是真的想见到她，我们安排的治疗时间正是我一周中处于低潮的时候，我改变见面时间不是为了她的方便，而只是为了我的方便。这些资料把我们带入治疗性的问题上来：她的自我鄙视以及她把对自己的憎恨投射在我身上。
十一、治疗性的行为，而非治疗性的话语
抓住机会了解你的病人。注意经常询问病人感觉治疗过程的什么地方对他有所帮助。之前我强调过病人和治疗师对于治疗中有帮助事件的看法可能会不一致。病人认为有帮助的事件通常是关系性的，经常会和治疗师做出的在治疗框架之外的行为或者一些表明治疗师的坚持和关注的行为相关联。例如，一个病人提到即使他打电话告诉我他得了流感之后，我仍然愿意见他(最近他的婚姻治疗师因为担心传染，当他在治疗中开始打喷嚏和咳嗽的时候，缩短了治疗时间)。另一个病人，确认我因为她长期的愤怒而一定会抛弃她，结果在一次治疗结束的时候告诉我说最有用的干预是我规定每当她对我发了一大顿脾气之后，都会自动多安排一次治疗。
另一个病人在治疗结束进行总结的时候，提到了一件事情。那是在我出差之前的一次治疗，她给了我一份她写的故事，我寄给她一封信告诉她我是多么喜欢她的作品。这封信是我关心她的可见的证据，在我不在的时候她经常会去读那封信获得支持。给非常痛苦或者有自杀倾向的病人打个电话只需要花很短的时间，但是对于病人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位曾经入狱的有强迫性偷窃病人告诉我说，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来自我的最重要的行为是一个支持性的电话，那时正值圣诞购物季节，是她经常失控的时候，而且当时我并不在城里。她感到当我努力表达我对她的关心时，她还怎么可能如此忘恩负义地去偷东西。如果治疗师担心这样做会培养病人的依赖性，可以请病人一起找到一种策略能够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给他们提供支持。
还有一次，仍然那位强迫性偷窃的病人，当时她已经改变了很多，只会去偷那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例如棒棒糖或者香烟。她关于偷窃的理论永远是她需要平衡家庭开支。这个信念很明显是非理性的：首先，她很富有(但是拒绝让自己了解丈夫的财产)；而且，通过偷窃省下的钱实在是微不足道。
“现在我怎么做能够帮助你呢?”我问到，“我们如何能够让你摆脱穷困潦倒的感觉呢?”“我们可以从你给我一些钱开始。”她狡黠地说。于是我打开钱包，拿出50美元放在一个信封里，告诉她如果她想偷什么东西，就从信封里拿出等值的钱出来。换句话说，她是在偷窃我而不是在偷窃商店。这个干预使得她减少一直控制她的强迫性偷窃行为，1个月后，她把这50美元又还给了我。从这以后，每当她又以贫穷作为合理化理由时，我们就会提到这次事件。
一位同事告诉我，一次他接待了一位舞蹈演员。在治疗结束的时候，她告诉他治疗中最有意义的事件是他去参加她的一次独舞表演。另一个病人在治疗结束的时候，提到我愿意进行气氛疗法(aura theraPy)的事情。一位新时代的信仰者有一天走进我的办公室后，坚持说自己感觉病了，因为围绕着她的“气团”(aura)出现了裂缝。她躺在我的地毯上，为了弥补裂缝，我按照她的指示用手从头到脚在距身体十几厘米的地方滑动。因为我经常会置疑新时代理论的治疗方法，所以她把我同意按照她的请求去做看成是一种关爱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