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二十六岁，四岁那年父母离婚，打那以后就没有父亲了，自然也没有开口叫过人“爸爸”。中间有五六年的光景，郭女士跟某个男人结了些薄缘，于是过了一段有爸爸的生活。后来缘散了，我也长大了，就再也没有开口喊过人“爸爸”了。

　　也许是命里就跟父亲缘浅，我对没有父亲这件事并没有太多在意，对于谁将成为我的父亲这件事也没有过多苛求，“父亲”两个字对我来说，就是个称谓而已，没有多少沉甸甸的感情。所以最早知道郭女士和广华叔在一起的时候，我没有过多关心，只是偶尔跟弟弟打探一下他们的感情状况。

　    前几天回家，广华叔和郭女士来火车站接我，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脸盘宽阔，仿佛像饱经风吹雨打的石头一样硬邦邦，左右也不是很对称。然而仔细观察，却能从中发现某种令人心安的东西。那大概就是与生俱来的亲和力，我叫了他一声“叔叔”，他将嘴唇弯向一侧微微一笑致意，然后用厚厚的手掌使劲地抚摸头发。

　　我跨上摩托车，坐在中间，郭女士坐在后面。一路上，我跟郭女士都在闲谈，他偶而搭她的话插几句。

　　到家后，正好碰见路口有小摊贩卖水果，他让弟弟来喊我，问我想吃什么水果，我问了一圈价格之后，挑了一串葡萄。他接过葡萄，又准备买几个新鲜橘子给郭女士尝鲜，但因为价格太贵，郭女士嚷了他一句，他才讪讪地缩回了手，随即将付过钱的那一串葡萄塞到我手里。

　　晚上我躺在床上，弟弟躺在地板上，关于广华叔的事情，他竹筒倒豆子般全部说出来了。我从他的字里行间拼出了一个踏实肯干、敦厚温和的父亲形象，这个形象区别于他的父亲，区别于我的父亲，区别于从这个家里进进出出的其他男人，区别于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过的任何男人。

　　于是在之后的那几天里，我小心翼翼地观察他的一切。他不吃鱼，也不吃一切新鲜玩意儿，对于我带回来的那几盒鸭脖鸭肠、鳗鱼，一筷子都没有动过。他讲话轻声细语，一句话要放在嘴巴里咀嚼好几次才肯从嘴里吐出来，这一点倒是和性急的郭女士不一样。为人实诚，手脚麻利，据说地下室里的木柴、竹子都是他从山上扛下来的……

　　我像个冷静理性的机器人，将搜集到的数据事例全部放进脑袋里，通过二十几年与人打交道的经验，得出几个干瘪、没有生气的形容词作为结果。我以为要通过长久的相处，两个陌生成年人之间才会累积起一点淡薄的亲情好来维系表面的宁静平和。

　　但是，那个发烧的早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我伏在他的背上，某种类似亲情的情感在我心里建立得比想象中还要迅猛，一时间，我又感动又温吞，又忐忑又不安，甚至还想起我的父亲，那个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在我生命中出现过的男人。

　　我的父亲，对于他的记忆我少得可怜，我能记起的那几件跟他有关的事情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几分真几分假。回家的那天，郭女士问我要不要把自己的姓改成她的姓，我连声答应了，就连下意识的思考没有。现在想来，我那个缘浅的生父倒是先现实一步死在了我的记忆里，再也兴不起半点风浪了。

　　家里新建的房子还没有装修好，厨房里的餐桌是一个老旧的小八仙桌上面铺着一块大瓷砖搭成的。桌子靠墙，桌子底下有两个树墩，上面各套了两层塑料袋子，于是成了两个木凳，高矮合适，屁股也舒服。

　　这几天吃饭，我和广华叔各自占据一个木凳，然后面对面坐着，弟弟和郭女士两个人并肩挨着。郭女士从来不是个讲究人，十几年来她装菜都是用又高又深的不锈钢盘子，辣椒炒老豆角装一个盘子，红烧鳊鱼装一个盘，蕃茄蛋汤和青菜各装一个。四个人相邻坐着，狭小逼仄的厨房里，阳光从窗外直直飞进来，在水泥墙上印下四个人影。灶膛里的火还在烧着，不时传来“霹雳”声，头顶的吊扇呼呼地吹着，这情景我有十几年没有见过了。

　    回丽水的前一天，广华叔坐在我房间的地板上，看着我笑着说，“咱们相处的时间太少了，要是时间多一点就更好了。”我回了他一句“来日方长。”如今我坐在自己的小出租屋里，一遍又一遍梳理着这几天的家庭生活。我确切地知道有某种东西和以往不一样了，那种叫家庭温暖的情愫此刻正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我、拥抱我，并且在火车上引诱我哭出声来。它填补了我，包裹了我，并且将重塑我。

　　大概，以后也可以写写“我的父亲”这样的文章了，也有半座山可以靠一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