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民国的名媛人数仅包邮国就能占据中华一半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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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民国时期那些曾叱咤上流社会的名媛们,想必很多人都会津津乐道其背后精彩绝伦的故事,更是对这些曾经的中华明珠如数家珍,比如才貌双绝的林徽因、陆小曼;被誉为上海滩第一交际花的唐瑛;让马君武以“赵四风流朱五狂”所点评的赵一狄;还有当初北大公认的“皇后”马珏,她们都曾是那个时代的焦点,也是民国女子们最前沿的代表。

能被冠以“名媛”二字,并不是单单只是诸如家世、才貌等众所周知的优秀条件,这两个字背后所蕴涵的,不管是学识、思想、涵养还是文化都代表了一个极高的水准,至少在女子当中,是为龙凤。但是这里却有一个非常好奇的现象,就是民国的名媛之中,东南沿海、江浙之地占据了绝大多数,当我们一一来对应的时候,你会发现林徽因是福建人,但是生于杭州,陆小曼是江苏常州的,唐瑛是上海的,赵四小姐(赵一荻)是浙江金华的,马珏是浙江宁波的。当然,有人会说我特意挑的都是江浙籍的名媛,比如宋氏三姐妹是海南的,朱五小姐(朱湄筠)祖籍是贵阳,之后成长活动也未在江南一带,但是假如我们列举所谓的民国十大名媛之后,蝴蝶、张爱玲、阮玲玉、孟小冬出生于上海,潘玉良为江苏扬州人,王映霞在杭州,十有八九皆在江浙沪,如此之高的占比,难道会是巧合么?

显然并不是完全都是如此。当然也有人把会原因归结到经济上面,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早于内陆的通商口岸,加上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这些都是令其独步民国名媛界的原因。可当时的长三角一带之于整个民国来说,经济占比完全没有如今龙头大佬的位置,政治和文化中心显然也并不是这块地区,北京依旧以其都城之姿傲视天下。上有长子东三省,西北有着门户天府国,下有得天独厚的粤澳广,如果从经济文化上去比较的话,说服力其实并不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里另外一个理由更加有说服力,那就是江浙地区原远早于其他省份的明清“女子结社”和“女子开放思潮”运动。

女子结社,既“女子诗社”。是明清两朝于江浙等地所盛行的一场风俗传统。在明朝文学家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中便有“香奁”一列,专录“扫眉才子”共一百二十余人。扫眉才子既唐代著名的女诗人薛涛,这里被泛指为有才情的女诗人。在那个尚旧以“女子无才便是德”为主要思潮,女性教育程度明显低于男性的旧社会里,江浙一带涌现如此之多的“女子才人”,无一不表示着该地区的女性先进意识要远远的高于其他区域。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秦淮八艳”,以钱塘顾之琼为首结成诗社的前“焦园五子”和后“焦园七子”等(中国第一个女性组织的文学团体),都是那时代所划过的惊鸿,也悄然的打开了中华女性文化风潮的先河。

而清朝的江浙之地所沿袭明末的文人结社传统,更将是已经萌芽的“女子结社”发扬光大,比如众所周知的《红楼梦》中便已经有了“探春结社”的情节,它所代表的是清朝我国上层社会的女性已经开始攀比男士文人,女士阶层正在脱离中国传统中女人的形象。在清朝小说家徐震的笔下更有了《女才子书》等描述女性才人的通俗小说,而在其《照世杯》中同样有着描绘女子争相结香兰诗社的盛况。可见至清康熙年间,不断涌现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觉醒”已经是当时整个社会现实写照,只是如前文推测无二,女子结社最盛便在江浙两地,《红楼梦》所描绘是以南京江宁为蓝本,俆震作为浙江嘉兴人,其香兰诗社主要成员也是江浙两地女子。

其中最有力可证明末清初江浙两地女子才学涵养,以及其慕才思想领先于中国的便是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史话》,其中以散曲天下知的吴绡、顾贞立、孙云凤;诗词画艺冠绝的马守真、吴藻、林以宁等均为江浙人士,可以说江浙两地的女子才人人数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除了才情之外,她们已经不再单单只满足于自身素养的提高,随着思潮的不断进步,其中相当一部分江浙才女才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从个人上升至国家的高度,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开始活跃于中国历史上。比如明末钱塘才女顾若璞就常与子媳坐论国家大事(对前文所提焦园诗社的促成亦有贡献)、著就《明三十家诗选》的钱塘才女汪端(第一本女性评诗诗选),到了近代,更有中国女权运动第一人以及倡导者吕碧城、鉴湖女侠秋瑾、张爱玲小说《色戒》中王佳芝的原型郑苹如等,皆生活与江南一代。她们或是纵谈历史时政、横刀立马、也能文墨诗曲、心怀天下,所表现的是完全不让于男士的风范,也体现了江浙等地首开重视女子教育,女性文化的先导地位。

从明末到清,清末至民国,这股风潮并没有因为国家的动荡和社会不安倒退,反而激起更多江浙女子的个人思想升华,从简单的只是“诗家结社”,“闺阁论诗”到“家国天下”。随之而来的自然便是名媛辈出,在那个时代撑起了女性在上层社会中的主流地位,所以也就不奇怪为何民国的名媛江浙可以占据大半个席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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