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窗子，张望整个广场，在遥远的东南角，有一个小小的石碑。从高楼上是看不清它模样的，因为它太小了，也没有醒目的颜色，甚至连石碑上的字也很少。
在五十年前，那个下雨的黄昏，有一队哀伤却平静的人群，簇拥着他来到这个广场，与他作别，然后这群人也各自分散。
似乎很短，又似乎很长，时间流逝过春秋，历史就这样一点点累积。
从后人的回忆中，我们知道，这群送葬的人，有他的学生，也有他的老友，还有的只是一些从未谋面，却深深喜欢他文字的读者。
在这个激荡风云的年代，仍然有一些作者坚持着自己的语调，并没有汇入时代的合唱中。他在《良友日报》副刊“枣园”发表文章最多，与另三位作者“王衡、谢益友、胡先霈”并称为枣园四友。
他们谈国家大事不多，也没有留学经历，多半是读过私塾，受到完整传统学术训练，又辗转来沪，接触了当时欧美日的新思潮、新知识，文字中处处能见他们视野足够开阔，文字蕴藉温厚。
在当时的报刊间，有很多笔战，因为意气、主义、思路，乃至一时恩怨，都会产生各类笔战，就资料统计，四人受到的攻击也不在少数，但无论是何种指斥，他们都很少回应，就现存《良友日报》同期资料统计，只发现了三篇回应文字。分别是王衡两篇，以商榷和公告形式回应了对他个人品行的攻击；胡先霈一篇，就抄袭问题做了回复。相对于近三十篇长短不一的攻击文章，数量极小，而且这种回复也没有长篇累牍，反复辩论，都是简单表明证据，即不再回应。这也是当时“枣园”文章的风格所在，不激烈，不油滑，推崇温厚蕴藉，避免繁缛华丽，即使是哀情伤感到极致的怀友伤亲文字，也不会一味发泄情绪，往往简洁中见真情，读后初觉平淡，思之却有绕梁三日，犹可闻音的感受。
但《良友日报》只坚持了四年，就因为主编殒命，不得不宣告停刊，枣园四友也各奔东西，走上不同的人生。
王衡，字瑶光，回乡创建学校，自任校长，在其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努力发展家乡教育，后来这所中学，成为当地历史最悠久，也最有成绩的教育基地。至今在学校的后山上，还有一座他的铜像立在那里，用的是他在沪上时的照片，穿着长袍，拄着拐杖，风吹衣衫飘起，须发蓬蓬，却目光炯炯，遥望前方。下面刻着他的名言：中心光明，四时不可辍，八风不可摇，匹夫不能夺志。
谢益友，家室众多，北上青岛，一直写文谋生，在《海风报》、《天演》、《小说林》等报刊上连载小说，在《青岛时报》、《好朋友》、《警报》上写小文，这一时期他写的东西，有长有短，风格多变，文字功力趋于成熟，但内容却并不都是他所喜。他的老友郑小桥在回忆录谈到，他始终对写那些”无益“文字感到耻辱和后悔，认为自己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不得不作那些无聊文字，是自己作文生涯的一大污点。在他的几部小说都极受欢迎，书商频频催稿之际，开始敷衍成文，往往笔不加点，写完后就将所有稿子扔给催稿人，不再愿意看第二眼。那是他一辈子生活最安定富足的时期，也是他最感苦恼无奈的时期，后来他染上”烟霞癖“，也与这种精神上的困扰有极大关系。青岛人民出版社前些年策划的”青文大系“，就曾经想出他的全集，但几乎所有作品都是有头无尾，或者缺失章节，即使杂志上连载的内容，也只有早期几本小说是完整的，最后只能以选集形式发行。而更让人觉得吊诡的，还是读者最喜欢的仍不是他所珍视的文字，而是那些他看作人生污点的无聊笔墨，他的文坛地位也同样依赖于此，这种历史评价和作者自我认知的错位，构成了一部耐人寻味的历史。
胡先霈在飘荡几年后，终于选择了离井别乡，旅居海外，关于枣园时代的最好回忆文字，也正出自他在海外所写的回忆录《枣园》。只是除了这本印数稀少的回忆录，他似乎没有发表过其他文字，连他最后的结局，我们也没有更多了解，只在《枣园》的后记里，略略提过一笔：”要告诉亲爱的读者，这本书的作者，在等待回乡的时间，不幸在隔离区，因为一场疫病，发热死去。由于那个混乱动荡的大事件影响，没有人能够记起，他最后的岁月，我们只能愿他得到上帝的佑护。“
那这块小小墓碑的主人呢？
他在一所大学里得到了教职，讲授历史、散文和诗歌，也开过一门小说史课，听过他课的学生很多，散落各方的回忆文字也很多，大多人的评价都是”冷峻、犀利而又不失风趣“，他所编的三本教材《国文散体发展大纲》、《国文韵体发展大纲》、《国民基本通史》都一直受到重视，在现行通用教材编订前，在学校教育中始终是被作为基本教材看待的，对相关领域都有开创之功。无论作为一个文人，还是作为一个学者，他都取得极大成绩，在社会上具有很大影响。但在”辞职风波“后，就因为眼疾复发而选择隐居，逐渐远离了时代风云。战争带来了物价暴涨，市面动荡，他的生命也逐渐衰弱垂危，就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已经看不到任何东西，只能依靠他的学生”听书“。他往往会躺在窗前一张特意定做的长椅上，盖着一件旧毛毯，那是他妻子临终时留下的，他始终舍不得拿去换钱。他的学生坐在他右耳边，按照他的吩咐，读某本书。这段时期，他已不能听太多书，大多只是寻找一些旧书，挑段落温习和检验自己所写的文字。偶尔也会让学生找来几本当下流行的小说，读来解闷。他最器重的学生之一，后来的南派小说大家柳梦原曾经回忆，在听到老友谢益友所写的那本《风雨舟》第十二回时，他微笑说，还是狡狯旧技。并且将当年枣园四友时期的旧事说了几件，都是当时情谊，一一道来，仍如就在眼前。
再后来，他在时代大动荡的余波里，离开了他最喜爱的文字，也别了他的朋友、学生和读者。
他们将他抬起，送到广场边，那里有她妻子的骨灰，当初就洒在一块草坪上，那是她妻子设计的公园。他的骨灰也洒在那里，只是又多了一块小小石碑，纪念着他，也纪念着他的妻子。
前面刻的字是他亲手拟就，”亲爱的人啊，这里安居着一对平静的灵魂“
五十年里，他们亲手设计的公园，他们学生朋友一起竖起的石碑，历经变迁，如今公园面积已不到开始时三分之一，石碑兴废三次，旧的早已不存，如今所立已是今年三月重造。好在所刻的文字还是当年那些。
如果你曾经到过那个广场，除了在那高楼上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也希望你去那块小小石碑前看看，即使它只在小小的一隅，即使那里只有年年生长的草，即使那里只有年年枯黄的草。（“消失的作者”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