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日记一百一十九【717】2024-3-7
原文
早饭后清理文件。陈虎臣来，语次，余为不怿，大作声色斥之。旋与鲁秋航围棋一局。见客，立见者一次，坐见者二次。陶继曾，江西知县，宋其祖凫芗先生《诗集》一部。又两淮运司寄到康伯山著述一部。康名法详，泰州人，著有《诗集》、《诗恬》、《三国志补义》等书，翻阅时许。中饭后又阅康、陶两家之书，见客一次。申刻阅本日文件极多，将《欧阳氏姑妇家传》写毕，至幕府一谈。夜核批札稿。
二更后温韩文数篇，若有所得。古人之不可及，全在行气，如列子之御风，不在义理字句间也。
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十六日
文章全在行气
曾氏工作了一整天：见客、读别人送的诗文集、批阅文件、核批札稿。从早到晚，没有停歇，唯一的休息，是与幕僚下了一局围棋。一天的事情了结后，又在晚上温习韩愈的文章。曾氏说过君子有三乐，其中一乐为读书声如金石，飘飘意远。看来，他夜晚的重温韩文，既有读书求学的一面，也有自娱自乐的一面。
然就在这样一种心情下，曾氏温韩文亦有所得，那就是他从中领悟到古人为文不可企及全在于行气，并不在于其道理之高超与字句之斟酌。将曾氏的这两句话展开来说，即古人散文中江督那些道理固然很好，但我们今人也可以琢磨得出，其中的字句固然珠圆玉润，但我们努力去做也可以做得到，只是它的那种如列子御风般的浩荡旺盛、奔涌万里的胸健气势，却是今人不可能达到的。
这里传递两个信息，一是曾氏对古文研究的探骊之得，二是曾氏极重视文章的气势。曾氏常说他于古文的路径已探索到了，这里说到的“行气”应是其中之一。正因为重视行气，所以曾氏自己为文时很是讲究行之运用，从而培植了自己的独特文风。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特别指出曾氏“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异军突起而自成一派”，对曾氏为文的行气，作了很高的肯定。
原文
早饭后清理文件。旋见客，坐见者四次，立见者一次。围棋一局。阅《说文》十叶，核科房批稿，又坐见者一次。午正请客，蒋于良等，申初散。莫子偲来一坐，阅本日文件。旋又见客，坐见者二次。说话太多，疲乏之至。傍夕小睡。夜又见首府一次。
阅《经世文编》十余首，将选入“鸣原堂”，无称意者。二更后温韩文数首，朗诵，若有所得。余昔年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追。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将此八言各作十六字赞之，至次日辰刻作毕。附录如左：
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若龙，转换无迹。
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三经》，张韩互见。
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杨之华。
茹：众义辐凑，吞多吐少；悠独咀含，不求共晓。
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
洁：亢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
造：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
同治四年（1865）正月二十二日
古文之八种美境
姚鼐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先提出文章有阳刚美与阴柔美之分的概念。他说：“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之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悠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二如寥廊。”
曾氏很赞成姚鼐这种美学观点，说“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他认为，具备雄、直、怪、丽特色的文章可视为阳刚之美的境界，而有茹、远、洁、适特色的文章则可视为阴柔之美的境界。在本日的日记中，曾氏仿效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形式，分别以四句话为这八个字作了阐述。笔者（唐浩明先生）尝试以现代语言来表述曾氏的阐述。
雄：忽然间变得一派轩昂，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常态，气势跌宕起伏音韵抑扬顿挫，抚摸之际锋芒刺手。
直：如同黄河虽有千百处湾流，但至上而下、由此致远气势直奔大海；如同山势忽看像蛟龙腾跃，然而它的转换之处却无迹可寻。
怪：奇趣横生，人鬼惊骇：如同《易经》《庄子》《老子》《山海经》中的玄远奇特，这种奇特在张华、韩愈的作品中也时常出现。
丽：如同春天里的大草泽，千万朵花刚刚开放 《诗经》《离骚》的闪亮韵致，班固、扬雄的耀眼才华。
茹：宏富的义理蕴含在文章中，直接表述出来的部分少，更多的则需要静静地去咀嚼回味，它不追求晓畅明了，一览无余。
远：如同从九天之上俯视地面上细小蚊虫的聚会，如同日日夜夜思念周公孔子，使自己变得不合群。
洁：重复的内容，陈旧的句子，相似的词语，全部去掉；谨慎地对待批评褒贬，上天与旁人都在注视着。
适：内心与外务，两方面都悠闲，不去钻研，也不去贪求，如同柳宗元的记叙小品与欧阳修的序跋，因为它们之中有丰厚的内涵，故而能从容自如。
曾氏模仿司空图，以四句话将一个字（或一个特点）展开阐述，当然把其中的意思说得更为明朗通透了。但如果与司空图想比，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曾氏的这些话，无论在文字的准确方面，还是在意境的开阔方面都与司空图有距离，尤其是缺乏《二十四诗品》中诸如“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那样的佳句。这固然是曾氏军政事务繁忙，没有太多功夫去仔细琢磨；另一方面，笔者（唐浩明先生）这种属于文学理论上的造诣，是需要专门才华的，曾氏也可能并无此种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