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关怀（英文：hospice care）并非是一种治愈疗法，而是一种专注于在患者在将要逝世前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内，减轻其疾病的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                                                                                                                                                                                                   ——百度百科

上一次做临终关怀的时候，库里的投篮好像还没有这么准，人们只是叫他萌神。当时的我正被上不完的课、混不完的实验室项目拖着走，志愿者做到了第二个年头正还犹豫不决；好在老天帮我做了决定，打篮球时撕了韧带，临终关怀的活儿就撂下了。

简而言之，我们每次做的，就是聊天——陪病人聊，陪病人家属聊，实在没得聊就去调戏护士……通常情况下对面躺着一个年岁几倍于你的患者，观念的鸿沟暂且不谈，语言关往往都很难突破。以我服务的上海某医院为例，病人多来自江浙沪，口音浓重者尚能交谈一二，有的人干脆不会讲普通话。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还好，最怕的就是因为这种语言、文化的差异，某个话题会猝不及防的被晾在那里，接下来就是在整个病房蔓延开来的尴尬……当然按照我们领导的老话儿，“在病人身旁无声的陪伴也是一种安慰”，偶尔一次活动结束，我们也会带着这种侥幸心理离开，只希望自己的作用聊胜于无。

又是两年之后，直到昨天再一次走进病房时，我还不确定自己对自己的“老本行”是否还驾轻就熟。去医院的地铁上我始终在回忆自己过去接触过的病人，抗癌七年的倔老头儿，孤苦伶仃的苏北老妪，车祸后神智经常混乱的中年父亲……这些人就像生活中的一些地标，记录着一个人的成长，也提醒自己光阴并没有虚度。脑海中翻过曾经的履历，自信已然代替了之前的惴惴不安，便和同伴随机挑了个病房准备重拾旧业。然而我还是想简单了。

我进了一个癌症病房，专收处在化疗阶段的年轻病人。躺在病床上大都与我同龄甚至更小，挂的大吊瓶盛着足以从早打到晚的药物，父母脸上熬夜的痕迹都还依稀可见。我在这样的氛围中有些不知所措，与其说是我找到了张博士，不如说是张博士的母亲先找到了我。她问过我的学校、专业、年级，我秉着一贯的志愿者准则微笑应答，却看到了阿姨眼里开始泛着眼泪。病床上的张博士皱起了没，略带责备地和母亲说了几句苏北话，大意应该就是“哭什么”“怎么又这样”……事后我才得知，张博士北大力学系本科毕业，之后在香港大学求学，研究流体力学，正常的话应该今年博士毕业开始工作；却在去年十一月份查出了骨肉瘤，目前在该家医院化疗。化疗的频率我并不清楚，每次大概不到一周。张博士看起来状态并不好，半睡不醒也不怎么说话，病床旁边的轮椅落了灰，看上去也是几天没有出去活动过了。这种情况下沟通往往很难进行，你也不知道病人是真地累了想休息还是心理闷懒得讲话。恰巧我的专业方向也是流体力学，以专业前景为话题开始试探（张博一直劝我赶紧换专业==），又谈一谈港大和内地课程、研究的一些对比，渐渐打开了话匣子。张博也看NBA，于是我们的攀谈得以延续，一直可以细数到奥库、斯塔克豪斯之流。期间张博士也开始面露微笑，他的父母得以在一旁稍事休息，免于操劳。由于既定的活动时间仅限一个上午，还没尽兴的我们只得告别。他的父母像我道谢，说张博士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放松过了——没人比他们更清楚，在这间阴郁的病房里，偶尔的笑声和欢愉是多么难得。

由于张博只是阶段性来化疗，我难以确保下周去的时候还能和他相见。与我而言这份工作最难之处就在于和病人建立的关联，来去匆匆打个照面虽好；一旦建立了关联，就不得不开始承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而情感总有溢满的一天。我只能小心翼翼，期许那一天能晚些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