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日记一百一十四【712】2024-3-4（2）

原文

晏起。饭后，到湖广馆看杜诗一卷，纯是矜气。杜诗韩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养气工夫。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见道语，谈及时事，亦善识当世要务。惟其养气，故无纤薄之响。而我乃以矜气读之，是客气用事矣，何能与古人投入哉！

岱云来馆，久谈。夜，在家看小说。

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十八日

读杜诗有矜气

今天，曾氏又到湖广会馆继续读杜诗。他批评自己读杜诗时心中有“矜气”，有“客气”。矜气者，骄矜之气也；客气者，偏激之气也。我们看《读书录》中，曾氏对杜诗的评点，其中可见这样的句子：“杜公以书生谈兵，未必有当于事理。”“公诗拙处往往如此，不可学也。”

杜甫号称诗圣，曾氏于杜甫，也是极为尊崇的，但评点中常有抑制不住的指指点点。曾氏认为这是自己的“矜气”、“客气”的缘故。此时的曾氏年方三十三岁，正是血气方刚之际，杨才露己是不可免之事。曾氏为此常作检讨。当然是一边检讨，一边又重犯。不过，这也是少年得志的常态，曾未能免俗。但接下来，他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杜诗韩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养气工夫。”

知言与养气，这是曾氏对前人诗文的深刻领悟。他认为正是因为杜韩知言，所以他们的诗文中总会有一两句说到事物的点子上，若谈论时事，也能够说到关键处。也正是他们善于培植自己的浩然之气，故而他们笔下的诗文总是气势宏大，绝不纤薄。曾氏认为，在这样的大家面前，自己不虚心学习，反而以一副高明者的姿态妄加雌黄，是不自量力的。这种不自量，就是矜气、客气。

这天夜里，曾氏在家里看小说，读什么小说，他没有写明，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从曾氏其他的日记中，知道曾氏读过《红楼梦》、《绿野仙踪》、《阅微草堂笔记》等小说，可见曾氏看书比较驳杂，眼睛并非只盯在传统正书上而不斜视。

原文

温《汉书》冯唐汲郑传、贾山传。在坐。少睡片刻。早至贡院，搜检翻译，童生五百余人入场。拜客，陈颂南、刘宽夫，凡三家。会客三次。傍夕至亥正，写家信一件，第八号。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卫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

予于四者略涉津源，天质鲁钝，万不能造其奥窔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从事，庶以渐磨之久而渐有所开。义理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四子弟”，曰《近思录》。词章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曾氏读古文钞”，曰“曾氏读诗钞”二书，皆尚未纂集成帙。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考据之学，吾之从事者四书焉，曰《易经》，曰《诗经》，曰《史记》，曰《汉书》，此十种者，要须烂熟于心中。凡读他书，皆附于此十书，如室有基而丹雘附之，如木有根而枝叶附之，如鸡付卵不稍歇而使命，如蛾成垤不见差而思迁，其斯为有本之学乎！

咸丰元年七月初八日

义理、词章、经济、考据

古文大家姚鼐认为学问有三大门类：义理之学、词章之学、考据之学。曾氏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个门类：经济之学。并将这四门学问孔门四科挂上钩：义理之学即孔门的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即孔门的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即孔门的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孔门的文学之科。如此一联系，曾氏为自己的这一说法引来权威依据。曾氏认为这四门学问闳阔深厚，自己不可能都能有所造诣，于是选择最为要紧的几种书深入研习，希望借此渐入堂奥。

在义理之学上，他选择“四子书”与《近思录》。“四子书”即周敦颐、二程、朱熹、张载的著作。《近思录》为朱熹与吕祖谦合编的一部书。这部书摘录周敦颐、二程、张载六百多条言论。在词章之学上，他以自己素日所抄写的文集与诗集为读本。这两部书即闻名于近世的《经史百家杂钞》与《十八家诗抄》，在经济之学上，他专攻以汇集制度法令为主的《会典》和魏源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两部书。在考据之学上，他则用心于《易经》、《诗经》、《史记》、《汉书》四部书。曾氏要求自己对这十部书烂熟于胸，以之为学问根本，在这个根本上在读其他的书籍。

曾氏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以经世致用为读书求学的目的，故而特别注重安邦治民的经济之学。黎庶昌编的曾氏年谱一书，在“道光二十八年”一章中说：“公尝谓古人无所云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壹衷于礼而已。秦文恭公《五礼通考》综括天下之事，而于食货之政稍缺，乃取盐课、海运、钱法、河堤等事，抄辑近时奏议之切时务者，别为六卷，以补秦氏所未备。”正是因为重视经济之学，在承平之世时预作储备，才有后来脚踏实地的巨大事功。